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明:欧亚主义的哲学与文学之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23:58:28

进入专题: 欧亚主义     俄罗斯文学     斯拉夫主义    

杨明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丹尼列夫斯基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位欧亚主义者,他对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斯宾格勒、汤因比西方学者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成为别尔嘉耶夫、特鲁别茨科伊、古米廖夫等欧亚主义者的理论先驱。别尔嘉耶夫正是在其影响下,将俄国与东西方的关系定位为“俄国既不能像东方那样自决,也不能将自己等同于西方,俄国应该将自己认知为东方—西方,是两个世界的连接者,而不是分隔者”。[10](244)此外,丹尼列夫斯基秉持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反对将历史进程视为涵盖世界上所有国家与民族的统一演进过程的传统观点,以埃及、中国、印度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一事实驳斥了西欧历史学家欧洲文明是先进的、亚洲文明是落后停滞的论断,揭露了以欧洲文化作为评价其他民族文化的标准的荒谬。特鲁别茨科伊在《欧洲与人类》等早期著作中就继承了丹尼列夫斯基的上述思想,不仅重点探讨了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与西方文明的自私本质,还特别指出了“非批判性欧化”给非西方社会造成的负面效应。

   从总体上看,欧亚主义虽然师承于斯拉夫主义,但与斯拉夫主义也存在着一系列观点分歧。首先,欧亚主义者对村社制的看法也迥异于斯拉夫派。早在欧亚主义的第一本论文集《走向东方》(1921)的前言中就断言村社只是“俄罗斯文化的一种历史过渡形式,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努力将其消灭”。此外,欧亚主义者否认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存在,“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政治方案”,认为与捷克、波兰等的西斯拉夫文化相比,“图兰民族的文化与俄罗斯文化更接近”,图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是由“共同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1](5)

   追根溯源,欧亚主义对泛斯拉夫主义所抱持的反对立场源自俄国哲学家列昂季耶夫。作为丹尼列夫斯基的继承者,列昂季耶夫不仅赋予了前者的思想以“形而上学和历史哲学”的性质,更是在诸多问题上超越了前者。首先,他坚决反对俄罗斯文化融入泛斯拉夫主义,在他看来,各斯拉夫民族之间没有共同的宗教和文化,统一的斯拉夫世界和独特的斯拉夫文明从未存在过;斯拉夫主义者的这种民族局限性必然导致俄国对自身使命认知的偏差和对俄国文化独特性的破坏。其次,列昂季耶夫挖掘了拜占庭主义对俄国的深远影响,指出源自拜占庭的东正教和君主专制制度构成了俄国人民日常生活与国家制度的基础;任何对拜占庭主义的背叛,都会使俄国走向毁灭。[12](116)最后,列昂季耶夫特别强调俄国作为一个地处欧亚两洲的特殊国家,应该发展自己独有的斯拉夫—亚细亚文明。列昂季耶夫的上述思想获得了欧亚主义者的高度认同,他们不仅承袭了其保守主义立场,肯定了东正教在俄国历史发展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更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俄罗斯文化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洲文化,而是一种独特的“欧亚文化”的观点。

   20世纪初,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陷入了一个经济萧条、矛盾激化、道德沦丧的历史动荡时期,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悲观苦闷、焦虑怀疑与非理性主义的氛围之中。面对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危机,欧洲思想界也开始对人类历史发展与西方文化的命运等问题展开深入的思考。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以其超常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了西方文化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其振聋发聩之作《西方的没落》(第一卷,1918;第二卷,1922)甫一问世,便在欧美引起了巨大轰动,亦成为欧亚主义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最早将《西方的没落》一书介绍到俄国的是斯捷蓬,他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与欧洲的没落》一文使俄国读者初次领略了该书的思想内容。相较于俄国宗教哲学家们的谨慎态度,欧亚主义者对这部轰动西方的历史哲学著作则是持赞赏与欢迎态度的。斯宾格勒的多元文化史观与欧洲文化危机等理论很快就引起了欧亚主义者的共鸣与深思,特鲁别茨科、萨维茨基、古米廖夫等人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多元化思想,对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索与阐述。

