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学术创新:根治“学术垃圾”痼疾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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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4 次 更新时间:2019-01-20 12: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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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进入专栏)  
基本上是用“替换键”搞定了抄袭。之后又爆出更“牛”的论文抄袭事件,两篇标题都为《试论财经领域的新闻舆论监督》的硕士学位论文,除了“致谢”不一样外,论文的标题、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内容、注释、参考文献一字不差。这种肆无忌惮的抄袭剽窃,导致了一种中国特有的“研究生论文高产”的怪异现象。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暨南大学2014级已毕业博士生熊×伟涉嫌论文抄袭、剽窃案。此人是一个“勤奋”的论文写作者,中国知网数据库显示,他至晚从2012年开始发表论文,短短数年内,就发表论文10余篇。他拿着这些文章积极参加各种学术论坛或年会,曾数度获奖。

  

   然而,今年6月东窗事发,其抄袭剽窃的恶行在网上曝光,暨南大学收到举报后展开调查。经校外专家鉴定和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认定:熊×伟在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不符合学术规范,存在严重抄袭、剽窃现象,情节恶劣。 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决定,撤销熊×伟博士学位,同时启动对其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追责程序。然而,行内人都知道,这只是冰山之一角。据张保生披露,2012 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共组织审查学位论文2,564篇,查出195 篇学位论文涉嫌抄袭剽窃,占全部审查论文总数的7.6% 。最终该校共有19 人被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但张保生却发现,下一轮的抄袭剽窃之风已经跟上来,“这样的惩处并不能杜绝学术不端现象,毕竟,有更大的利益在吸引他们”。像这样的学生,毕业之后倘若从事教育工作,那这些恶习也就将“薪火相传”,不断“发扬光大”下去了。这样,中国学术还有前途吗?

  

   平心而论,在国内学术论着中,虽然抄袭作假尚不能说是大多数人之所为,但是大多数是平庸之作和滥竽充数之作,却是不争之事。 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平庸之作中,不少还被冠以不同级别的“精品”之名,流行社会,并为当事人带来重大的实惠。由此可见,到了今天,甚至连许多“精品”都已如此,遑论一般作品!

  

   前一类“学术垃圾”的恶果,可以借用阿伦特创造的名词“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来表现。虽然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意思是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和本文所说的平庸之作的学术成果所造成的恶果有所不同,但这种平庸之作,其结果就是使读者白白浪费时间。鲁迅先生说:“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从此意义上而言,读了质量低下之作,也就是被人害命。 不过这还可以说是自认倒霉。 至于后一类“垃圾”,其危害就更大了。我们如果读了这种造假或者抄袭剽窃之作,相信了其所言,那问题就大了。如果我们还以此为据写自己的著作发表出去,则不仅害己,更要害人。

  

   前些日子,一项研究提出了“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全面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的结论,导致了许多国人“厉害了”心态的急剧膨胀,使得我们自己感到飘飘然,同时也大大加剧了西方国家朝野人士对我国实际情况的误判,采取了有损于我国利益的政策,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消极的影响。这项研究是否遵从了真正的科学研究原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众多学者和从事相关管理工作的官员对其成果的结论所作的批评来看,该研究显然是问题不少的。至于它是不是“学术垃圾”,则有待时间的考验。

  

   因此无论何种“学术垃圾”,都是有害的,而且都是公害。

  

三、我国史学史上的“学术垃圾”


   要正确认识今天“学术垃圾”的泛滥问题,必须将其放在长时段中来看。今天“学术垃圾”问题严重,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客观来说,比起改革开放之前,今天情况已有重大改善。

  

   就史学领域而言,1949年后,中国史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1年,郭沫若指出:新中国的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王学典总结说:在这个新时代,史学界对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的成就,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以论带史”的口号,后来演变为“以论代史”的做法。这种轻视史实的风气,到了“文革”更发展成为无视史实乃至捏造史实的恶劣手法。在此时期,原来居于中国史学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订派,通过历次“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的运动(特别是1958年的“史学革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

  

