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对俄制裁案”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23: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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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  
在上述不同政治理念的对垒中,“黑客袭击”和“对俄制裁”自然非常容易被推上前台。其三,在“后真相”时代,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条件使得国际转型期的主权、党争、意识形态和对外战略的博弈充满了前所未见的戏剧性色彩。西方的传统媒体影响大幅衰退,公众人物以一己偏好哗众取宠,传统政党政治和宪政体制面临巨大挑战,作为头号大国的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出现重大裂痕,包括支撑着西方现代化进程数百年来的强劲意识形态传统走向式微。这一切都反映在“对俄制裁案”中。其四,维系霸权的典型手段——结盟关系,也成为当下事态的一个重要推手:美国通过制裁,离间并防范欧洲与俄罗斯可能出现的接近,但遭到了欧洲主要大国的批评;以对俄制裁方式,对紧密合作的中俄关系“敲山震虎”,但结果却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为所动地进一步深化。鉴于以上诸种现象的相互叠加和相互交织,“黑客干预”、“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不失为国际范式转变中复杂情势的一次集中体现。

   (2)美国国内政治的急剧分化是美俄“制裁”危机的重要缘由

   2016年12月23日,普京按惯例举行每年一次的大型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俄罗斯公共广播电视台的一位记者曾向普京提道:奥巴马曾说,在美国共和党的选民中对普京的支持率达到37%。所以,民主党阵营甚至认为,普京影响了美国大选。对于这一提问,普京当场就表示:逾三分之一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俄罗斯总统这并非他自己的功劳,“这一切都表明,美国现政府自身存在制度性问题”。普京说:“民主党不仅输掉了总统大选,还输掉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这难道也是我干的吗?”⑨

   无论外界对普京上述立场作何评论,无可置疑的事实是,美国内部分化严重。至少,就对俄立场而言,美国大体分成了三派意见:第一派,特朗普及其亲信曾大力主张对俄调整关系,暗中赞赏普京治理国家的成效,但其支持者较少;第二派人数不多,主张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导向,同时也批评俄罗斯的外交内政,但主张以理智和合作态度对待俄罗斯。2017年年底之前的蒂勒森及其执行团队可以作为代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基辛格和刚刚过世的布热津斯基等“前朝老臣”。在种种压力之下,这一派希望美国对俄关系有所建树,但难以成事;第三派拥有建制派精英、国家强力部门、相当一部分传统媒体的支持。这一派内部流派众多,但总的说来,不仅倾向于严厉惩处俄罗斯,而且更倾向于把美俄关系议题视为美国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⑩

   对俄立场的分野,从根本上说,反映的是特朗普和美国建制派之间的深刻矛盾。建制派阵营大将、曾是新保守主义派“旗手”的罗伯特·卡根和一批前官员、学者、智库和媒体专家,于2017年2月以布鲁金斯学会的名义发表研究报告,提出“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两党合作外交政策,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交政策之一”,但目前建制派受到了“粗暴对待”,特朗普的做法可能使美国变为一个“超级流氓政权”。(11)而更为全面地对特朗普对俄立场展开理论上尖锐批评的,则是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在他看来,特朗普对普京的赞扬乃是“对自由民主的朋友和独裁的竞争对手”不加区分。伊肯伯里提出:特朗普修正主义思想非常危险,因为它攻击支撑美国全球地位的核心理念,包括国际主义、对外开放贸易、对多边规则和机构的支持、崇尚多元文化和开放性、坚持民主国家所具有的独特的协作精神。(12)伊肯伯里和卡根的尖锐批评表明,特朗普政权和建制派在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对立,意味着支持美国国际地位的理论原则的核心力量已经受到挑战。

   特朗普与建制派之间的深刻矛盾最直接的表现之一,是这位新任总统和美国议会之间争夺外交主导权的斗争。与1973年相似,当时的国会制定了《战争权力法》,以制止总统在没有得到议会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权力。而这一次,参众两院通过的对俄制裁法案实际上是要限制总统可能取消对俄制裁令的权力。“国会想减少总统自由行使权力的余地”,这才是美俄制裁危机的关键之所在。(13)与此同时,共和民主两党围绕2016年选举结果的争论事关两党政治前途,总统与媒体、信息情报系统之间的尖锐分歧,则进一步反映出美国政治系统内部的深刻矛盾,所有这些纷争与角逐都会趋向于在一场树立外敌的博弈中寻找出路。

