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玉:弗洛姆论作为性格倾向的自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 次 更新时间:2019-01-13 21: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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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玉  

  

   几乎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自恋(narcissism)。如特别得意、特别欣赏自己的容貌、身材、甚至身体的某一部分(如头发、鼻子、手指、生殖器等)。大多数人都特别反感别人的排泄物,而不介意自己的排泄物。有些人甚至喜欢看或嗅自己的排泄物,似乎自己的汗味和脚臭混合着诱人的芳香。同样的事物,与自己的身体有关的,就是令人愉快的,或者不觉得它会引起什么不愉快;而与别人身体有关的,则是令人厌恶的。除了身体,自己的占有物、出身、经历、才智、成就、名誉等等也可能成为人自恋的根据。有一则笑话,讲一位作家会见一位朋友,很长时间作家都是谈自己,谈完后说:“关于我自己,我已经谈得够多了,现在让我们谈谈你,你是如何喜欢我最近出版的那本书的呢?” 这种人就是只专注于自己,很少关注别人。即使愿意帮助人,有同情心也是为了看到自己的作用,为了得到对自己的称赞。自恋倾向较严重的人往往有类似于这种情形的表现,如在吃饭时总是不停地说呀说,忘记了吃饭,使一起吃饭的人不得不等着他。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是自恋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不太严重的限度内保留一定的自恋,是正常的,是他人或社会能够接受的。但严重的自恋可能导致自我毁灭。西方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自恋现象的描述是一则著名的希腊神话。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对美丽的回声女神厄科(Echo)的爱无动于衷,却迷恋于湖中自己的倒影,在自我欣赏中一头扎入湖水中淹死了。这个神话令人想起生活中的一些女人(也有男人)每天要在镜子前花很多时间打扮,她被自己迷住了,对自己形象的爱慕达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时间一长,她的结果也同那喀索斯一样不幸,她很可能会患严重的抑郁症。这是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兴趣而过于关心自己的结果。

  

   自恋的实质是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世界和他人,表现为过高地评价自己或自己的占有物,而对他人和外在世界则评价过低,甚至视为自己的附属品或工具,好像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严重地损害了理性的发展。自恋者往往最不能容忍批评,哪怕是客观的善意的衷告,也被看成恶意的攻击。如果有可能,特别是手中有权的时候,他就会置批评者于死地。

  

   自恋的对象除了自己及占有物,还可能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许多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漂亮、最聪明的。特别是母亲,往往一谈起自己的孩子就精神振奋,没完没了地谈自己的孩子如何了不起,即使所有的人不耐烦或不以为然,她也不在意。

  

   爱情也往往带有自恋的性质。恋爱中的男女,一旦把对方视为“我的”,就把自己所喜欢的一切美好的品质赋予给对方,好像对方真是理想的恋人,真的具有那些美好的品质,真的是另一个“我”。

  

   因此,自恋是一种普遍而强烈的情感。从生物功能上讲,它可以与求生欲和性欲相提并论,就是说,缺乏自恋是危险的。自然赋予给了人以自恋的特征,使人能够为生存做些必须做的事情。因为人不能像动物那样靠本能生存,在人的生活中,本能大大地失去了有效性,这样,自恋就承担了这种非常必要的生物功能。弗洛姆的这种观点与他关于性格的功能的理论是一致的。只是在这里,他既然把自恋看成是自然赋予给人的,并且具有生物上的功能,那怎么将其与人的本能区分开呢? 既然不把它看成本能,就不能说它是自然赋予的。这里,弗洛姆是否陷入了概念的混乱呢?

  

   个人一方面要自我保护(自恋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另一方面个人只有与社会结合起来、与群体结合起来,才能生存。孤独一人,既不能与大自然的威胁相抗衡以保护自己,也不能完成许多只能在社会组织中才能完成的工作。自恋超过了一定限度,就难以与他人合作,不能适应社会生活。

  

   于是,我们的分析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即自恋既是生存所必须的,又是对生存的一个威胁。解决这一矛盾可以有两种途径:一、自恋的倾向不应越来越强,而应越来越适宜,即自恋的程度要减少到不妨碍社会合作的范围内。二、个体自恋要转变为部落、国家、宗教、民族等的群体自恋,自恋的能量要用于社会群体的利益上,而不是用于个人利益上。

  

   个体自恋可以通过转变成群体自恋而得到“合理”的满足,同时也能避免被孤立的危险。当一个人说“我”如何聪明、善良、勤劳、勇敢、伟大,别人都如何愚蠢、恶毒、懒惰、怯懦、渺小时,他是令人生厌的。但他把“我”换成“我的国家(或民族、宗教和政治团体)”,并对其他群体加以贬斥时,他就会受到拥护。一个有天赋的自恋者,往往就这样成为一个领袖,如希特勒就鼓吹雅利安人是最优越的人种,犹太人是最坏的人种。

  

   相应的,我们的分析也应从个体自恋的生物学功能,转入到群体自恋的社会学功能。一个群体要存在下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成员的群体自恋,即将自己所在的群体看成比其他群体更具有优越性。如果缺乏这种自恋,那么就缺乏推动群体活动所必须的动力,更缺乏愿意为群体做出牺牲的人。

