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里·威廉姆斯:流浪者:特里·伊格尔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9 次 更新时间:2006-10-26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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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里•威廉姆斯  

(吴万伟 译)

文学理论家,或许也包括其他学者可以分为两大类:定居者和流浪者。定居者固定在一个地方,像1970年代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围绕着一组问题或话题在“方寸之间盘旋”。他们职业生涯的著作表明了对某个具体知识领域的所有权。流浪者往往不安分,从某个途径或者领域开始,很快离开此地奔向另外一个目标。他们的著作呈现连续移动的特征,常常指向趋势的移动方向。该区分不是专才和通才的区别,也不是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区分:了解单一东西的刺猬和了解很多东西的狐狸。而是对智慧才能的不同形式的利用。

比如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可能看着像公共评论家,但是他实际上正如他自己说的“追逐同样的物品”(hawked the same wares),在职业生涯中返回到弥尔顿(John Milton)著作和解释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弥勒(J. Hillis Miller)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从研究狄更斯和19世纪英国文学的传统评论家到研究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的现象学著作,再成为美国解构主义的杰出鼓吹者,最近又担负起人文科学,伦理学,文学评论等的辩护者角色。

两种学者的区别或许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或许更多地是各自性格的表现。定居者看重前后一致,稳定和深度,在同一个领域寻找不同的视角;而流浪者被新鲜的和下一个目标所吸引,要寻找鼓励他们在新领域探索的侧面。两者的区别或许与时间有关系:定居者喜欢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an)的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而流浪者被赫拉克利特的(Heraclitean flux)“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流动性所吸引。

特里•伊格尔顿一直是个典型的流浪者。他可能是英国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世界文学理论界读者最多的评论家。他在美国的最大影响是通过灵巧地考查形形色色的理论,如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公共领域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public sphere),美学,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等而获得。他在1983年的书《文学理论介绍》(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对新潮流的介绍通俗易懂甚至引人入胜,被重印了将近20次,成为80年代和90年代文学学生必读的教材,在如今巴恩斯•诺布尔书店(Barnes and Noble)当地销售部显得萧条的文学批评专柜还占据一席之地。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曾经说过的“可怕的伊格尔顿”就说明了他在英国学术界的地位。不是每个文学理论家都能得到如此广泛的公众影响力。

虽然伊格尔顿只有60多岁,今年夏天在他担任文化理论教授的曼彻斯特大学举行的学术会议清点了他惊人的著作和学术成就。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所在的小组采访了他,而且负责《诺顿文学理论和批评大全》(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中关于他的章节。本来想寻找一个途径来概括他的研究成果,结果发现他涉猎的万花筒般的主题,话题和领域。会议的发言者重新标记了他对爱尔兰文学的兴趣,对美学理论的焦点,他的幽默,早期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女性主义的研究,他的小说和戏剧,从文学理论到新闻报道的转向,他的学术成长道路,对高雅文化的揭露,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他的顽皮和嬉闹。他的著作确实包含了各种话题。

但是伊格尔顿的流浪不是个人癖性所致,而是代表了过去40年文学批评变化的缩影。像《变色龙》(Zelig)或者《阿甘正传》(Forrest Gump)一样,伊格尔顿好像在每个关键时刻都到场。他超前地在1960年代开始其生涯,20多岁的时候就出版了三本书,成为英国新左派的新星,不断宣称其马克思主义立场。后来他拥抱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在不是用通俗语言写成的书《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and Ideology (1976))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精密理论宫殿和术语引进英国。此后他成为文学理论的主要阐释者和普及者,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1976),《文学理论:批评的功能》(Literary Theory,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1984),《美学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1990),《意识形态入门》(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1991)等。在他的鼎盛时期,他还发表小说和剧本,最著名的剧本是关于作家王尔德的《圣奥斯卡》(Saint Oscar (1989),后来被搬上银幕,由斯蒂芬•雷(Stephen Rea)主演,在这次研讨会上还放映了。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出现以前,伊格尔顿就已经成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在整个1990年代,他开始从综观全局性的概述理论转向对理论命运的诊断,他的诊断并不好。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觉》(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1997),《文化观念》(Idea of Culture (2000),《文学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中,他严厉指责近来理论的相对主义,身份政治的空虚茫然,文化超越社会的自命不凡。在最后一本书里他以充满希望的,人道主义者的语调为理论反思的价值辩护,呼吁研究宗教和伦理学。他变成了一个吝啬鬼式的惹人厌烦者,不是重生的激进新保守派,而是哀叹年轻人被误导的老激进派。和他从前的两个敌人费希和沃尔特•麦克斯(Walter Benn Michaels)一样,他认为当前对于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迷恋是钻进了死胡同。