   (3)“对俄制裁案”是美国本身的“帝国忧患综合征”的集中反映

   为什么是“对俄制裁案”,而不是任何其他国际事件成为牵动俄美关系全局的主线之一,值得做进一步的解释。

   首先,俄罗斯不仅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以强硬姿态直接回应美国的巨大压力,而且从新世纪开始以来,就一直坚定并强劲地在各个领域抵制美国的霸权。虽然美俄之间综合国力差距巨大,但美国耿耿于怀的还是俄罗斯足以威胁本国的军事力量。自特朗普主张对俄调整关系以来,俄罗斯方面在有所呼应的同时,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毫不放松国防力量建设。正当2017年6月美国两党议员联合提出对俄制裁的关键时刻,美国国防部情报局提交了一份题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支持大国雄心的军队”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俄罗斯国防开支出现惊人增长,已达到后苏联时代的最高纪录。美国《外交政策》期刊网站发表“五角大楼:俄罗斯对美国是一大威胁”的评论文章,认为这篇报告“描绘了一个视自己为与美国针锋相对、并且拥有强烈愿望令这个国家再度成为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领导者的俄罗斯”;文章分析道:“正当特朗普总统在盛赞俄罗斯总统普京,而且,据报道他正忙于与普京举行首次会晤前准备向莫斯科让步,此时国会却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更为强硬的方针。”(14)国防部情报局的这份报告目的明确,就是要在“对俄制裁案”和“通俄门”等事件的关键时刻,为建制派提供“炮弹”。直至2017年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把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其主要的背景就在于俄罗斯从不示弱的立场,加之拥有能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军事战略力量。就此来看,作为最大“国际反对派”的俄罗斯,被美国建制派看作最主要的打击对象,是难以避免的。

   其次,从竞选开始后特朗普团队所持政治立场正表现出从意识形态的保守派转向文明保守派的微妙变化。这一趋势为美国建制派中的新保守主义、传统自由主义等多种势力所难以容忍,也直接导致了“对俄制裁案”的形成。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观,强调把美国与苏联(俄罗斯)之间的较量视为自由和集权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从共和党议员麦凯恩到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都持有此说。而特朗普在就任演说中突出强调的“文明世界”而不是“自由世界”的提法,虽仍语焉不详,但其总体政策思路的变化——从坚持美墨边境筑墙,到夏洛茨维尔冲突表态中坚持不批评白人种族主义,从一再强调首要战略任务是“打击伊斯兰国”,到颁布反对接受穆斯林人群向美国移民的禁令等等表现——折射出其对种族问题的复杂态度。此外,对美国建制派而言,更难以接受的是,曾经是特朗普战略设计师的班农明确提出:普京和欧盟的全球主义者不同,他重视“主权”,而这些使他成为美国的文明之战中的宝贵盟友。(15)一方面,班农虽已离职,但特朗普本人在没有班农辅佐的情况下,也未必会全然改变其立场,包括已经明确载入“就职演说”中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尽管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明确把普京的政治立场与特朗普划清界限,卢基扬诺夫就曾经断言,普京和特朗普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政治家。(16)但客观上,俄罗斯在欧洲各国的广泛影响依然存在。在美国建制派的眼里,特朗普与普京立场的“相互接近”、普京在欧洲盟国和新兴国家中的政治影响的扩展,将会削弱美国意识形态中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政治影响,也会导致建制派阵营的进一步分化。意识形态、文明认同与残酷政治斗争的相互交织,是“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的一个深层背景。

