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处辉 吕福龙: “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样态及其特征

——基于双轨、实体以及帝国三种研究模式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1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00: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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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处辉   吕福龙  
古代中国,国家与基层乡村社会是相隔离的,士绅家族则以特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优势充当着沟通上与下、官与民的角色(25)。因此,这一阶段的双轨研究认为,皇权可以通过士绅抵达县下辖区,但是士绅只是国家行政的代理人,并不独立于官方之外。

   2000年之后,对于双轨模式的研究又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黄宗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县下辖区的治理方式为“集权的简约治理”。他指出,以皇帝个人名义代表的中央权威,专制权力程度很高。但是,就19世纪人均负责管理25万人的县令来看,皇权向基层渗透权力的程度很低。低度基层渗透权力和高度专制权力的矛盾继而导致了对半正式的简约行政方法的依赖。中国地方行政实践广泛地使用了半正式的行政方法,依赖由社区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的治理。与正式部门的官僚不同,这些准官员任职不带薪酬,在工作中也极少产生正式文书。一旦被县令批准任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县衙门只在发生控诉或纠纷的时候才会介入。该模式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优势,不仅节约了行政成本,同时也有效地维持了地方社会秩序(26)。张妍、牛贯杰则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国”与“家”或者说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双重统治。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权机构与乡绅控制的家族、宗族、乡族、行业等基层社会组织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基层社会组织既不属于国家直接统治的“非自立的存在”,也不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与国家对立的自治的“秩序空间”,而是通过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代表士绅所具体实现的,与国家上层政权互为表里、持有共同秩序观念的国家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27)。这些研究显示,县级地域的“治理样态”为士绅主导的非正式行政。国家权力通过士绅渗入基层社会,同时士绅作为不同于国家的治理主体也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且国家与士绅之间有着非正式的合作机制。

   (二)双轨模式的“治理”特征(28)

   双轨模式认为县下辖区的治理方式集中表现为官方监督下士绅主导的非正式行政,我们可以将这种“社会治理”特征概括为以下四点:1.在传统县以下辖区的治理中,知县主要关心厘清诉讼、准时缴纳税额,保持自己人事记录清白;下属为了维持生计,被迫依靠非官方的费用,强取豪夺、行贿受贿。这样,“为民父母”的责任越来越多地转移给士绅(29)。2.士绅作为一个居于地方基层社会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也包括弘扬以儒学为主导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30)。3.地方士绅的权力虽然得到官府的认可,但都不是来自官制系统的授予,相反,绅权总是设法避免与胥吏官权的瓜葛。官方亦反对士绅“干预(地方之外的)公事,把持官府”(31),因此士绅具有一定的自主性。4.治理技术的特征表现为皇权延展的有限性以及庞大的治理成本,使得政府不得不依赖于半正式的简约治理。虽然这些治理方式有一些类似于格里·斯托克总结的现代“治理”特征,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士绅对于地方社会事务的涉入只获得了官方与民间的认同,并没能以正式制度予以肯定,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存在的界限和责任不够明确;其次,士绅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士绅是有功名的官僚集团成员,享有官方权力;另一方面,在文化权力网络下,地方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对地方社会价值、规范的信仰与认同,故士绅又具有维护地方利益的一面(32),这种两面性使得士绅的自主自治特征不够明显。

   综上所述,双轨模式最早地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为“集权专制”的刻板印象,并指出了县下辖区“治理”方式的样态,以及士绅的非正式行政蕴含的一些“治理”特征,肯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特殊性与多元性,为传统社会“治理”特征的认知提供了切入点和基础。但是,这些研究普遍地认为传统社会“治理”存在的区域只在县下辖区,治理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与士绅,因而“治理”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局部特征。

  

三、实体模式下“治理”存在的样态及其特征


   有人以“实体治理”这一术语来刻画中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中国家的不干预、放任主义的导向和县级以下地方行政中的非正式做法(33)。笔者借鉴这一概念,提出“实体模式”,用以统摄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社区,以宗族族长与乡村精英为主体,依托内生性秩序来完成当地社会治理类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实体模式”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特征的认知发展阶段,其研究成果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特征推广到了更为广泛的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也扩展到了宗族与乡村精英。

   (一)实体模式下“治理”存在的样态

   双轨模式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特征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地方士绅身上,难以深入普通乡民的生活世界,无法观察他们的日常实践,尤其是在当地特定的语境中,基于乡村伦理和集体认知所形成的种种抉择。对传统国家制度的认识,多倾向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即注重研究国家的统治政策、规章制度和正式的官僚系统,忽视基层的行政治理实践。此外,一些研究误认为基层自主式治理即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对抗,淡化了两者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依靠(34)。

   有鉴于此,李怀印以获鹿县为个案,对缺乏宗族以及士绅存在的基层地带的治理状况作了深入研究。结果显示:在田赋征收的几乎所有重要环节,从税款征收、契税稽查,到粮银推收和黑地清查,清代及民国早期的国家政权,皆委之于非体制内精英,而不是由衙门官员直接控制。李怀印认为,这种地方治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出自国家的设计。这种正式的官僚制与基层非正式的治理方式的同时并存,从中国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不仅不存在任何冲突指出,相反,它可能是大一统帝国的最理想治理方式。国家有限参与地方管理、并把行政职责授予地方社群背后的一个明显原因,是统治者不信任地方官员及其吏役。政府干预地方治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渎职和腐败问题,因为地方官员为谋其私利,必然会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扭曲政策(35)。因此,君主与基层官僚可说是一种对抗关系,而与乡民才是一种合作关系。

