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回忆自编《杨小凯纪念文集》往事——兼怀茅于轼的风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4 次 更新时间:2019-01-14 12: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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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2007年暑假,发愿编辑《杨小凯纪念文集》。文献整理工作大体告一段落时,琢磨着与相关学者联系版权事宜。期间,联系到杨小凯先生的妹妹。小凯的妹妹,礼貌性地表示感谢,对我进一步研究小凯,不大放心。

  

   小凯纪念文集,机缘巧合,交给北京一家出版机构,寒来暑往,再也提不起兴趣。有一天在一家书店见到《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恍惚之间,还以为是自己编辑的那本呢!

  

   当即,把这本买回来,对照笔者编辑的电子版本,笔者的那本,无论纪念文章的选择,还是目录分类,具有自身的风格,这样一来,也就宽心了。

  

   《杨小凯纪念文集》编辑过程,其实就是笔者自学经济学的一种方式。天底下还有这么别出心裁的学习路径,难免会让那些学院派觉得奇怪。

  

   说来话长,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一直在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总算是,功夫不负苦心人,适合自学的方法终于找到了,那就是绘制学术地图。

  

   因为欠缺高等数学的基础,自然与理科和工科绝缘,这是一生的憾事。为了留下更少的遗憾,人文社会学科,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字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人文地理学,表面上看来,千差万别,壁垒森然。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回事,愿意寻找相通的地方,这些兴趣,成长为一种精神滋养。

  

   抛开学术分科的束缚,走上一条“杂食主义”的路径。“杂食主义”的知识产权,来自郑也夫先生。既然人类在物质上的“食谱”,是非常宽广的,那么,与此相匹配,人类在精神领域的“食谱”,自然也是宽广的。要给“杂食主义者”起个学名,笔者以为,“博物学者”既传神,也贴切。

  

   民国学府,曾经奉行“通才教育”,从本质上来讲,属于“杂食主义”,所以,学分制、选修课,都为“博物学者”的产生,提供着一种生态。

  

   1949年之后,高等学府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院系调整,一方面大量综合性学府进行拆分,另一方面专科院校大量出现,专业方面下足了功夫,培养大量的“专家”。第四代学者,视野狭小,心胸狭隘,渊源有自。

  

   第五代学者,多数是“知青”学者,没有接受系统教育,很早就离开了学府,被迫来到广阔天地。搜寻图书不易,只能见到什么看什么,这也就是那个时代,留下大量手抄本的原因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孝远先生,属于第五代学者,但是,对于第五代学者不大满意。笔者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曾经向朱孝远先生讨教。朱先生一番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至今不忘。朱先生说:“第五代学者的一个大问题,不够专业,什么都懂得一些,但,都不深刻。”

  

   朱孝远先生,固然具有自知之明,但是,在我看来,相对于第四代学者而言,什么都懂得一些,似乎又是第五代学者的优点。试想,第五代学者,没有到广阔天地接受锻炼,而是接受高等教育,那么,顺从全能体制的理念更加坚定,那么,走出那个时代的积极性,恐怕也不会这么坚定。

  

   从心里面还是特别喜欢受到专业规训,但是,不耐寂寞,任何学科上停留的时间都不大长;即使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没有多大长进。

  

   原来信奉“开卷有益”,觉得无论哪方面的书,多看一本是一本;现在,已经没有“多多益善”的理念,而在做“减法”。遇到一门新学科,笔者在自学的时候,一方面要有效率,把时间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还要把“伪学者”,从场子里面清除出去。

  

   就本人的体会,一门学科的政治性越强,那么,这门学科的“伪学者”可能越多。劣质学者,相对容易剔除;而“伪学者”,往往占据着一门学科很高的地势,担任这门学科的会长或者副会长,掌握着不少学术资源,有着较强的“伪装”。

  

   这就让人为难了,一眼望去,“德高望重”的先生,居然是伪学者,无论如何,不大容易接受这个现实。鉴别“伪学者”,须要“谢志浩法则”和“江晓原定理”。“谢志浩法则”告诉大家:无需阅读这位学者的所有著作,即可以判断是否伪学者。遇到真学者,多多益善;遇到伪学者,哪怕一点文献,就把脑筋搞糊涂了。实在得不偿失。

  

   怎么办?只需看三五篇题目,大体可以断定,这位学者是否“伪学者”,下面六篇论文题目,出自同一作者,请看题目:

  

   (1)《“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学的理论误区》,《法学家》2001年第6期;(2)《坚持“三个代表”,深化学习宪法》,《新视野》2002年第2期;(3)《开天辟地明确方向——1954年宪法的特点》,《法制日报》2002年12月5日;(4)《中国共产党指引宪法与时俱进》(笔谈),《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5)《党的领导是宪法生命力的源泉》,《法学家》2003年第5期;(6)《认真贯彻实施宪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学习十六大报告  贯彻十六大精神)》,《人民日报》2003年2月27日第9版。

  

   以上六篇,请您猜猜,由哪位资深宪法学者所写?