   再次,对冷战后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稍作回顾,可以看到,尽管东西方冷战式对抗已经结束,奥巴马也曾经公开表示:冷战无胜负;但事实上,美国从未真正“从政治上接受俄罗斯”,这是美国发起“对俄制裁案”的又一深层动因。带有官方性质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网站早在2016年年底苏联解体25周年之际就刊登了詹姆斯·戈登盖尔的一篇文章,题为“解体二十五年之后”。作为一篇对当代重大历史问题的总结性文章,作者这样写道:“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曾在1991年圣诞节感受到的那种狂欢情绪早就烟消云散。冷战后的进程对美俄关系而言并不是以大欢喜的结局收场,这一关系目前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但是,我们不应该表现得很吃惊,而应当认识到这种关系急转直下的种子,其实在更早时候就在双方萌芽了。”作者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尽管克林顿和叶利钦之间有过‘熊抱’,但美国从未完全接纳过俄罗斯。美国从一开始就在防范俄罗斯的复仇。尽管向叶利钦政权提供援助,但美国的决策者仍然担心一旦民族主义者掌权,俄罗斯就有可能重新崛起为一个敌人;毕竟,苏联曾是美国长达40年的主要对手。目前俄罗斯最高层仍然涌动着强烈的反美情绪,特别是在军方、情报机构以及议会内部。美国官员提防着莫斯科可能朝着另一种方向转变。”(17)

   2016-2017年间,全球出现一系列重大国际变化,包括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危机、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冲突久拖未决,而中俄合作稳步推进等等,都令美国建制派日益为其领导地位受到挑战而感到焦虑。此时加速并加大对俄罗斯施压,以儆效尤,看来是一个能够得到美国有关利益集团深层考量并予以支持的举措。

   (4)“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严重伤害了“失落者”的尊严

   冷战终结以来,国际政治理论与大国关系实践中多少被忽略了的一个重要范畴,乃是“尊严”。特别是大国交往中的相互尊重和对于各自“尊严”的维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近年在其所著《国际关系文化理论》这部影响广泛的著作中提出:除了利益、财富、权力和安全等追求以外,与自尊、荣誉、美德、地位、荣耀、威望等范畴相关联的“精神”乃是国际行为体的重要动机。当时代的变迁使得财富、权力甚至安全等目标已不能完全和充分地作为衡量和体现个人和社会群体成就的标准的时候,对于自尊和荣誉的精神追求,就会不期而至。勒博认为:“当精神居于主导地位时,且行为体借助荣誉、地位或自主权来寻求自尊,行为体为了实现某些目标,时常愿意冒险,甚至牺牲自身或其政治单位。”(18)无独有偶,在美国的俄罗斯学者出版的专著《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明确提出,俄国对外关系史上起到巨大作用的一个范畴,就是“尊严”。无论是1812年抗击法国拿破仑的入侵,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顶住希特勒大军压境的压力、力挽狂澜、最后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光辉业绩,都是因为“尊严”这个范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出自独特历史环境中养成的对于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于人种的、个人的尊严和荣誉的追求,使得俄国人能够在难以想象的极其艰难条件之下,绝地反击,战胜顽敌。(19)

   资深的俄罗斯前外长伊格尔·伊万诺夫在“美对俄制裁案”被炒作得如火如荼之时,曾经发表了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他认为:“华盛顿发起的最新反俄制裁是史无前例的。其内含的杀伤力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会远远超出美俄关系范畴。”这位老外长依据其丰富的经验,意味深长地指出:“过去几年中,俄罗斯对欧洲进程的反应,更多的是出于情感而非实用主义态度。如果看一看俄罗斯是如何回应欧洲对它在乌克兰危机中所采取行动的谴责,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当最初的怨恨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运动,它使每个人相信,欧洲的价值观,以及与欧洲有关的一切,都与俄罗斯天生地格格不入。而俄罗斯则代表着一个独立的文明,应该标示出自己的道路。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陷入僵局,若干重要领域的互利合作倒退了好几年。”(20)伊万诺夫清晰地挑明了:“情感因素”乃是近年来俄罗斯处理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关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这位老外长的表述比较含蓄和留有余地,那么俄罗斯瓦尔代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则更为直接:特朗普上台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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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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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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