葛红亮:“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 次 更新时间:2019-01-22 2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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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亮  
国家对自身及“他者”的权力、意图与动机才可能持有积极而客观的评价态度。由此看来,一个开放、公正与互惠互利的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建立将有利于奠定决策者与一般民众追求经济领域“确定性”的根基,进而也构成了国际安全“确定性”得以重塑的关键路径与不可缺失的战略基础。

   第二,国际安全“确定性”的重塑依赖于“积极有为”政治安全理念的共享。“不确定”时代在政治领域主要以全球政治秩序偏向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深刻影响。受政治保守主义影响,在国际安全治理领域,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间难以进行有效的经验与权力分享,而传统发达国家虽然依旧主导着全球安全治理,但却表现为保守性的战略收缩的姿态,并在治理过程中“不作为”或“胡乱作为”。与此同时,在集体“恐惧”与经济焦虑的作用下,来自社会层面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利用网络扩散民粹主义主张及散播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思想,民粹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结合催生出更为消极和倾向于不作为的全球治理参与政策,而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主张则通过恐怖主义组织及其行动直接威胁着国际安全。在政治保守主义的作用下,一个国家难以对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做出积极与客观的评估,从而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理念与对外安全战略的选择。(43)秉持保守主义政治安全理念的国家通常在安全理念层面奉行霸权安全观,将自身的安全凌驾于“他者”安全之上,或推行所谓的“占优”战略,(44)在国家间安全关系中追求相对优势,进而使国家间出现军备竞赛与相互猜忌及不必要的摩擦、冲突。

   为缓解国际安全中的“不确定性”及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国家间共享“积极有为”的政治安全理念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积极有为”的政治理念在内容上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积极而有为的全球安全治理策略。不可否认,相较于新兴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发达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态度偏向消极、保守,投入的力量也显著不符合其发达国家的身份。由于当前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社会难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面对这些问题上“独善其身”,而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与治理能力则对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相关全球性问题必不可少。第二,共享的、与时代需求相匹配的全球安全治理权力框架。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层面分享的不仅仅是经验及提供相关智力、财力的支持,而且应该建立全球治理权力分享架构,进而使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能够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保持平等政治磋商与共同协作。第三,正确审视民粹主义的泛起及其对当今全球政治的消极影响。民粹主义在西方选举制下有其合法正当性,而经济低迷不振使其拥有泛起的土壤与基础,也时常成为政客争相利用的工具。然而,其一旦成为决策者决策的基础,保守主义与极端主义(乃至国家恐怖主义)将主宰着这个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

   “积极有为”的安全理念包括三方面内容: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相比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实质上是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其基于一定的权力结构和物质条件,也有赖于一定的价值基础与思想前提,离不开国际社会在安全问题上的共同价值的调节作用。(45)这意味着,我们通常认识的安全“自助”原则实际上更应带有积极寻求“他者”帮助或“善意”帮助“他者”的内涵,而并非追求所谓的霸权式安全或基于相对优势占有形成的可能导向“安全困境”的安全状态。相反,在积极、有效而客观评价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安全的战略选择可以是多元化的,积极寻求“他者”帮助或者照顾“他者”的利益,进而缓解国家间安全关系的“不确定性”,实现合作与共同努力下的共同安全(帮助“他者”同样获得安全)。(46)同时,全球安全治理的内容及其应对范围不仅聚焦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还应致力于共同应对经济领域、传统安全领域的普遍性威胁。

   第三,国际安全“确定性”的重塑依赖于全球与地区安全秩序与制度的“与时俱进”。全球性或区域的安全秩序与制度的滞后是“不确定”时代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国家间重视安全领域的秩序与制度创建,但相关制度与秩序的不完善依旧使国家间安全关系因自身与“他者”的权力、意图与动机难以捉摸,表现为忧虑与不安的情绪。

   国际机制对国家追求利益和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安全是有益的。(47)国际安全领域亦如此,甚至有学者认为,国际安全的实现也离不开国际安全规范与原则的调节作用。面对“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领域种种挑战的情形下,全球与地区安全秩序与制度的“与时俱进”同样必不可少。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48)一个层面是全球与地区安全秩序和制度应着眼于针对性的安全问题与挑战,使制度与问题相互匹配,从单纯协调国家间传统安全关系的层面转向不断兴起的全球性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另一个层面是全球与地区安全秩序、制度同样应该符合世界权力格局的发展方向,安全秩序、制度与规则的完善与创新应以构筑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和睦关系为重要任务,实现二者在其中的积极参与和经验与权力分享。

   可见,国际安全“确定性”的重塑是一项系统的涉及多维度的战略议程,需要以缓解全球经济领域的“不确定性”、消除政治与安全理念层面的保守主义与建立“与时俱进”的全球安全治理秩序、制度与规则为基础。虽然各个领域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国际安全“确定性”重塑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这就是积极而客观地评估自身与“他者”的权力、意图与动机,维护国际安全的“自助”原则的“确定性”、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及国际体系的“确定性”。因而,实际上,国际安全“确定性”重塑的上述路径也正是尝试对本文开篇所提出问题——如何缓解“不确定性”及保障“确定性”——的回答。

  

六、案例:中国—东盟重塑南海地区安全的“确定性”


