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亮:“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 次 更新时间:2019-01-22 2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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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亮  

  

三、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


   对于国家而言,实现国家安全是其首要的考虑。(20)不过,在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安全的“确定性”诉求通常面临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其一,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缺乏一个超越国家的权威,也即体系的“不确定性”;其二,在确定自己权力、意图的情形下,却难以准确判断“他者”的权力大小、动机与意图,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可见,“不确定性”是国家实现生存安全面临的常态性威胁,使国际安全免受“不确定性”挑战变得日益艰难,从根本上冲击着实现国际安全所依赖的“确定性”本质与基础。

   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根源上来自安全的内涵与属性。对此,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论述道,“安全,在客观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21)由此看来,“安全”既具有客观属性,也具有主观属性,但“安全”最重要的属性则体现为“主体间性”。它是国家间安全关系互动的产物。根据“安全”的释义,关于是否“安全”状态的界定是在关系互动中进行的,涉及各类各样的互动关系;与之相反,对于一个处于完全封闭的个体,安全的状态无论从客观层面还是主观层面均是无法界定的。对此,潘忠岐认为,“安全是一种关系概念,自者的安全是通过与他者的安全关系界定的,他者的不安全也往往是对自者安全的潜在威胁和挑战”。(22)

   总之,安全在概念与内涵上彰显出国际关系行为体对“确定性”的本质诉求。在“安全”语境中,国际关系行为体免受恐惧、疑虑与担心,而这些实际上是主客观“不确定性”所包含的共有含义——由于难以对客观世界或其他行为体实现完备的认知,国家常常会认为自身处在“恐惧”状态,担忧其他行为体的权力与意图威胁到自身的安全。安全对“确定性”的追求因而也呈现为主客观两个层面。在客观上,安全的“确定性”属性指的是国家等国际关系行为体没有受到来自其他行为体的威胁与挑战;而在主观上,安全对“确定性”的追求则主要指的是国际行为体能够积极评估其他行为体的权力、意图与动机,并认为其他行为体是善意的,而不会对其他行为体的权力、意图与动力处在“信息不对称”状态或对之做出最坏的评估。安全在主客观层面对“确定性”的根本诉求在奠定安全“确定性”本质的同时,也使国际安全同样不可避免地对“确定性”产生了执着的追求。

   关于国际安全的内涵与基本的哲理,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在其论著中提出了丰富的见解,他认为国际安全实际上是导致特定的预期结果、促进某些目的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而在其中最重要的是为维持社会生活本身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目标,这就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会成员的生命多半免于暴力伤害或毁灭;二是国际社会的相关承诺和协议多半得到遵守和履行;三是所有权多半保持稳定。这就是国家免受外部暴力侵害,国际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保持。(23)结合安全的“确定性”本质,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中所展现出的关于“确定性”的本质:国家处在国际体系中免于“恐惧”和“不确定”的困扰,而国际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则使国家能够处在良性的国际秩序中以“善意”去积极评估其他行为体的权力、意图与动机,进而能够确保自身免受客观层面的暴力侵害与主观层面的威胁、恫吓与不安以及实现国家安全与保持主权、领土的完整。同时,由于国际安全不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与国内安全的外部延伸,而是同处于国际社会中诸多国家间的安全关系的相互间良性互动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则可被视为同时包含国家个体安全、国家间安全与国际社会和平三重内涵。

   在追求国际安全“确定性”的进程中,国家首要关切的是“自助安全”的确定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确保自身的国家安全是首要的和最高的目标。(24)虽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确立的这一规范在后来不乏批评者,例如唐世平教授在强调恐惧与安全需求在任何时候主导任何国家行为动机的同时,又认为利益和荣誉同等重要(25);又如社会认同理论强调国家对群体认同与更高社会地位有着同样的诉求,但是国家对生存安全的诉求作为国家对外交往与推进国际社会演化的核心驱动力地位并未改变过,其始终植根于国家的第一需要。(26)在这一根本性诉求的引导下,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实现自身安全的首要原则即为自助,而不能去等待他国的帮助,更不能盲目地去帮助他国。以经典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和思维来看,“自助”原则的确定性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自身权力以期追求自身的安全。然而,我们知道,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深陷相互猜疑和恐惧之中,一国追求自身安全的意图会增大他国的不安全感,因为每一方都把自己的举措解释为防御性,而把另一方的举措解释为可能的威胁,这也就是美国学者约翰·赫兹(John Herz)在20世纪5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安全困境”。鉴于此,在追求国际安全“确定性”的进程中,国家首要关切的“自助安全”确定性显然不能纯粹地意指通过“权力最大化”来实现自身的安全,而是应该包括“自助”地去寻求他国的帮助以及善意地、“自助”地去帮助他国,例如小国对大国的“追随”“对冲”“结盟”战略以及大国对小国的安全庇护等。实际上,实现国际安全“自助”的确定性又可以延伸出下述两个内涵,即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和国际体系的“确定性”。

