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日本和印度交流加深，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双方合作关系日益紧密。日本出于本国地缘战略、能源供应路线安全、东北亚地区主导权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积极推动日印两国军事合作向前迈进。日印军事合作尽管尚未达到战略同盟级别，但在军官互访、联合军演、军售等方面都日趋深化，这种合作趋势对中国产生的压力值得警惕。探析日本积极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的表现及动因，对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环境具有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日本 印度 军事合作 ODA大纲 防卫计划大纲
1952年，日本和印度签署和平条约，正式建交。此后，随着东西方冷战的深入，两国关系逐渐疏远。冷战结束后，印度提出“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①，日本地位提升，两国关系实现回暖。1998年5月，印度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进行了多次核试验，引发南亚核军备竞赛与紧张局势，日本追随美国对其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两国关系因此跌入低谷。进入21世纪，日印两国关系明显好转，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日本以援助阿富汗难民的名义解除了针对印度的经济制裁，同时，出于其他因素考虑加大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力度。近年来，在共同利益驱动下，日印两国关系发展迅猛，在政治互信、经济贸易、军事安全以及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展开了积极互动。两国高层交流频繁，实现互动机制化，双边关系定位不断提升，由“面向21世纪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成为“特别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在贸易金融、能源开发、政府开发援助(ODA)等方面，两国签订了合作协议，双边贸易额快速攀升，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以及贷款数额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两国也不断加强军事合作②，签订了一系列旨在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的协议。两国启动了防务部门与外交部门“2+2”副部长级会晤机制，两国海军进行反海盗、护航联合训练并就军事装备合作展开磋商，在联合国维和、情报共享方面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态势。日印两国不断接近、军事合作关系日趋亲密的势头，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日本为何积极强化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课题。
一、日本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的表现
军事合作是否积极有效取决于国家关系的密切程度，而密切程度又取决于两国是否具有相近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取向。两国关系越密切，两国军事合作领域就可能越多，合作层次也就越高。进入21世纪，日本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强化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具体表现在与印度政府、军队开展高层访问和签订协议，拉拢印度参加双边、多边联合演习以及向印度出售武器装备等方面。
(一)高层访问与签订协议
高层互访是两国建立及加强军事合作关系的有力保障，是国家间军事合作必不可少的环节。日本与印度军事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强化，离不开两国政府及军方高层展开的互访活动。2001年12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日本，双方表示同意建立军事磋商机制，扩大双方海上武装力量的交流，共同维护国际海上交通安全。两国发表的《日印联合宣言》提出：“为确保海上航线安全进行合作，在反恐、裁军、防止核扩散、防务等领域举行双边安全对话。为落实该宣言内容，两国决定自2003年起每年举行海洋安全保障对话，以加强在该领域的合作。”③2006年，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幕僚长先后访问印度，并就加强军事合作进行磋商，双方决定建立日印两国海军互访机制。同年5月25日，印度国防部长访问日本，与即将升格为防卫省的防卫厅长官举行会谈。会谈的成果是一份旨在扩大两国在防务及安全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对强化两国军事合作具有划时代意义。合作内容包括：两国防长定期会晤，印度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互访及亲善演习，邀请对方官员观摩指定的军事活动等。这表明日印两国的军事合作正以扎实稳健的步伐不断向前推进。同年12月，日印两国签署《面向“日印战略性全球伙伴”的共同声明》，提到两国要“加强防务部门的合作，确认2007年实施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的亲善训练”，“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合作”等。