   斯宾格勒主张摈弃传统的“古代—中古—近代”线性进化论世界历史建构模式,认为这一长期主宰西方历史研究的“托勒密体系”将西方的历史与文化置于中心位置,而把其他伟大文化仅仅看成是环绕这个中心的“行星”,是无法全面有效地审视世界历史的。斯宾格勒运用比较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区分了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八大文化形态。在他看来,“历史的世界就是一个由多种文化形态组成的多元的世界,各个文化皆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产生、发展和衰落,各自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质”;[13](第一卷,25)强调只有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赋予所有文化以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把握世界的形式与运动及其终极意义。斯宾格勒还特别强调,文化作为一种有机体,必然要经历一个在空间中不断实现自身、在时间中不断消耗自身,最终走向终结的过程,这是所有文化的宿命。每一种文化都要经过如同个体的生命所要经过的孩提、青年、壮年和老年时期。从罗马式和哥特式风格的初生时期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垂死时期,西方文化经历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终走向了终结。与其相比,俄罗斯文化不仅是一种独立于西欧的文化,更是一种属于未来的文化。

   俄国一直试图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语境下认识自己,俄罗斯思想就是作为历史哲学成长起来的。其实,早在斯宾格勒之前,恰达耶夫、霍米亚科夫、丘特切夫、丹尼列夫斯基、列昂季耶夫、索洛维约夫等俄国文化精英就已经预言了欧洲文化的没落。欧亚主义者同样也认为长期在西方居于主导地位的罗曼—日耳曼文化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与分裂,势必被新的文化取而代之,俄罗斯民族将与其他东斯拉夫民族与居住在欧亚俄罗斯的非斯拉夫民族一道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斯宾格勒有关“古代—中古—近代”这一历史架构荒谬狭隘、西欧文化的“浮士德式”特征的论断及其与欧亚主义在看待欧洲文化走向历史终结问题上观点的契合,为秉持反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欧亚主义者接轨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形态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促使其对俄罗斯民族认同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考量。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借用了矿物学的“假晶现象”(пceвдомopфозa)这一术语来描述了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即年轻的本土文化受到古老的外来文化的强力打压,不仅无法形成纯粹而独特的表现形式,更不能充分发展自我意识,由此对古老的外来文化越来越抱以怨恨和憎恶的态度。俄罗斯文化就是“假晶现象”的典型例证。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前,俄罗斯文化一直在独立自足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从1703年彼得堡建造之时起,俄罗斯出现了一种假晶现象,迫使原始的俄罗斯心灵进入陌生的躯壳之中:首先是已呈完满的巴洛克躯壳,随后是启蒙运动的躯壳,再后则是19世纪的西方躯壳”。[13](第二卷,171)自此俄罗斯人开始仇视欧洲,认为欧洲的就是非俄罗斯的,意味着异端的和魔鬼的。欧亚主义者不仅接受了“假晶”这一术语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著作中,更是赞同斯宾格勒对俄罗斯“欧化”现象及其危害的分析。他们对彼得一世改革是持坚决否定态度的,认为其破坏了俄罗斯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给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主张俄国重新回到彼得一世改革之前的传统发展道路。在他们看来,俄国的独特性就在于俄国与亚洲的联系是古已有之的传统,而与西方的联系则要晚得多,且是由上层刻意为之。此外,《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悲观主义论调也显示出了斯宾格勒的保守主义立场,而在这一点上他与欧亚主义者无疑是相通的,后者基于新保守主义思想,提出不仅要将东正教作为俄国的意识形态,更要使其成为世界的意识形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斯宾格勒将世界区分为“作为自然的世界”和“作为历史的世界”,其中自然是已成的,遵循“空间的逻辑”和因果必然性,而历史则是正在生成的,遵循“时间的逻辑”和命运的必然性。欧亚主义者接受了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观,借助“空间的逻辑”与“时间的逻辑”的对抗与互动,基于“俄国既不是亚洲,也不是欧洲,而是一个独特的地理世界”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发展地”(мecтropaзвитиe)这一概念,对长期困扰俄国的“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发展地”一词最初是由萨维茨基提出的,作为欧亚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将地理因素与历史因素融为一体,充分反映了社会共同体与地理景观之间时空相互作用的过程。“发展地”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涵括历史文化表征,其基本内涵为“社会—历史环境应该与其领土合为统一整体,融为一个地理个体或地理景观”,[2](283)强调社会主体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统一。欧亚主义者认为欧亚俄罗斯作为欧亚文化的发展地,是一个不同于欧洲与亚洲的特殊世界,一个特殊的命运共同体;其所孕育的欧亚文化是自古以来就在此居住的各个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之间不断对抗、交流与合作的结果,是一种有别于欧洲文化、亚洲文化与斯拉夫文化的特殊文化—历史类型。