   由于国家处在国际体系中,因而国家追求国际安全“确定性”的第二层含义即是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对安全的追求,使国家排斥“不确定性”和希望免受不安、恐惧与威胁,而在“确定性”之外,安全还有另外一个属性,也即“主体间性”。在国际社会中,安全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正如以往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不确定性”的界定,国家对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权力、意图与动机的难以捉摸或做出最坏的评估,都可能引发由于“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不安以及引致行为体间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这就意味着,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的内涵主要指的是实现对他国权力、意图与动机的积极而富有善意的审视与评估。当然,由于针对国家权力、意图与动机的评估存在极大的难度,国家间安全关系实现“确定性”实际上面临着极为显著的挑战。犹如唐世平教授的分析,即使作为一个善意的国家,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依旧在战略制定之初就带来了麻烦:善意的国家可能错误地把一个恶意国家当作善意国家,也有可能把一个善意国家错误地当作一个恶意国家,这样就可能造成善意国家被恶意国家利用的风险,或使两个善意国家间出现“安全困境”和以不必要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而收场。(27)这就意味着,国家在追寻国际安全“确定性”进程中,“自助”的“确定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有其重要性,但却不能满足实现国际安全“确定性”的需要。由于对国家权力、意图与动机的积极评估存在难度,国家间安全关系难以捉摸,国家在“自助”选择时也往往倾向于保守与自利。因而,国际安全“确定性”还有赖于国际体系的“确定性”,而它则是评估一个国家权力、意图与动机的基础。

   国际体系的“确定性”在国际安全“确定性”寻求进程中虽然不是首要的原则与关切,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能明确国际体系的“确定性”,一个国家就难以明确国家自身、“他者”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也不会明白它们之间处于哪种关系状态之中,那么对自身与他国权力、意图与动机的审视与评估,将因无法准确找到参照系而难以做到积极、客观与善意的评估。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国际体系的“确定性”不意味着忽视和拒绝承认国际体系演化的“常态性”及顽固地坚持国际政治本质的亘古不变。(28)由于国际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国际体系的演化动力始终存在,其变化具有显著“常态性”,而在不同的国际体系下,国家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可能有所延续性,但即使在确保国家安全方面,也有不断渐变的内容。因而,国际体系的所谓的“确定性”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乃至现如今日渐呈现出的区域性,需要因时因地来进行具体分析。

   国际安全对“确定性”的诉求是根本上的,这要求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国家安全必须同时照顾到国际安全“自助”的确定性、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及确保国际体系的“确定性”。其中,国际体系的“确定性”则因关乎国际安全“自助”与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显得极为重要。然而,与国际安全寻求国际体系的“确定性”相比,国际体系的演进却具有“常态性”特征,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变化乃至“不确定”是国际体系展现出的最大特点。现如今,随着“不确定”时代特点的愈加显现,国际安全对“确定性”的诉求深受影响。

  

四、“不确定”时代及其对国际安全的深刻影响

  

   国际安全具有“确定性”的本质,这在根本上由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免受恐惧、威胁与不安的倾向来决定。这一倾向在要求国家自身安全自助“确定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确定性”的同时,也要求国际社会处在一个“确定性”的和能够完备认知的状态。然而,与国家对“确定性”的倾向性诉求相比,国家实现自身安全的国际体系实际上处在不断演进过程中。虽说国际体系的演化不等于“不确定性”,而国际体系的“确定性”也不等于体系的静态,但在“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下,国际社会的演变处在新旧格局交替但又没有交替完毕的状态。这意味着人类处于过渡时期,一个世界正在衰亡,新的世界却尚未成形,“不确定性”进而主宰了一切。(29)基于此,“大动荡、大变革和大调整”成为形容这一状态的关键特征。在这一情形下,国家对自身“自助”实现安全及确保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难免深受冲击,进而深刻影响着国际安全的实现。

   当今国际体系中“不确定”的增强无论在客观层面,抑或是在主观层面,均有着显著的共识。在客观层面,“不确定性”根源于全球治理的“失序”局面。我们知道,向来自视为全球治理体系核心的西方国家频频出现诸般问题,例如经济发展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袭击频频及难民危机;与此同时,全球治理领域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失序”局面。而在主观层面,“不确定性”则源自日渐增多的对全球治理“失序”的讨论。虽然有学者认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单极秩序)终结了(30),但事实上,国际体系“失序”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且漫长的过程,这就意味着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是否终结及新旧国际体系交替进程均充满了“不确定性”。鉴于此,当今国际体系“不确定性”的增强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是否走向终结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存在于全球体系及其治理的多个方面,且日渐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共识。因而,可以肯定的是,“不确定性”主宰着国际体系及其经济、政治、安全等多方面的治理进程,而这些领域呈现出的程度不一的“失序”局面则实际上构成了“不确定”时代的主要表现。

首先,“不确定性”时代的表现集中在经济及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两个层面。经济低迷和全球经济不振是全球经济领域“不确定性”表现的基础性因素。2008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国际形势呈现出的“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态势不仅存在,而且呈现出持续发酵的局面。(31)其中,全球经济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集体崛起,与之相比,美国、欧洲经济则呈现出不明朗或“一蹶不振”的局面;二是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面临不少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广泛积极参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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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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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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