④声明还明确了两国军事演习的内容，可见其在两国军事合作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2008年10月22日，日本和印度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会晤，双方发表《关于推进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并签署《日印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为两国军事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制度基础。继美国、澳大利亚之后，印度是第三个与日本签署安全合作协议的国家。日印两国自2001年开始展开安全保障对话，七年后就在安保合作上迈出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在该宣言中，两国达成多项共识：“强大繁荣的印度符合日本利益，强大繁荣的日本也符合印度利益”，“日印两国在海上交通安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确认在同恐怖主义做斗争方面有共同义务，包含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上进行的补给支援活动在内的日印双方的反恐努力，在国际社会反恐努力中占有重要地位”。两国还确认，“在联合国全面改革方面有共同义务”，致力于建设“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并“决定构建为促进两国间安全保障合作的全面框架”。此外，在合作要素中提到两国要加强在应对海盗以及运输安全方面的合作，并展开“防长会晤”，加强“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官兵间的交流”和“双边及多边的包含训练在内的各军种间的交流”。⑤两国的防务合作因此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009年12月，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印度，基于已经签订的“安保共同宣言”，两国制定了旨在推进两国安保合作的“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两国要“加强已有的多国框架下的日印间合作”，开展“防长定期会晤”“各军种首长间的定期交流”等旨在促进两国军事方面合作的交流机制。
2010年7月，日印两国首次外交部门和防务部门“2+2”副部长级会晤在印度举行，标志着两国战略合作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双方讨论了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以及两国海军联手打击海盗等议题，并约定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在此之前，日本只与盟国美国、准盟国⑥澳大利亚之间存在“2+2”会晤机制，与印度建立该机制体现出对印度国际地位的认可。尽管日印“2+2”会晤机制只是副部长级，但随着两国合作领域的广度和深度逐渐拓展，未来有可能升级为部长级。同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两国发表《面向未来十年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构想》，决定扩大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加强印度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阿曼湾的联合巡逻。⑦通过双边和多边演习、情报共享、训练和对话，加强在应对包含航行安全与自由以及处置海盗的海上安全保障、人道主义援助与灾害救援等方面的合作。两国确立自2010年起每年举行以反恐和打击海盗为目标的联合军事演习机制。⑧
2011年12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问印度。两国发表《面向强化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展望》，其中提道：“欢迎两国间不断扩大的与安全保障及防务有关的合作。欢迎2012年将实施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间的双边演习”，“通过双边和多边演习、情报共享及对话来扩大包含航行安全与自由及应对海盗在内的海上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再次确认实现包含扩大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内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决心”。⑨
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两国发表《日印特别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东京宣言》，宣布将进一步提升双边海上军事联合演习的常规化程度。2015年3月，印度国防部长访问日本，希望加强双边防务和战略合作，尤其重点关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同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两国签署《关于防务装备和技术转让的协定》和《关于保护机密军事情报安全措施的协定》。这是两国第一次签署关于防务装备、技术转让与情报合作的协议，标志着两国军事合作进入新阶段。两国政府及防务部门高层间的对话使得两国间的军事对话更加具有权威性，对深化两国军事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拉拢印度参加双边、多边演习
联合军事演习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为了实现共同的公开目的或隐性威慑而进行的军事演习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国际军事合作形式。