   由于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纷争长期悬而未决、南海地区局势不时出现紧张局面,南海问题曾长期被视为地区安全问题的“火药桶”。如今,随着“不确定”时代的缓缓而来,南海问题的发酵及地区安全局势的走向也渐趋步入一个新时期。而这一时期中,虽然南海问题本身涉及的主要因素(例如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纷争、大国关系及中国—东盟国家关系等)并未改变,但已经有两个不争的变化:第一,南海问题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由单纯的主权纷争逐渐发展为兼具战略、外交与安全色彩的地区热点问题。(49)而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等南海地区国家而言,则是地区安全“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第二,作为影响南海地区安全形势的基础因素,中国—东盟—美国间的“三角关系”互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其中同样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东盟在南海对话中的主要议题——如何实现南海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在构成双方共同诉求与致力于实现的目标的同时,却至今依旧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50)透过中国与东盟国家南海对话与共同维护南海安全的过程,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的“确定性”路径进行经验验证。

   在“不确定”时代,南海地区安全也难以“独善其身”,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

   首先,南海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来自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的“希望”与“焦虑”并存情感。不同于欧美国家在经济低迷不振下表现出的焦虑与保护主义心态,东南亚国家大多在经济发展方面展现出“希望”与“焦虑”并存的情感。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是其“希望”情感的主要来源,这既呈现为历史性的发展,又表现在当下。数据显示,在东盟成立50年时间里,东盟十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实现了巨大的飞越提升,由1967年的3.3%上升到2016年的6.2%,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第六大与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力量;与此同时,东盟成员国也长期保持着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近年来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和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形下,经济依旧保持着相对稳健的增长态势。(51)而东盟国家在经济方面也有其显著的焦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受全球经济低迷不振与“美国优先”等欧美保护主义的影响,东盟国家经济正面临着显著的下行压力。由于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多以外向型为主,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较大。因而,它们在发展不平衡的同时,也有些国家(如新加坡)明显受到了全球经济低迷与欧美保护主义的深刻影响。(52)第二,东盟国家在经济领域奉行多元化依赖与“大国平衡”的策略正在遭受对华经济依赖关系加深、不对称关系增强的影响。(53)在这一情势下,东盟国家对华“忧虑”呈现加剧态势,并日益倾向于采取“政经分离”的策略性对华政策(54),并在全球经济合作层面寻求与欧美国家建立、完善更多的经贸投资关系。

   受“希望”与“焦虑”情感的双重驱使,东盟国家在南海地区安全方面展现出了两方面的政策倾向:一是安全“自助”原则的信心提振,这使东盟更乐意在南海安全事务中扮演更为积极而主动的角色;二是在安全“自助”信心增强的促使下,东盟国家更为倾向通过“政经分离”的方法,在中美间保持动态性的平衡。受此影响,在南海地区安全事务中东南亚的角色与分量呈现出增强态势,且由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引导,更多来自美国、日本与印度等大国的复杂因素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南海安全局势。

   其次,南海地区安全“不确定性”来源于南海问题中日益复杂与不断烈化的大国竞争关系。南海问题向来颇受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的关注。步入21世纪以来,美国等国家着眼于地区与国际形势的变化纷纷,对南海政策做出调整,加强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更将南海视为地区战略政策落实的重要支点。在这一情形下,南海问题渐趋成为大国在南海地区展开竞争与博弈的焦点,进而为“大国竞争”关系所绑架。(55)这在“南海仲裁”与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方面展现得淋漓尽致。由“南海仲裁”事件的发酵与发展,中国与美国围绕“南海仲裁”在法律与国际舆论层面展开的博弈与争论至今影响着南海局势的发展;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则意味着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竞争渐趋直接与烈化,美国通过国际舆论、法律等手段竭力以“航行自由”行动来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并以捍卫国际法的名义来维护美国在地区秩序与安全架构中的主导地位。中美等大国在南海竞争关系的烈化在使南海安全局势面临更多复杂因素影响的同时,也使东盟国家不得不面临着在中美“选边站”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地区多边框架“驾驶员”角色与“中心性”地位遭致冲击与削弱的事实。无疑,对南海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来说,这些因素带来了显著的“不确定性”。

   再次,南海地区安全“不确定性”也与东盟国家长期以来的对华忧虑与信任赤字有关。在东盟部分成员国看来,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巨人”,也长期被视为是来自北方的重要的地区安全“威胁”,由于意识形态、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东盟国家对华不信任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56)东盟国家的这种认知,在“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变得更具真实性,也要比其他任何国家感受得更直接、更快。(57)例如,中国近些年来在南海维权态势的加强及进行岛礁建设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东盟国家视为一种安全“威胁”。(58)东盟国家长期以来的对华认知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这些国家对华未来的战略预判,它们担忧中国会成为一个依靠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去改变现状和武力收复领土的“霸权国”。(59)由此看来,信任赤字的存在实际上不仅持续影响着东盟国家的对华认知,而且长远地作用于东盟国家对中国未来权力、意图与动机的预判。这构成了南海地区安全“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着眼于未来,还深刻地影响着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共同塑造南海安全“确定性”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效。

在中国—东盟南海对话中,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至今依旧是一个核心话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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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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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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