   基于李怀印的分析可知,乡村社区的治理样态表现为官方权力对乡村的田赋征收虽有一定作用,但并不直接参与基层行政。基层行政是乡村精英依靠村社内生性的惯例和制度,自发地完成与官方的协作,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李怀印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肯定,随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对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社区的治理方式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于建嵘指出,尽管在传统社会,“王权止于县政”,乡村属于自治状态,但是依旧无法摆脱皇权的影响(36)。贺雪峰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地方自治须借助于家庭、宗族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37)。这些研究进一步补充了乡村社区的治理样态。于建嵘的研究肯定了君权对乡村社区的渗透,而贺雪峰的研究则明晰了村社治理的独立自主性。

   (二)实体模式的“治理”特征

   实体模式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社区的治理方式为官方放任,宗族、地方精英主导的自治,其治理特征具体表现为:1.皇权虽对乡村社区具有统辖作用,但是为了缓解大国家与小政府的矛盾,则不得不依靠家族与乡村精英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和秩序的维持作用。2.在整个乡村治理过程中,君主与乡村精英、宗族族长相互依赖。君权的渗透有限,并不足以掌管整个基层行政工作,不得不依赖精英与宗族来落实地方事务。同时,为了避免底层官僚对乡民的搜刮,君主也有意限制基层官僚直接掌管基层行政,这样君主又成为乡民的“保护伞”。3.乡村社区的宗族族长与乡村精英并没有官方功名授予,因而与官方没有直接的统属关系,有着明显的自主特征。4.内生性的惯例和制度构成了“实体治理”的治理基础。乡民们在很长时间中形成了紧密的血缘网络和强烈的社群认同感,在村规和共同准则的支撑之下,乡民们在惠及所有成员的乡村事务中互相合作。此种“治理”特征与现代社会“治理”的差异在于:政府的强制权力虽强,但基础权力却很弱,无法充分参与到乡村社区的行政过程中去;政府与宗族、乡村精英的权责界限没有通过正式的制度予以肯定,也没有相关规章指明族长与乡村精英的地位、职责;族长与乡村精英虽然有很大的自主自治特征,但是并没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能够将基层的需求传达给君主。

   总而言之,“实体模式”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社区的治理方式为皇权统辖下的宗族与乡村精英自治。这些研究将治理的区域扩展到更为基层、更为广阔的乡村社区,同时也肯定了宗族与乡村精英的治理作用,肯定了君主与乡民的合作性质,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特征的认知。但是,与双轨模式一样,实体模式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仍处于君主集权专制的官僚制统治模式之下,因此传统社会的“治理”特征只存在于县下辖区,不可认为是传统社会的一种整体特征。

  

四、帝国模式下“治理”存在的样态及其特征


   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帝国的运转与维持,是在官僚体制的支配下进行的,官僚制度的设定、运作蕴含着帝国治理的逻辑(38)。笔者在吸纳周雪光“帝国的逻辑”这一概念基础上,将以官僚体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官僚制度的运作机制及其行政效果来探求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研究,统称为帝国模式。我们认为,与双轨模式和实体模式相比,帝国模式肯定了官僚制本身的“治理”属性,进而从国家层面指明了传统社会“治理”存在的样态及其“治理”特征。

   (一)帝国模式下“治理”存在的样态

   无论是双轨模式还是实体模式,都只认识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县下辖区的一些“社会治理”特征,而没有认识到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特征,原因即在于:这些研究大致认为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为一种集权专制的制度,运作的目的是榨取民众利益,且这些制度的行政效率低下,并不能够有效地增进民众福祉,推动社会发展。正是对传统官僚制“治理”属性的否定,进而使得人们否定了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国家治理”特征。此种传统官僚制度的刻板印象主要有两个理论渊源:其一,是在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基础上,有关中国官僚体制与政治效果关系的研究。该类研究通常认为,官僚制建立在土地的控制上,目的是从农民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膏脂。行政基础是暴力统治,依君命行政,国家的行政管理唯一人之命是听(39)。其二,是韦伯的家产制官僚制研究。韦伯认为,中国传统官僚制家产支配的一面大于官僚制,其制度设计不够精密,官僚集团常因利益的勾结而结党,进而与国家相对抗,因此行政效率低下(40)。

孔飞力的研究初步打破了中国传统官僚制集权专制的刻板印象,但是加深了其效率低下的印象。他指出中国传统官僚制下,君主与官僚集团是一种支配与反支配的关系。君主不得不用成文法规来约束成千上万为他服务的官僚,以确保他们每个人都按照体现他的利益与安全的行政程序行事。与此同时,君主对于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超官僚权力和自主性,也会理所当然地感到关切。结果,君主不得不持续斗争挣扎,以避免自身的官僚化。而官僚为了规避风险,不得不揣摩上意,刻意逢迎。高层官僚和他们的下属上下通同,这些行为在破坏官僚制的同时,也在与皇权对抗。在此种制度下,君主和官僚都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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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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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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