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磊 宰亚达:埃欧关系的历史建构与当下演变

——从非对称到强相互依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23: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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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磊   穆尼尔·宰亚达  

   作者简介:钱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埃及]穆尼尔·宰亚达,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埃及与欧洲的关系由来已久,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埃欧关系长期受限于殖民主义模式,其中基于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非对称相互依赖是双方关系的核心主题。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终结了殖民主义模式后,埃欧关系开始以非对称为起点,逐渐建构起一种多维的、可相互制衡的强相互依赖。在此模式下,双方关系既非静止的也非和谐的,而是处于现实利益考量下的博弈状态。2011年“埃及革命”以来埃欧关系的一波三折,可以说是这种常态博弈的具体表现。在推动埃欧关系当下演变的所有因素中,社会价值观或反恐安全因素并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欧盟地中海政策主导权的变迁和2015年塞西政府对德经济联系战略才是左右变化的关键性因素。

   关 键 词:埃欧关系  非对称相互依赖  强相互依赖  欧盟地中海政策

  

   2011年2月3日,开罗解放广场“骆驼战役”后的第三天,欧盟五大国领导人即发表联合声明称:“埃及政权过渡‘必须立即开启’”,意指“穆巴拉克必须立即辞职”,此为欧洲介入埃及革命和中东变局之始。此后,欧洲一直充当埃及政治转型的“导师”,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而欧埃之间存在的价值观鸿沟似乎也出现了消解的可能。但2013年7月3日事件后,埃欧关系①全面趋冷,对人权和民主等的考量成为主导欧盟对埃及政策的主要因素,并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2015年年中之后,埃欧关系又全面回暖,令欧洲舆论深感意外。同年11月的巴黎暴恐事件后,埃欧关系回归常态成为定局。2016年,埃及更是重新成为欧洲邻国政策地中海区域最大的受援国,即便如朱利安·雷杰尼(Giulio Regeni)事件②的发生也未阻碍埃欧关系复苏的趋势。

   如何理解这六年多来埃欧关系的一波三折?这种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又有哪些?是否可以通过追溯埃欧关系两百年的历史建构,来理解埃欧关系的当下演变和未来趋势?本文基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延伸出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和“强相互依赖”概念,对埃欧关系的历史建构和当下演变进行案例分析,并探讨欧盟地中海政策领导权的变迁对埃欧关系的影响。

  

一、基于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埃欧关系的起点


   2016年4月,赖曼·阿雅迪(Rym Ayadi)和埃马努埃莱·塞萨(Emanuele Sessa)在应欧盟议会请求所撰写的“革命前后欧盟对突尼斯政策”研究报告中,将欧洲与北非的关系概括为“简单的物物交换”,即“以援助换贸易”、“以默许换安全”和“以自由换利益”。③但事实上,欧洲与北非五国关系并非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互动的多维度、深层次的相互联系,甚至相互依赖。④当然,北非五国与欧洲的相互依赖程度不一,其相互依赖结构也存在差别。

   根据基欧汉和奈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国家间关系的理想状态是复合相互依赖,它的基本特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社会间多渠道联系;第二,国际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或议程;第三,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⑤“议程无等级之分”意指“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军事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⑥,它与“不动用武力”原则异曲同工。关于复合相互依赖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体现,作者举了美加关系、美澳关系这两个例子。

   在论证复合相互依赖这种理想状态之前,基欧汉和奈也提道:“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各方的相互依赖程度不一,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存在着非对称性”。⑦他们同时还强调:“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最有可能向行为体的相互交往提供影响之源。”⑧确实,纵观历史,某些给一方带来极大脆弱性但又不得不建立的相互联系,往往使彼此联系的加深成为可能。在埃欧关系中,苏伊士运河就是这种“会付出代价但又不得不建立的相互联系”。可以说,自1854年法国人费迪南德·雷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说服埃及帕夏⑨穆罕默德·赛义德(Muhammad Said Pasha,1854-1863年在位)开凿苏伊士运河以来,运河问题就一直是影响埃欧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中东变局以来,欧美和阿拉伯学者分析欧洲能源安全的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文章,均给予苏伊士航运安全以特别关注。⑩

   基欧汉和奈对非对称性可成为相互交往之源的洞见十分具有前瞻性,但遗憾的是他们对非对称性如何建构国家间相互依赖、如何影响国家间关系的走向和各自的政策选择,以及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如何发展演变为(或者是否必定演变为)复合相互依赖状态,缺乏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对苏伊士运河与埃欧关系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之建构的分析,有助于丰富上述理论。

   苏伊士运河是埃欧关系的纽带,它的开通标志着欧洲与埃及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建立,而其中埃及处于初始优势的一方。(11)从苏伊士运河的历史经验中可知,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建立,受到硬性的、先天的因素影响更深。这些因素包括地理、地缘政治、全球能源分布的不平衡等。苏伊士运河的地理位置具有天然优势,它的通航极大地缩短了欧洲通往印度和亚太的海运距离,其作用有目共睹。因此,早在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就对苏伊士抱有极大的野心。拿破仑曾亲自率领一批工程师和军官详细勘察苏伊士地峡,以考察开辟苏伊士运河的可行性,只是当时主要的测量员勒佩尔(Jean-Baptiste Le Pere)得出“红海水位比地中海水位约高9.9米”难以开凿运河的错误结论,才迫使他放弃了苏伊士计划。(12)19世纪中叶,英、法围绕修建苏伊士运河还是修建开罗-苏伊士铁路的斗争(13),是两国在埃及争夺影响力的继续,而苏伊士运河计划的启动则表明法国暂时拥有了优势。