另一方面,他以爱尔兰文学的著作,英语小说,悲剧,连同他的理论评价著作登上文学家领袖的地位。他还是个让人惊讶的多产评论家(许多文章收录在《持不同政见者》(Figures of Dissent [200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掌握文学批评的风帆,在许多传统文学家如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伊格尔顿好像在大倒退。伊格尔顿的生涯还可能与英国、美国的情景不同有关。英国至今仍然抗拒学术职业主义(academic professionalism),崇尚业余爱好,美国的职业主义学术特色就浓厚多了。(在研讨会上,多数英国理论家只是谈论,这种谈话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和听众随时互动交流,缺点是没有条理,缺乏学术靠山和寄托。而美国人则是宣读论文,其好处是观点透彻清晰,缺点是晦涩难解。)这种差异可能来自英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之间更多的相互渗透。伊格尔顿定期为《卫报》(The Guardian)和《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以及其他许多主流媒体撰写文章。英国仍然存在文学批评的显著公共空间,而在美国,尽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传播,阳春白雪的《纽约客》和大众报刊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

伊格尔顿著作的一个清晰特点是其写作风格。不是采用高雅的生硬冗长的语言,而是灵巧的概要和言简意赅的总结。伊格尔顿是压缩概括深奥理论的大师,(解构是在理论层次上的死亡之旅)。他常常发表尖刻的言论如“斯坦利•费希是美国学术界让人讨厌的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智慧上的卤莽的,喧闹的企业家”。在关于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领袖人物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文章“风格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tyle)中,伊格尔顿注意到詹姆逊涉猎哲学思想的广大领域,采用紧凑的辩证法过程重新组合它们。伊格尔顿有让人惊讶的天赋涉猎众多的领域,不过他用倾向分散的过程消化观点,从核心中消磨躯壳。因而阅读詹姆逊就像阅读黑格尔或者阿多诺(Adorno),而阅读伊格尔顿就像阅读《纽约客》的杰出电影评论家安东尼•雷恩(Anthony Lane),这些评论中常有放肆的语言和清脆的概要,而在当代理论文章中是很少开玩笑的。

在“为什么写作?”中奥威尔(George Orwell)区分了作家的四个基本动机:自我,审美欣赏,记录历史,和政治。奥威尔注意到任何作家都可能被所有这些动机所推动,但是他最终选择为政治而写作。在非常坦率的回忆录《守门人》(The Gatekeeper (2001)里,伊格尔顿建议在奥威尔的动机清单上加一条:几乎上瘾的着迷。他承认在和一个写作上有困难的同事交谈时感到非常难为情,“不是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写作,而是发现自己没有能力让写作停下来。”他说“也许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佚名作者群(Authors Anonymous),这里聚居着过量写作者不显眼的小规模支持团体,人们可以没有羞愧地宣称刚刚无节制地撰写了理论专著,或者连续发表了4篇论文。”尽管人们可能看到定居者强迫性的专注单一领域,流浪者迷恋于不停移动,但是写作的奇怪习惯或许是成功的文学评论家或成功的其他学者共同的特征。

伊格尔顿一贯地选择奥威尔的第四个目标,充满自信地表达社会主义政治,不管它时髦还是不时髦。他在谈论高雅的文学理论时说“在方法层次上,多元主义应该起主导作用,因为真正战胜折中主义的不是方法上的一致性,而是政治目标的一致性。”

作者简介:杰夫里•威廉姆斯(Jeffrey J. Williams)是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英语,文学和文化教授,《明尼苏达评论》the minnesota review编辑。最新著作是《评论家采访记》(Critics at Work: Interviews, 1993-2003)(纽约大学出版社, 2004).

译自:“Terry Eagleton, the Wand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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