  

   “江晓原定理”,告诉读者,有些题目,不管谁写,都不要读;有些人,不管写什么题目,都不要读。

  

  

   学术大家,自由出入学术边界;吾辈怎么就愿意受到学术藩篱的束缚呢?不免令人困惑。

  

   最初绘制学术地图,就是一张联络图。杂七杂八读过一些书,读过的著作,怎么也有经典著作,写书的人,怎么也有经典学人。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剔除那些“伪学者”和“伪著作”。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不经意间,养成了喜爱纪念文集的习惯,其实,也是为了体会作者的心境和人格。秀才人才纸半张,一生的波涛和操守,只能被安排在一部纪念文集?细心想来,能够有纪念文集和传记的学者,也算够得上死后哀荣,好多先生,享受不到。学者去世能够出纪念文集,也是殊胜因缘。老先生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具有相当的地位,弟子在学术机构具有相当大的能量,这些都是必需的。当然,还有一条潜规则,老先生,不能属于敏感人物。

  

   只去纪念那些值得纪念的学者,不要以为,有纪念文集,才能够被晚辈记得,没有纪念文集,先生依然活在弟子心中。“活在心中”,怎么也比“活在纸上”,来得体贴和真切。只是,那些不能“活在纸上”的学者,嫡传弟子也离开人世,不免变得更加寂寞。只不过,已经来到天堂的老辈,既不必计较官职品级,也无需惦念死后是否被更多晚辈纪念?因为,伤感的是晚辈。作为晚辈,既需要激发,也需要传递,激发的是理性,传递的是温暖。

  

   老辈的纪念文集,透过纸上云烟,多少透露一些老先生的人生路径、学术理念、逸闻趣事、学术师承、心路历程、道德操守。无形之中,老辈复杂的心境,触动笔者的心弦。爱看这些,甚至形成癖好。民国学者学术视野普遍宽广,学术趣味普遍浓厚,逸闻趣事特别传神有味。

  

   院系调整以前毕业,学问上还有些根基。院系调整以后上大学,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校园还是那个校园,一拨一拨的求学的青年,但是,政治全能主义,使得大学的生态与以往迥然不同。

  

   1949年之后出产的学者,往往受到学科的束缚,学问干瘪,没有趣味。当代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真正出活的,还是民国时期老大学生,因为受到完整民国教育。清华大学潘光旦先生,向来主张:大学教育,不外乎两项任务,“做士”与“做事”相结合。

  

   谢韬和李慎之,晚年具有很深的思考,成为“两头真”老干部,自然有对一生的“反刍”,但是,不应忽略两位早年在教会大学曾受到良好教育。

  

   茅于轼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吴敬琏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李泽厚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三位已经八十高龄,属于典型的八〇后。

  

   院系调整、思想改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一系列政治运动,高等学府乃大本营,一上大学就赶上教授“脱裤子”、“洗澡”,如此强烈的人生刺激,强烈地动摇着“师道尊严”。武汉大学李国平先生,回首平生,感怀不已。洗澡运动中,学生称李先生;反右运动中,学生称李国平;文化大革命,学生直接动手打自己的老师。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写入中国文学史,固然,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批人才。但是,这批年轻人用学术迎合政治,纯正的学术理念,弃如敝履。不言而喻,这样的“人才”越多,对学术的败坏,就会越严重。

  

   “反学术”空气中,大批怪异的“种子选手”,不仅丧失基本的学术追求,更可怕的,丧失了理性的清明,不能忍受的是,待人接物,突破底线。被激发的是盲从,被传递的是寒冷。盲从导致愚昧,寒冷引发仇恨。

  

  

   自此以后,担当道义成为很难的事情。也许,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令人觉得可怕了。陈寅恪、梁漱溟、吴宓、顾准,令人崇敬,感人肺腑,就在于,历经艰难困苦,依然担当道义。殉道者!

  

   众所周知,第五代学者得益于第四代学者。但是,第五代建立纯正的学术理念,不仅抛弃第四代意识形态化的学术旨趣,还要在做人上有着更高的追求。邓正来称之为“弑父”。

  

   中国学者的脸颊,烙刻着时代的沧桑。第五代学者,赶上了“低指标、瓜菜代”,普遍灰头土脸;面对学术晚辈,是否有爱心,这些情结,流淌在心中,洋溢在脸上。

  

大陆学术界,第五代学者掌握着极大的学术权力。蔓延的学术腐败、骤降的教育水准与掌握学术权力的第五代学者有着很大的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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