2000年10月，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等国一起在南海举行了“远征太平洋”演习。同年11月，日印两国又在印度洋公海举行了首次反海盗联合演习。“9·11”事件发生后，为支援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日本选择从孟买当地购买油料补给美国舰艇，在印度洋上活动的海上自卫队舰艇的换防交接也在印度西南部的科钦⑩进行。2007年4月，印度海军三艘军舰访问横须贺基地，美日印三国在日本千叶县房总半岛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同年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了美印两国举行的“马拉巴尔-2007”联合演习。(11)2009年4月，印度四艘军舰访问日本，日本参加“马拉巴尔-2009”联合演习。5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训练舰队进泊印度果阿港。
2011年11月，日本防卫大臣一川保夫与访日的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举行会谈，约定在2012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举行首次联合军演。2012年6月，两国按照计划在日本神奈川县附近的相模湾进行了首次双边联合军演，此后将双边联合军演常态化。此前，两国虽然多次共同参加演习，但均为多边演习而非双边演习。这次是日印两国第一次进行双边军事演习，具有特殊意义，两国军事关系和军事合作程度由此达到一个更高层级。更重要的是，今后两国可以加大力度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
从2015年开始，日本成为美印“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的正式成员国。2016年6月，日、美、印三国在位于日本九州地区长崎县的驻日美军佐世保海军基地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马拉巴尔-2016”联合军演。2017年7月，三国又在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2017”联合军演。这次军演不仅是规模宏大的“全航母”军演(12)，而且重点突出，反潜成为核心演练项目。
以上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日印两国共同参加军事演习呈现常态化特点，且演习地点主要在日本周边海域或中国海军活动频繁的区域，表现出极强的向中国施压的色彩。
海上军事合作是日印两国军事合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两国军事合作的基础。日本一直在积极推动自卫队与印度军队尤其是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之间的联合训练、演习实现常规化和制度化。早在2005年，日本就建议加强日印两国军事合作，允许印度使用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保安厅的基地，作为回报，希望印度向日本开放类似基地，以满足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地区开展搜救演习、联合反恐和护航等需要。(13)
自2009年起，日本开始向亚丁湾派遣护航编队，印度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及其对日本的重要性更得以充分体现。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在驶往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以及结束护航任务返航途中，通常会寄泊于印度科钦。寄港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除进行补给休整外，两国还时常组织联合训练。2009年12月两国制定的“行动计划”中，在训练方面提到要举行“年度两国海上联合训练”、“多国海上联合训练”、“舰船寄港时实施编队航行训练”、“派观察员参加陆空军训练”以及“有关应对海盗及跨国境犯罪等课题的训练”、“印度海军与海上自卫队应对海盗的合作”等。计划还提到“防务部门互派留学生及研究人员”等问题。
近来，为应对所谓的中国军事崛起，日印两国希望不局限于海上而在陆海空各领域都实施联合演练。2017年4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幕僚长访问印度，与印度陆军参谋长就两国实施联合演练达成协议。两国空军的联合演练也已开始协商，未来将敲定具体时间和地点。从海军扩展到陆海空三军，日印军事合作内容的规划性与系统性进一步增强。
此外，作为准军事力量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和印度海岸警备队舰艇，自2000年在印度举行首次反海盗联合演习以来，每年都会举行联合训练。在日印两国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军舰互访等方面的军事合作已经日趋常态化的基础上，日本分别与印度、澳大利亚举行首脑会谈，希望大力强化日美澳印四国的安全保障合作，提升四国海上联合军演等安全领域的交流水平，构筑以美国强大威慑力为核心的多边合作机制。2015年10月，日本参加了美印两国在孟加拉湾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这是日本第四次参加此项训练。该联合训练突出强化各方在反恐、登舰、搜索、人道主义救援、救灾等内容上的联合救援能力。2016年，三国再次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演习地点在菲律宾北部海域。该海域毗邻南海，此次军演透露出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味。
(三)军售