  

   尤其是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处在贫困状态,同时人的才能又得不到发展的社会,如果要防止人们的不满,就必须鼓励群体自恋。因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贫穷的人,他们从自恋中得到的满足往往是唯一的满足,这种满足可以有效地避免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他们把自己吹捧成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人。“尽管我贫穷或没文化,但我是重要的人物,因为我属于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群体”。

  

   16、17世纪路德教派和天主教之间的仇恨,依靠的都是盲目信仰的力量,而盲目信仰的心理根源则在于群体自恋:“我们”是令人羡慕的;“他们”是卑鄙的。任何对于自己教义的批评都被认为是恶毒的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攻击,而自己对别人(信仰其他教义的人——引者注)的批评则是善意的,是为了帮助他们皈依真理 (都本伟等译,1988, 第68-69页)。

  

   自文艺复兴以来,有两种强大的对立力量:群体自恋与人本主义,不幸的是,群体自恋的力量大大地超过了人本主义。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代,在欧洲,似乎已经为政治和宗教的人本主义的出现做好了准备,但未能成为现实。群体自恋以各种新的形式在以后几个世纪出现并占统治地位。

  

   群体自恋可概括为各种形式:宗教的、国家的、民族的、政治的等。新教徒对天主教的反叛,法兰西对德意志的对抗,白种人对黑种人的敌视,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矛盾,共产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者的斗争等等,不管它们的内容有多么不同,但在心理学上都是同样的自恋现象,这种自恋或盲目的信仰会导致毁灭……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斯大林的党派崇拜(集中表现在“大清洗”时期——引者注)、穆斯林和印度教的宗教狂热、西方反共产主义的狂热等等,这些不同形式的群体自恋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破坏 (都本伟等译,1988, 第69页)。

  

   群体自恋与个体自恋一样,最明显的症状是缺乏客观的或理性的判断。如白人对黑人的看法、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看法,都是歪曲的。在政治运动中,缺乏客观性的以自恋为基础的自我夸张,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自恋可能导致毁灭。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就声称法国军队不需要很多重型大炮和机枪:法国士兵最具有勇敢和冒险精神这些美德,所以只用刺刀就可以打败敌人。结果成千上万的法国士兵被德国的机枪扫射而纷纷倒下。只是由于德国的战略失误以及后来美国的援助才把法国从失败中解脱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希特勒这个极端自恋的人,激起了成千上万德国人的自恋,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美国的力量和俄国冬天的气候条件。尽管希特勒聪明过人,但他不能客观地分析形势,以为自己的统治意志可以支配一切。

  

   群体自恋往往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而战争一旦爆发,各国政府又都试图激起大众的更强烈的国家自恋,以此作为他们成功地进行战争的一个必备的心理条件。

  

   在群体自恋蔓延的同时,它的对立面——人本主义也得到了发展。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卢梭、康德,到歌德和马克思,这一思想得到了发展,即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应得到尊重,任何享有权力的阶层都不能声称他们的特权建立在他们固有的优越性上。人本主义精神,在今天的世界普遍地受到重视。即使在压制这种思想的国家,它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并成为人们的基本信念。

  

   其次,科学思想的传播抵制了自恋。科学要求客观,要求按世界的本来面目看世界,而不能用自己的欲望和恐惧去歪曲世界。它要求尊重客观实际,抛弃全知全能的幻想,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批评、实验、证据等,要求对事物持怀疑和和批判态度,这一切既是科学思维本身的方法和特点,又对当代人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是有内在联系的,大多数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都是人本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但是大多数西方人虽然在中学和大学里接受了科学教育,却未能形成一种科学的态度,即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宇宙人生的态度,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大多数专家也只能算是技工(都本伟等译,1988, 第70页)。所以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仍然容易被卷入甚至积极地去推动群体自恋的浪潮。同时科学似乎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自恋对象——技术。现代人因为自己成了以前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物质世界的创造者,成为无线电、原子能、空间技术的发明者,甚至因能成为整个地球的潜在的破坏者而感到自豪。因此,我们的教育不仅要注重知识、技术的教学,更要注重科学态度的培养,使年轻人形成尊重事实和真理的态度。这样,科学和教育就会为克服自恋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育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传播人本主义思想。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关注人类的命运,强调人类所取得的成就,把自己国家的成就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起来,同时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就。当然仅仅通过教育并不能迈进人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只有当社会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了整体变革,教育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关于人类不平等,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合法性,已经受到怀疑和猛烈冲击。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都以“人的平等”的信念为基础。对邻人、陌生人的爱,甚至对敌人的爱,这种古老的宗教理想,尽管离现实还十分遥远,但还是可以看到人类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今天,这种迹象比弗洛姆当年所看到的要更明显。多年的政治对手最后握手言和并成为同事,这样的事已经证明能够做到。当然,这还谈不上爱,因为敌视仍然存在,但已经向理性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就向克服自恋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191页。)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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