   基欧汉和奈认为,操纵相互依赖的非对称可成为一种权力来源,尽管这种权力是有局限性的。(14)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提到的“不动用武力原则”是指两国关系处于复合相互依赖状态时。而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状态下,这一原则并不通用,战争发生与否受历史语境(15)的影响更多。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殖民强权语境中,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权力于弱国而言往往是一种“致命的毒药”。这是因为在殖民强权语境下,当强国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处于劣势时,面对政治对抗或经济纷争,往往倾向于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并进而通过军事和政治控制来制衡这种非对称性权力。苏伊士运河对埃欧关系的影响,恰恰反映了这种情况。埃及人常言:“并非埃及拥有了苏伊士,而是苏伊士拥有了埃及。”1882年英国入侵埃及、1956年英法以三国入侵苏伊士,都是殖民强权的典型例子。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欧埃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正式确立,而一开始欧洲倾向于使用非暴力的手段来平衡这种非对称性。借由赫迪威伊斯梅尔(Khedive Ismail,1863-1879年在位)(16)挥霍浪费而导致的埃及巨额外债,英法最终成功设立“二元控制委员会”以对埃及财政收支和政府管理进行“双重监督”。但这种干涉主权的强权模式和殖民主义手段遭到了伊斯梅尔和埃及人的反抗,伊斯梅尔开始秘密鼓动反欧主义和军官暴动。

   面对埃及人的抵抗,1879年,英国利用其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指使伊斯坦布尔废黜了伊斯梅尔,扶持其子陶菲克(Muhammed Tewfik,1879-1892年在位)担任埃及赫迪威。最后英法力图以军事威慑的手段压制埃及的反英主义者,引发埃及人与欧洲人持续不断的冲突,最后酿成了1882年6月11日的亚历山大暴力冲突事件(造成50名欧洲人和两千多名埃及人的死亡)。(17)冲突事件本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在殖民强权语境下,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处于劣势的强国更倾向于动用武力,事实上,英法也决定以冲突事件为借口入侵埃及。(18)1882年9月英军成功征服埃及并正式驻军苏伊士运河。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如何引发战争和殖民入侵,在英埃关系中可见一斑。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也基于同样的强权逻辑,只是结果刚好相反。

   埃及在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后重新开启了围绕苏伊士运河驻军问题的对英谈判。美国的介入使埃及获得了谈判优势,纳赛尔(19)最终迫使英国让步。1956年6月13日,英国从埃及撤出最后一支军队,纳赛尔随后开始策划完全收回苏伊士主权的计划——即“国有化”苏伊士运河公司。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开始行动,“苏伊士运河危机”正式爆发。从7月到10月的一系列多边谈判本可抑制战争,埃及政府也承诺对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持有者(主要是英国政府和法国私人持有者)给予等额的经济补偿,埃及的领航员也证明了自己拥有独立完成苏伊士运河领航的能力。但在这个殖民主义尚未退潮的年代,军事介入仍是列强对外政策的可选策略。法国对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十分不满,故而鼓动英国军事介入,并拉拢因埃及军力不断增长而忧心忡忡的以色列加入。10月24日,英、法、以三国在法国签署了协同作战的塞夫勒协议(Protocol of Sèvres)(20),5天之后以色列按照计划入侵西奈半岛,战争就此爆发。在战争中埃及用沉船堵塞了运河,从而迅速打击了欧洲的石油市场,美国、苏联的干涉和埃及军队的顽强抵抗最终迫使英国艾登政府宣布停火撤军。

   非对称相互依赖是复合相互依赖建构的起点和根基,但非对称性并不必然导致和平或冲突的减少,它的作用受到时代语境的高度制约。在1956年以前的殖民语境中,非对称相互依赖状态增加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尤其当强国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处于劣势且脆弱性更强之时。因为在殖民语境下,强国对维持或建立殖民帝国所付出的成本、道德风险和可获得的收益持乐观预期。苏伊士运河战争和同时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却让英国和法国意识到军事强权的负面收益,从而促使两国政府先后开始非殖民化进程。在这之后,欧洲开始在经济合作、援助、社会互动和政治交往等多个领域加深与埃及的相互联系,并在部分优势领域构建非对称相互依赖,以平衡埃及基于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非对称权力。在这个多维联系建构的过程中,埃欧关系逐渐走向了强相互依赖状态。(21)

  

二、埃欧强相互依赖关系的历史建构


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后,军事强权成为埃欧关系的“过去式”。但与此同时,双方的关系也接近历史最低点。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和之后的埃及-以色列消耗战,使苏伊士运河关闭了八年之久,从而严重影响到欧洲对外贸易和能源进口。运河的关闭使欧洲货运转向好望角航线,而为了节约成本船只越造越大(特别是油轮),从而超过了苏伊士运河原有的承载能力。战争短暂地改变了地理因素转化为资源的能力,苏伊士运河的关闭使得埃欧之间的相互依赖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但这种状况很快得到扭转,埃以签订和平条约之后,埃及转向国内建设。为了挽回运河的世界地位,埃及政府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76年6月至1980年9月实施了耗资巨大的苏伊士运河拓宽计划。但是运河关闭八年使欧洲找到了替代苏伊士运河的方法,之后埃及政府的补救行为也让欧洲人意识到苏伊士对埃及同样重要。在围绕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建立的埃欧非对称相互依赖中,埃及并非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运河的中断对埃及和欧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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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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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17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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