军售是大国军事合作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武器装备的买卖对于合作双方而言既能提升军事实力，又能获取合作方信任和支持。军售对于日本强化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中日“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本开始加速构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关系，两国军事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尤其在武器装备转让合作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比如，印度希望从日本购买12架“US-2”水陆两栖飞机(14)，以提高在安达曼海和尼克巴群岛的军事训练水平、增强在印度洋的搜救行动能力。(15)2015年12月，日印两国签署了防务装备转让和秘密军事情报保护的相关协议。该协议的签署，进一步推动了“US-2”飞机向印度的出售。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向印度出口“US-2”飞机以实现两国联合巡航的声音在防卫省内部一直存在，未来签署军售合同的可能性很高，届时将成为日本2014年将“武器出口三原则”调整为“防务装备转让三原则”后的首次军售，印度也将成为二战后第一个从日本购买武器装备的国家。日本十分希望能够促成这笔军售项目，因为这将为日本打开国际军售渠道，或许还能够首次实现以ODA的形式出口武器，意义重大。金额如此巨大的军售案，印度政府根本无力一次付清。对此日本表示，“US-2”的购买费用可以由日本政府以向印度提供数千亿日元的低息ODA资金援助的方式解决。同年2月，日本内阁对《政府开发援助大纲》(《ODA大纲》)进行修订，并更名为《开发合作大纲》。(16)新版《ODA大纲》首次允许日本对其他国家的军队提供用于救灾等“非军事目的”的援助，改变了长期以来主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民生领域对相关国家进行援助的政策。
日本政府认为，安全保障和开发援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无论是人道主义援助还是政府开发援助，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最广泛的和平与安全，日本要统筹考虑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因素。ODA的实施重点由经济需求转向安全需求，安全保障在ODA实施过程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这与2013年日本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应积极地从战略角度出发充分利用ODA”的规定相统一，并与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着力推进的强化国家安全保障态势、推动武器装备出口等政策保持一致。
“US-2”功能性很强，既可以民用又可以军用，出口“US-2”似乎并不违反新版《ODA大纲》限于“非军事目的”的模糊规定。日本将首次国际军售对象定为印度，显示出对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的高度重视，同时表露出其拉拢印度和争取印度支持以牵制中国的意图。通过购买“US-2”，印度能够扩大武器来源途径，获取来自日本的先进军事技术。除“US-2”飞机，印度还希望购买日本的“苍龙”潜艇(17)，以增强制衡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潜艇能力。在国防科技方面，日本抓住印度希望武器装备自主制造这一点，努力成为印度军事装备领域实现“印度制造”计划的重要合作伙伴。日本放松了对多家印度军事科研机构人员和技术交流的限制，允许本国公司到印度参与军用设施和武器装备等的研发竞标。
在日本的大力推动和印度的积极配合之下，在高层互访、军事演习、军售等多个领域，日印两国军事合作关系取得了迅猛发展，由过去的相对松散发展为当前的相当紧密，由过去的潜在进行发展为当前的公开推进，无论是质还是量，和过去相比都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日本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的动因
日本认为，日印两国应进一步加强联系，不仅要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要在军事领域密切合作，争取构建全面战略同盟关系。通过积极强化与印度的军事合作，以达到遏制中国这一“战略威胁”，进一步介入南海争端，将军事影响力拓展至印度洋以确保其海上航线安全，配合美国亚太战略以及实现“入常”政治诉求等目的。
(一)拉拢印度牵制中国快速崛起
中国军事力量的迅速崛起，一定程度上是促使日本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构建所谓“印太海洋同盟”的最大外部推力。中国渐趋有力的外交态势、在国际社会话语权以及中国军队软硬实力的增强，让日印两国感到明显的压迫感。中国的海上实力不断增强，海军建设日新月异，高战力军舰接连列装，海军突破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中国海洋战略对日本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位于中国另一方向的印度洋大国印度自然成为日本积极拉拢的重要国家。此外，中国积极参加多边联合军事演习等活动也间接推动了日印军事合作，日本在所谓“军事威胁论”支撑下，通过联合印度共同牵制中国。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场合，日本经常提出如何在南海和印度洋地区遏制中国的“军事扩张”议题，强调印度、澳大利亚等“国际社会要团结一致”，在强化海洋安全合作尤其是军事合作方面达成共识。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把中国视为假想敌，把中国的和平崛起视为一种威胁、一种挑战，两国间还存在如东海油气田划界、钓鱼岛争端等利益冲突。日本从亚太地缘战略出发，把应对中国崛起作为国家战略之一。(18)近几年，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中日实力对比、东亚乃至世界的力量格局都在发生变化，这更引起了日本的担忧。2004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规定未来十年日本防卫政策的《防卫计划大纲》，已明确提出“应警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不断扩大海洋活动范围的举动”。