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处辉 吕福龙: “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样态及其特征

——基于双轨、实体以及帝国三种研究模式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00: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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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处辉   吕福龙  

   内容提要:以往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为统治。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具有特殊性与多元性,满足现代社会学及政治学意义上“治理”出现的条件。双轨模式显示县下辖区的治理样态为士绅主导的基层地方自治,存在官方、士绅不同的治理主体,且有着一定的协作机制。实体模式显示在偏远的乡村社区,其治理样态为无须官方过多涉入,民间即能够在宗族与地方精英的领导下,自发地完成治理。帝国模式显示官僚与君主是一种支配与反支配关系。此种关系赋予了官僚制独特的治理属性以及治理能力,其“治理”样态为官方主导的正式行政与非体制内地方精英主导的非正式行政的共生并存。该研究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与现代治理方式的同质性与差异性。

   关 键 词:“治理”  中国传统社会  样态  特征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多元时空并存的状态,传统社会治理方式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产生了某种流变,但对当代社会治理仍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因而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若只就字意而言,“治理”即“治国理政”之意。在此意义上,统治只是治理方式的一种,二者并不对立。然而,作为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治理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①。就此来说,“治理”即转变为一种与统治不同的、新型的治国理政的方式②。二者相较,统治的权力来源上,只存在官方一个治理主体,其行政方式表现为依托于刑法与教化、自上而下的集权控制,目的是剥削百姓的劳动成果,使得百姓为统治者服务。而“治理”的权力来源是多元的,存在政府之外的多个治理主体,其行政方式表现为依托于民主与法治、政府主导下的多主体协商合作,目的是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③。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学者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长期停滞,没有发展的封建专制社会,其治理方式为统治④。这其中,尤以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形态”⑤和韦伯的“家产官僚制”⑥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其后,学界有关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研究多是在这两种范式下展开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东方专制主义”“王权主义”“大共同体本位”等⑦。这些研究普遍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权能够通过官僚体制、士绅、乡里制度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部位,政府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研究又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诸如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李怀印的“实体治理”、周雪光的“帝国治理的制度逻辑”,等等⑧。这些研究显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具有多元性以及特殊性⑨,不能够简单地以统治看待。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开始大量以“治理”的视角看待中国传统社会,时至今日,传统社会治理已经在学界获得广泛关注与认可,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在传统社会背景下,“治理”的内涵并不清晰,仍有许多研究者只将传统治理理解为“治国理政”之意,即近乎“统治”的一个别称,认为传统社会只有统治,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治理”⑩。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原因即在于这些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新近的研究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正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特殊性与多元性,进而否认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现代政治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治理”的可能性。目前尚没有专门独立的研究来阐释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与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我们试图整合近些年来有关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成果,来诠释这一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可能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方式?如果存在,是以何种样态存在?这些样态有着什么样的特征,与现代“治理”又存在着哪些异同?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样态及其特征,深化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认知。

  

一、“治理”的内涵、特征及其在传统社会存在的可能性

  

   自20世纪末,关于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的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热点,“治理”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联合国、多边和双边机构、学术团体以及民间志愿组织的文件中(11)。“治理”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12)。就治理的范围而言,治理又可以分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两个方面。“国家治理”指通过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控制、管理和提供服务,确保国家安全、捍卫国家权益、维护人民利益、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科学发展(13);“社会治理”指在政府组织领导下,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参与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以及社会秩序进行的治理活动(14)。“国家治理”着眼于整个社会,而社会治理着眼于地方社会以及具体某一社区,因此“社会治理”应从属于“国家治理”。格里·斯托克指出,与统治相比,“治理”有五大特征:“治理”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治理”明确指出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过程中存在的界限和责任;“治理”肯定了社会公共机构间的权力依赖;“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治理”认定,公共事务的处理效果不限于政府的权力、号令,还存在着管理技术和方法的应用(15)。就“社会治理”的出现来说,需具备三个条件:其一,国家能力足够强大,能够渗透到基层社会;其二,存在不同的治理主体;其三,国家与其他治理主体能够形成合理的分工,并有相应的合作机制。与“社会治理”相比,“国家治理”更强调政府的主体作用,强调政府在整个社会事务处理中的核心地位、管理能力以及善治性质。

