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笑天: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1 次 更新时间:2019-01-16 00: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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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笑天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越不愿意生育二胎”。而笔者的研究中,丈夫文化程度“略有正向影响”,“男方文化程度越高”,“他们希望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越大”。钟晓华的研究结果也是如此,“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样本更偏向于生育二孩”。

   张勇等人的研究结果中,虽然一方面“随着妻子文化水平的提高,‘单独二孩’政策家庭不愿生育二孩的情况也是上升的”,即二者呈负相关关系;但另一方面,“妻子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家庭不愿生育二孩的情况与妻子是初中及以下家庭间存在显著差异”,“妻子学历是大专及以上的家庭与妻子是初中及以下家庭间又不存在显著差异”。换句话说,高中文化程度者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更不愿生二孩,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与初中及以下者之间则没有差别。这一结果又说明,教育程度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并不是严格的负相关关系。

   张晓青等人的研究结果中也呈现出这种非线性的关系。“从受教育程度看,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大专文化程度的‘双非’家庭打算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分别是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打算生育二孩可能性的1.889、1.46、2.312倍,即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双非’家庭打算生育二孩的可能性是最高的。”其实际顺序是大专文化程度的比例最高,初中其次,高中第三,本科最低,是典型的非线性关系。

   怎么看待这种不一致的结果呢?笔者认为,这种不一致的结果或许一方面体现出文化程度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揭示出或许有多种因素导致了这种不一致的结果。比如二者的关系既可能因调查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农村调查结果中呈负向相关,但城市调查结果中成正向相关);也可能与变量界定的不同方式有关(如张勇的研究中是将回答“不确定”的人归入“想生二孩”一类,而张晓青的研究中是将这部分人归入“不想生二孩”一类,笔者的研究中则是将不确定的人去掉);还可能因生育数量可能范围的不同而不一样(目前的范围是0—2,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0—N)。因此,“这种负向的相关关系或者有特定的区间限制,或者并不是线性的。对于子女数从1到2的区间来说,这种关系或许并不存在,或者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总之,对于文化程度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我们目前还不能获得相对确切的认识,也可以说,我们对此的认识还十分有限。

   其二是一孩性别。现有一孩的性别是否会影响到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是否一孩为女孩的育龄人群更想生育二孩?其实,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二者有潜在关系的假定。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所具有的偏好男孩、儿女双全等因素的影响下,这似乎是不难理解的。所以,现有11项结果中,有9项包含了这一变量。但是,这9项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而是呈现出4项结果有显著影响,5项结果没有显著影响的矛盾情形。

   如何理解这些不同的结果呢?笔者发现,所有一孩性别不显著的研究结果,其研究对象都是城市育龄人群。而在有显著影响的研究结果中,除一项研究外,其研究对象要么是农村居民,要么包含农村居民。这一特征启示我们:一孩性别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另一个关键的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个关键的中介变量就是调查对象的城乡身份。这也就是说,一孩性别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会因对象的城乡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城市育龄人群来说,一孩性别对二孩生育意愿没有影响。其影响主要发生在农村居民身上,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对农村来说,一孩性别十分重要”。至于唯一例外的那项研究,其样本里实际包含了高达33.5%的农村户口的对象,这或许就是其结果成为例外的原因。

   其三是地区因素。社会生活的空间属性,不仅决定了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探讨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时,许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地区因素考虑在内。在9项研究的11项结果中,就有8项研究包含了这一变量。其中,6项结果证实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一般而言,地区因素会对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带来影响。通常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二孩生育意愿相对越低。对于两项显示无显著影响的结果,笔者通过仔细分析发现,牛亚东等人在武汉市的研究,其地区变量实际上为“不同城区”。显然,对于生育问题来说,城市的城区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解释变量。因为同一个城市不同城区的育龄人群之间虽然在生育意愿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别,但这种差别还不足以大到有显著不同的程度。因此,这一不显著的结果无关紧要。

   另一项笔者的研究结果中,不同城市变量只是对“双非”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对“单双独”育龄人群没有显著影响。这种对两类不同育龄人群的不同结果,或许揭示出被调查对象的“单双独身份”变量是一个更本质的因素。正是由于这种因素的存在,才导致了城市类型的因素与二孩生育意愿间关系的消失。