   在此背景之下,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二十年,成为一个“学术垃圾”淹没的时期。姜义华指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绝对化,使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受到极大冲击。……1957年反右斗争中,一批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特别是1958~1959年的“史学革命”给中国的历史学科带来严重的影响。“各大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竞相批判重视史料的‘唯史料论’、重视考据方法的‘资产阶级考据学’,指责重视王朝盛衰更迭者为维护‘王朝体系’,指责认为农民起义具有皇权主义倾向即反贪官不反皇帝者诬蔑农民革命。在‘兴无灭资’的名义下,‘厚今薄古’、‘以论带史’成为最为革命的口号,要编出以农民战争为纲的新的中国通史,成为最为急迫的任务”。

  

   到了“史学革命”后,“阶级斗争”论成了中国史学界的指导理论,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 这种以“阶级斗争”论为指导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也成为中国史学的“显学”。农民战争的文章,据孙祚民的不完全统计,包括论述历代农民战争史和研究农民战争理论问题两大类,建国三十多年来约计发表了近两千篇。而根据王学典的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来的40年中,共发表关于农民战争史的文章4,000多篇,各种资料、专着和通俗读物300余种,成为1949年后中国史学成果密集度最高的专门领域。考虑到当时中国高校为数很少(其中许多高校更是没有历史学科),学报和史学杂志数量更加有限,因此农民战争史研究有如此数量的论着出版,显示了中国史学的重点所在。然而从学术的观点来看,这些论着中虽然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数量甚少。总体而言,大部分论着既无新意,也无新材料,观点和方法雷同,只是反复证实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这些论着也就乏人问津了。

  

   到了“文革”时期,情况更是匪夷所思。在1974年伊始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相关书籍出版了10,403种,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文章达5,000篇以上,各处传播的各种内部资料更不计其数。在“文革”及其前夕发表的绝大部分有关历史的出版物,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不仅是一般垃圾,而且是有毒垃圾。其代表作如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于《文汇报》1965 年11月10 日)、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刊于《红旗》杂志1965 年第12期)、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刊于《人民日报》1973 年8月7日)与《一场势不两立的大论战——先秦儒法两家斗争的阶级实质》(刊于《解放日报》1973年8月22日),更是毒流全国,造成深远的恶劣影响,可谓剧毒之物。在“文革”十年中,除了考古尚有一些新发现之外,史学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可以成为学术成果的产品。可以说,“文革”十年是一个只有垃圾而无成果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历史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教条主义的束缚,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使得中国史学界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的探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

  

   就中国经济史而言,研究领域大大扩大了,破除了过去只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老套,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同时流通也渐成热门,生产力决定论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流通或市场需求也是经济的发展动力之一;因此经济史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领域。部门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的勃兴引人注目。专题经济史、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也展开。在1978年以后四十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重要论着,不仅数量,而且质量,皆非改革开放之前所能望其项背。

  

   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学术垃圾”在总数上不断增加,但真正的学术成果也大量涌现,使得1979 年以来的四十年成为我国史学界学术成果最丰的时期。 因此,我们面对今天的“学术垃圾”问题时,也要看到情况在不断改善,从而坚定我们对中国学术明天会更好的信心。

  

四、学术创新:消除“垃圾”的根本手段


   “学术垃圾”为什么会产生?怎么产生?如何消除?……对于这些问题在以往学界关于“学术垃圾”的讨论中,大都已有答案,而且也逐渐形成了相当的共识。大体而言“学术垃圾”的产生,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其外因,既有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方面的,也有学术评价体系方面的,更有教育和学术管理部门方面的。而其内因,则主要是学者对学术的理解、学术事业的态度、对学术规范、学术操守和学术批评等问题的认识。外因不是学者可以掌控的,因此学者个人也无法去改变之。而内因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者个人可以掌控的,因此他们在这方面可以从我做起。这里,我只选择与内因有关的一个问题,谈谈学术创新的问题。

  

   “学术垃圾”之所以出现,一个关键是学者缺乏创新精神。早在40多年前,时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文总结二战后国际历史学的发展。他尖锐地指出:“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到了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是“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因“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

  

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对一个学者来说,学习新的方法,然后将其运用到研究中,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而且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一种用自己尚不很熟悉的方法进行的新尝试,而任何新尝试都必定存在失败的风险。 因此,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这样的尝试,比起使用熟悉的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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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史学1902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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