   欧亚主义作为俄罗斯特有的文化思潮,亦与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刻的关联。欧亚主义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许多俄罗斯作家,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创作中表达与表现欧亚主义思想。“西方还是东方”这一欧亚主义的核心命题,自18世纪由俄国剧作家冯维辛首次提出以来,一直是为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母题之一。其实,早在《往年纪事》、《伊戈尔远征记》、《三海旅行记》、《阿瓦库姆行传》等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对这一问题已经有所触及。

   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罗斯社会开始出现“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的对抗,这种因价值观和社会理想的差异而导致的分裂使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越发尖锐地摆在了俄国知识分子面前。俄罗斯文学正是在这一充满精神张力的社会思想文化语境下形成、演变并走向成熟的。特别是近三百年来,“西方还是东方”作为俄罗斯作家的一种潜在的、隐含的思维范式,促使俄罗斯作家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关注和思考这一问题,从而赋予了俄罗斯文学以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并最终成为欧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此外,俄罗斯文学还以自己的方式对俄罗斯与东方的关系进行着解读,东方母题与东方主题贯穿于俄罗斯文学从古至今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俄罗斯文学对东方的兴趣首先就是由其所处的欧亚空间在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关系方面与东方民族的毗邻所造就的。历经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布宁等作家对东方问题的思考与阐释,俄罗斯文学最终完成了对西方主义的超越,将多元文化精神置于文化身份书写当中,从而开启了一个走向东方的新时代。

   从冯维辛命题、恰达耶夫问题到赫尔岑的“斯芬克斯之谜”,俄罗斯文学始终引领着、参与着和总结着俄国文化精英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反思与探索。俄罗斯文学在其自身的千年发展历程中,不断地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和记录着俄罗斯从欧洲中心主义到东方中心主义的转向,从而契合并参与构筑起了欧亚主义的核心思想。

   欧亚主义阵营中汇集了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俄侨知识精英,他们都曾亲身经历了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最终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选择了背井离乡,侨居异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范围内引发的灾难感与危机感、去国离家漂泊异域的幻灭感与思乡之痛成为欧亚主义产生与传播的土壤。作为一个成员驳杂、枝蔓繁复的学派,欧亚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从最初的纯粹的、非政治性理论思潮到后来的带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学说,其核心理念——对俄罗斯双重性与独特性的把握、对作为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欧亚俄罗斯的建构,对俄罗斯肩负救世使命思想的阐发——却从未改变,即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欧亚主义体现了俄侨知识分子的复杂情愫,作为“被放逐者”,他们被迫告别了以往的生活方式,饱尝寄人篱下、归国无期的痛苦,却依然保持着捍卫俄罗斯思想和根基的高度使命感,自觉肩负起俄罗斯文化守护者的责任。也正是本着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中很多人对十月革命并未抱以敌视的态度,甚至还对其寄予希望,认为俄罗斯从此可以冲破欧洲经验的樊篱,革命以自己的破坏力为俄罗斯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不仅意味着旧俄国的终结,更标志着新俄罗斯国家的诞生。欧亚主义者中的很多人都认为与苏联合作是可行的,也表现出与苏联合作的意愿,因为在他们看来,苏联意味着俄罗斯救世使命的部分实现。与斯拉夫主义等以往的思想流派不同,欧亚主义者一直表现出采取一定社会行动的实践诉求,越到后来他们对国家制度和法律问题的兴趣越浓厚,甚至学派领袖也由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更迭为地理学家、经济学家萨维茨基与法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欧亚主义者接受十月革命和苏联源于他们强烈的政治实践意图,他们甚至渴望有朝一日能重返祖国将他们的政治理想付诸实现。

   “最后一位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曾预言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正如欧亚主义思想家们所期待的那样,欧亚主义最终成为了20世纪末俄罗斯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思潮之一。它不仅填补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思想的“真空”,“成为俄罗斯革新的思想体系与俄罗斯复兴的新范式,更是赋予了后工业信息社会跨文明关系新思想典范”。[14](26)

  

  

    进入专题: 欧亚主义     俄罗斯文学     斯拉夫主义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艺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733.html
文章来源:《俄罗斯文艺》2017年第0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