   有些学者认为,“治理”与统治存在的社会基础不同。“治理”是“冷战”时代结束之后的产物,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不仅使得社会自主性越来越强,形成了相对于国家独立的领域,同时也使得全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变化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政府的性质、职能以及与社会组织的协作,进而促使现代治理出现。古代国家由于地理阻隔,交通、科技的简陋,以及经济和社会活动范围的狭小,权力的延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再加上西方封建时代,国家软弱,而庄园主则称雄一时,国家只能通过贵族间接统治民众。国家的权力难以渗入基层,其管控的范围、幅度主要在上层社会,故而只有统治而没有“治理”(16)。这一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恐有机械主义与西方中心论的嫌疑。首先,机械地将统治与传统社会、“治理”与当代社会相对应,忽视了社会的多元性。从公共行政的角度而言,无论是“治理”还是统治,皆是依靠管理主体来维持某种社会秩序,使得社会活动有序展开的一种行政活动,因此二者都不过是公共行政的一种方式。每一种社会因其独特的构成要素与组织结构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行政方式,不可机械地划分为统治与“治理”、传统与现代。其次,以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衡量其他社会,忽略了其他社会的特殊性。西方封建社会因存有大量庄园主贵族,使得国家权力受到阻遏,难以深入基层,因而只有统治,没有“治理”。然而,这并不代表任何传统社会都有着很强的中间阶层。总之,如果某一社会因其独特的社会构成,能够满足“治理”出现的条件,即使是传统社会,其治理方式也有可能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

   以往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为封建社会,其治理方式为统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近代“市民社会”研究者中有人认为,中国晚清时期已经出现了“市民社会”,其治理方式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模式(17)。这些研究大多是以西方社会类比中国传统社会,未能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以及多元性。我们依据治理区域的差异,将新近有关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研究成果划分为三种研究模式:一是双轨模式,主要是对县下辖区治理方式的研究;二是实体模式,主要是针对更为基层的乡村社区的治理方式进行的研究;三是帝国模式,主要是从国家层面,宏观地看待整个社会的治理过程。这些研究成果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特殊性与多元性,诸如黄宗智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式的国家与社会二分对立模式,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第三领域”(18)。张妍、牛贯杰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社会实体组织不是国家直接统治的“非自立的存在”,也不是独立于国家之外、如同欧洲“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那样与国家对立的自治的“秩序空间”,而是同国家上层政权以“共同社会性”与“利益社会性”互为表里、持有共同秩序观念、表现为双重统治的一个整体(19)。这些研究显示,无论是乡村基层地带、县级地域还是国家层面的行政实践,都有着大量的国家与社会精英的通力合作,国家权力虽然能够深入社会中去,但是却无力完成繁杂、庞大的社会事务管理,需要依托民间力量的支持。在传统社会的治理中,不仅有着多个治理主体,其权力的来源是多元的,同时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准协作机制,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有可能存在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学理意义上的“治理”方式的。那么,在乡村社区、县级地域以及国家层面的治理是何种样态,其各自又具有哪些特征呢?

  

二、双轨模式下“治理”存在的样态及其特征

  

   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两套并行不悖的政治运作模式:一种是君主集权专制的官僚制统治模式,皇权自上而下延展,到县衙而止;另一种是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上,由士绅主导的基层地方自治(20)。笔者借用费孝通这一概念,将此类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在县级以上和县级以下具有两种不同治理方式的研究统称为双轨模式。我们认为,双轨模式最早突破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为王权统治的刻板印象,指出了县下辖区“治理”的存在样态,以及士绅、乡贤主导的非正式行政具有的“治理”特征。

   (一)双轨模式下“治理”存在的样态

   双轨模式有两个起源:一是韦伯提出的皇权延伸有效性命题,另一个是费孝通提出的“双轨政治”。韦伯很早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君权的控制范围只能延及都市区域,基层社会处于一种自治状态。韦伯认为:“中国正式的皇家行政,事实上只限于市区和市辖区。一出城墙,皇家行政的威力就一落千丈,无所作为了……乡村则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官僚集团与宗族是一种对立关系,“自上而下的家产制统治,遭遇到氏族强大对抗势力自下而上的抵制”(21)。而费孝通认为一种政权必有其合理性。自上而下的单轨政治,若没有抵制措施,必不能长久存在。为了抵抗专制权力,就一定要铺下双轨。就双轨政治的形态而言,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自上向下的单轨制到县衙门前就停止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这样一来,就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使它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22)。由韦伯、费孝通的论述可知,起初双轨模式的研究者认为君权无法直接延展到县下辖区,士绅、宗族虽然是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但其与官方的对抗性大于合作性,因而只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温铁军针对传统国家基层治理方略,率先提出“皇权不下县”的观点(23)。秦晖对温铁军的概念作了进一步发挥,将其表述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24)。这一研究使得双轨模式研究重新返回了学术视野,并引起了广泛讨论。其中徐勇的观点较为典型,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国家整体层次的“大一统”与城乡之间非均衡的政治控制,才是中国政治社会的完整状况和典型特点。这一特点突出表现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城市主要居住着非农业人口,乡村居住着农业人口。由此形成城市上层社会和乡村下层社会尖锐对立又共同存在于大一统专制社会中的二元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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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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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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