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勉为其难的比较:中国与日本高中足球的政治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1 次 更新时间:2019-01-17 13: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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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  
保持了很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中国近百年以来,受到战争与革命的影响,中国社会本身都极其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更何谈足球。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的政治运动非常频繁,发展有效稳定的校园足球比赛只是一种奢望。国际上,因为和台湾争夺代表权的问题,中国足协甚至长期退出国际足联和亚足联,世界杯与亚洲杯的预选赛都不参与,国字号球队几乎处于没有稳定比赛任务的状态,就更无需谈校园足球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自由度开始增加,校园足球才悄然起步。1999年的华晨杯,可以视作是中国全国高中足球比赛的开端,满打满算至今只有20年。而且,虽然冠名为“全国”,但事实上参赛队伍极少,赛事本身也极不稳定,停办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至今,中国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也只有16支球队参加,比赛现场更是冷冷清清(参见:澎湃新闻,《日本高中足球大赛刷屏,中国高中锦标赛连百科都没有》)。并且,有报道指出,中国高中球队的成员非常复杂,大部分球员是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的球员,只是在名义上挂靠某校,有校园比赛时才临时代表学校参赛(参见:腾讯体育,《揭秘中国高中足球联赛:三大难关,普及程度低》)。

  

   直至2014年7月28日,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才明确指出“从2014年起逐步建立健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足球联赛机制,通过招生考试政策疏通足球人才成长通道,源源不断培养优秀足球后备人才”(参见:人民网,《教育部:增加中小学体育课,将校园足球作为重点项目》)。未来实际的运行状况如何,实难预测。但可以确定的是,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校园足球仍然处在极为不正规、极为边缘的状态,这和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

  

   关于文化条件的对比,则很难有定论。因为关于文化因素和足球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解释上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持批判观点的人会指出中国人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性格特征,持赞同观点的人则会突出强调中国人的勤劳勇敢、拼搏奋进。因此,中国是否具有发展校园足球的文化条件这一问题,角度不同,答案就会不同。

  

   关于经济条件,中日两国也有极大的差异。前文已经提及,2018年日本高中生的就业成功率高达98.1%,并且,第一份工作的月平均工资约为8300元人民币,这种经济结构给支持孩子踢足球的日本家长在某种程度上吃下了定心丸。反观中国,高中毕业学历的就职成功率和收入并没有相关数据显示,但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明白,高考这条“独木桥”对人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统计报告显示,2017年大学学历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月平均工资为4317元,这仅相当于日本高中毕业生收入的一半左右(参见:《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各地区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经济落后地区的高中毕业生的收入水平就实在令人担心。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中国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踢球的心情——孩子如果无法成为职业球员,将会面临极为苦涩的人生。

  

   有研究指出,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将破坏足球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影响人们对足球运动的参与和消费,从而导致足球运动发展的停滞或倒退(菜市场政治学网站,《劲旅与弱脚:世界足球排名的政治经济学》)。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中日两国则恰好是正反的案例。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201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73(参见:中国经济网,《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发布:财富不平会自我强化》)。而2014年日本的基尼系数为0.3759(参见: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平成26年所得再分配調査報告書》)。我们知道,基尼系数是经济学表示贫富差距的基本标准,数值越高意味着贫富差距越大。

  

   关于体制条件,中日两国的情况也是非常不同。前文已经提及日本足球的体制特征——下大于上,由下至上。主要体现在地方自治的结构、民间自治体的兴盛、私立学校的盛行这3点。然而,这3点条件在中国是否存在呢?

  

   中国的基本权力结构是上大于下,由上至下的中央集权模式。尽管中国的中央集权在实质上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的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中国作为威权国家的属性基本是研究者之间的共识。威权国家体制下,地方自治、民间自治体、私立学校的发展必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挤压,这和日本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

  

   国立台湾大学的吴家裕、香港中文大学的温健民、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林宗弘的共同研究指出,拥有悠久足球发展历史及长久的民主体制运动经验的富裕民主国家,足球越成功。反之,长期威权封闭、收入不平等、贪污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足球的发展就停滞不前(参见:菜市场政治学网站,《劲旅与弱脚:世界足球排名的政治经济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存在着一定的争论。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威权国家或中央集权模式必然会导致足球的衰弱。相反,还存在某些反例。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镇邦助理教授指出,美国的足球发展就很难用民主与专制、富裕与贫穷的框架进行解释,而是传统的篮球、棒球、橄榄球、冰球等传统体育文化挤压了足球的发展空间(参见:报道者网站,《美国:足球发展的「例外」大国》)。

  

   并且,我们还需考虑到苏联足球的表现。例如,采取中央集权与极权模式的苏联在世界杯和欧洲杯都曾经获得过相当良好的成绩——尽管球员们一直受到苏联特工克格勃组织的监视(参见:BBC中文网,《贝利与克格勃:前苏联队长西蒙尼安记忆中的1958年世界杯》)。苏联足球的成绩主要是,1958年瑞典世界杯八强,1962年智利世界杯八强,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殿军,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八强,1960年法国欧洲杯冠军,1964年西班牙欧洲杯亚军,1968年意大利欧洲杯殿军,1972年比利时欧洲杯亚军,1988年德国欧洲杯亚军。但是,不得不说,苏联足球的优秀成绩几乎集中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197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发生以来(第三波民主化,参见: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采取中央集权和极权模式的国家在足球赛场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如上所述,围绕足球问题,中日两国在历史条件、文化条件、经济条件、体制条件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将会给足球运动带来极大的影响,最直接的反映可能并不是国家队的战绩,而是两国足球人口的悬殊。因为只有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真正获得“选择的自由”。可是,关于足球人口的数据,中国处于不明朗、不即时公开的状态,但根据2011年中国足协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的足球人口约为8000人(参见:京华时报,《足协回应FIFA中国足球人口世界第一 统计标准不同》)。而日本方面则有例年的详实数据。根据日本足协的统计,2011年日本的足球人口为927,671人(参见:日本足协官网数据库)。两者的现状实际上非常悬殊。

  

   总而言之,足球是社会的产物,终将受到历史、文化、经济、体制条件的束缚。怎样才能为足球提供一个更为合理有效的文化、经济、体制条件?2018年10月,中国足协发出新的指令,将从各俱乐部抽选55名球员组成国家队进行长期集训,并可能在2019年以国家队的名义和其他俱乐部一起参加中超联赛(参见:网易体育,《重磅!足协发55人国家队集训名单,韦世豪张修维在列,明年或战中超》)。这种新的尝试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央视著名解说评论员贺炜坦言,多年的改革已经偏离方向,我们又再次回到了举国体制的原点(参见:网易体育,《贺炜炮轰足协:中国足球重回举国体制 26年职改结束》)。

  

   日本有一句谚语,叫“短気は損気”(欲速则不达),这很好的诠释了日本足球的变革轨迹。尽管中国与日本在历史、文化、经济、体制等诸多条件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发展足球、发展体育文化、增进国民幸福感的主旨却是相同。归根结底,我们不是为了足球而足球,而是为了人而足球。关于中国足球,我们或许需要更为长远理性的眼光和更为平心静气的态度。毕竟,足球带给我们太多的爱、希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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