   其四是家庭收入。这一变量涉及的是家庭经济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从现有一些直接调查的结果看,经济压力大往往是育龄人群不想生育二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这9项研究中有6项都采用了这一变量进行探讨。在总共7项研究结果中,4项研究得出家庭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总的趋势是,经济条件越好的家庭,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越大,但有3项研究得出没有显著影响。至于为什么家庭收入变量没有显著影响,有两项研究没有对此做任何解释和说明。笔者给出的解释是,之所以家庭收入在城市单双独夫妇中没有影响,这“很可能是因为‘单独夫妇’特别是‘双独夫妇’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一方或双方祖辈经济上支持( 也被舆论称之为‘啃老’) 的可能性和实际比例更大,因而对于多生一个孩子来说,经济方面对他们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综合起来看,家庭收入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在城市单双独家庭中,这种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其五是户口性质。这是包含城乡两部分育龄人群的6项研究结果中都采用的一个变量,其中4项结果为影响不显著,2项结果为影响显著。实际上,户口性质变量反映的主要是调查对象的城乡居民属性。而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因而城乡两类育龄人群在二孩生育意愿上,理应有较显著的差别。就像卢海洋等人对城乡女性调查中所发现的,“农村户口会显著增加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对于其原因,或许也像卢海洋等人所解释的,“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地区在经济发展及开放程度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农村女性现代化观念较为淡薄,依然深受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亦或重男轻女等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使得女性的二胎生育需求更加强烈”。至于4项研究得出不显著结果的原因,研究者都没有进行解释。笔者只能尝试从研究对象、样本构成等方面进行一定的分析。

   笔者发现,靳永爱的研究对象是“城市已婚已育一孩育龄期妇女,年龄范围为20—49岁”。那么,其数据中占33.5%的农村户口的调查对象就只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或流动人口),而非真正生活在农村即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居民。而现有一些研究结果显示,流动人口“流动后其生育数量偏好已与城镇市民不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实际情况的确如此,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两部分户口性质不同的人的二孩生育意愿也不会存在太大差别。换句话说,这种样本结构中的“户口性质”变量对于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其他3项不显著结果的研究对象都是城乡“单双独”育龄人群,即身为独生子女的育龄人群。这一共同的特征也让我们有一种猜想:虽然属于城乡两种性质的户口,但他们更属于严格执行了“独生子女政策”的那一代人。因而,共同的独生子女身份、相似的成长经历等,使他们所具有的生育意愿也十分接近。所以,这种城乡户口不显著的现象,很可能是同属于第一代独生子女这一本质特征影响的结果。

   综合来看,在真正的城乡居民之间,户口性质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在新一代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以及第一代城乡已婚已育的独生子女之间,这种显著影响或许就不存在了。

  

有限的研究认知与严谨的治学方法


   研究结果表明,在现有的关于育龄夫妇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不仅不同研究所用的测量变量数目不同、变量内容不同,就是采用同一变量的研究所得的结果也互不一致。因此,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结果给我们描绘的其实是一幅杂乱的图画。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的了解和认识还十分有限。

   笔者通过具体解析,认为现有结果中相对一致、相对可靠的结论是:1.祖辈的意愿和支持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家庭收入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条件越好的家庭,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越大。但在城市单双独家庭中这一因素的影响可能会不显著。3.女性年龄对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女性年龄越大,生育二孩的意愿比例越低。4.地区因素会对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带来影响。通常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二孩生育意愿相对越低。5.一孩性别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会因调查对象城乡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影响主要发生在农村居民身上。6.育龄人群的健康状况与他们的二孩生育意愿无关。7.户口性质的影响在真正的城乡居民之间存在差别,但在新一代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在第一代城市和农村已婚已育的独生子女之间,这种差别或许就不存在了。8.对于文化程度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还未能获得相对确切的认识。

   与此同时,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个当前学术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一)不同研究间的对话与知识积累问题

   笔者对现有研究结果的解析表明,对于完全相同的研究问题,不仅不同研究者采用的解释变量有许多的区别,就是那些采用了相同解释变量的研究中,所得的研究结果也会不一样。这本是一个值得每一位希望探讨这一问题的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但十分遗憾的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对这一点似乎都注意不够,对于自己所得到的与前人研究不同的结果也很少进行讨论和解释。只管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既不说明谁是谁非,相互之间也不进行对话。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研究者在设计解释变量时,可能很少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很少考虑并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研究者对于将自己的研究结论与同行进行对话和讨论的意识还十分缺乏。这种无视同一研究领域其他研究结果的做法,实际上对社会认知无益,对学术进步无益,对知识积累也无益。

   应该认识到,虽然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特殊性常常会带来研究结果的多样性和不一致性,但是作为研究者,有责任通过与同类研究的对话和讨论,尽量减少和降低这种复杂性与特殊性,尽量获得更加接近社会现实、更加准确反映社会规律的认识,以促进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的进步。

   (二)研究对象性质的影响问题

形成众多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研究对象的不同或许是一个重要方面。从对结果的解析中可以看到,至少研究对象在两个方面的不同会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研究结果带来影响。首先是将城乡对象混合在一起的研究,与对城乡对象单独进行的研究不同。同一个自变量,在城乡混合研究时可能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在单独对城市对象的研究中,或者单独对农村对象的研究中,其影响可能又是不显著的。其次是将“单双独”人群和“双非”人群混合的研究,与对两类人群的分开研究不同。比如,笔者研究中的同样7个解释变量,对“单双独”人群显著的有4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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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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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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