(19)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提道：“中国继续增加军费，推进以核武器、导弹以及海空军为中心的军事力量快速现代化，增强兵力远程投送能力，不断扩大在周边海域的活动。中国在军事和安全保障方面透明性的不足令地区和国际社会担忧。”(20)在日本看来，寻找能够一同围堵、遏制中国的伙伴是其实现日本国家战略的途径之一。2000年，日本首相森喜朗在新德里发表讲话：“日印关系从地图上看一目了然，战略上也很重要，日本希望在国际政治、安全保障上与印度紧密合作。”(21)日本“购岛”闹剧发生后，中日两国领土争端有激化趋势，两国围绕钓鱼岛的主权宣示行动逐渐升级，日本迫切希望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印度同为中国邻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并长期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与印度联手共同制衡中国符合日本利益。从目前来看，日印两国对于东亚地区的共同目标是形成多极世界中的多极亚洲格局，即日印中三国均势，防止中国在亚洲形成单极霸权。(22)
日本前驻印大使平林博对于日印两国强化战略合作关系直言不讳：“从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印度与日本是两个互为倚重的国家。如果你们看世界地图特别是亚洲地图就不言自明，中国夹在日本和印度中间，作为本地区两个成熟的民主政体，不仅是而且应该是平衡亚洲安全的稳定因素。”(23)日印两国具有相似的对华进行围堵、遏制的战略取向，如何发展经贸关系，加强双边安全合作尤其是海上安全合作，以应对强势崛起的中国，既是双方最关心的地缘战略议题，也是日印之间最大的利益公约数。(24)既然印度也视中国为潜在战略对手，那么应对共同目标中国、降低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就成为日本选择与印度联手并不断强化军事合作的重要原因。
(二)谋求进一步介入南海争端
日本一向十分重视南海。南海地区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油气和矿物资源，作为资源十分匮乏的岛国，日本积极谋求获得该地区的资源。南海还是日本海上交通线的咽喉，出于保障南海这一段海上航线安全的考虑，日本选择直接介入南海问题，为本国的海上航行提供保障。
日本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提出，要“维持和强化与传统伙伴东盟各国间的安全保障合作”。(25)日本从中国与南海周边诸多国家存在领土争端这一点入手，希望通过插手南海事务牵制中国。特别是近些年，由于中国不断加大在南海的维权力度，日本担心中国完全控制南海这一重要的战略咽喉，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所以更加急切地想要插手南海事务。
而几乎与此同时，印度也开始加大对东盟事务的关注。对印度来说，在后冷战时代展开与东盟安全合作是其“东向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发挥大国作用的具体支撑。印度力求凸显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多次主动提议与东盟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军事人员交流、互换装备、军舰互访等活动并得到后者积极响应。(26)如今，南海已经成为印度莫迪政府“东进政策”题中之义，印度也担心中国海军力量会拓展到其传统势力范围印度洋。在中印边界问题未决的情况下，印度深化同东盟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助力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目的正是制衡中国并积累战略优势，在南海问题未来发展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27)
对日本而言，印度对东盟问题的参与与自身的南海政策不谋而合。两国都十分重视与东盟国家合作，包括反海盗联合训练等军事合作，也都关注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日本积极支持“印太”(Indo-Pacific)概念(28)的使用，支持印度“东进”，鼓励印度介入中国东海、南海争端。日本加强与印度合作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合作，能够增加其与中国围绕领土等问题谈判的筹码。军演、军售等不仅拉近了日印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并演化为“对冲”中国崛起的手段，成为日本“南下”与印度“东进”互惠互利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伴随南海局势的紧张和日本国内相关法律的“松绑”，日本加强了对南海争端的军事介入力度。日本从地缘利益出发，以价值观为纽带，积极拉拢印度共同介入南海，企图打造对华集体干预体制。2012年，安倍提出一个新版对华包围圈，即构建“民主安全菱形”构想——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夏威夷组成一个菱形，保卫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为实现这一构想，日本加强了日印双边和日美印、日印澳三边框架下的双方合作关系，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途径强化并巩固日印军事合作关系。
(三)确保印度洋航线安全
日本一直希望把日印军事合作关系纳入从东海、南海到印度洋再到波斯湾的广阔海上通道的战略防御中。近年来，为保障海上运输线安全，日印两国频繁进行护航军事演习。
日本是能源消费大国。其能源大部分来自波斯湾沿岸，如果在印度洋的海上航线受到威胁，日本经济将受到沉重打击。印度是印度洋沿岸海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从确保能源的海上运输安全出发，日本十分希望并切实需要与印度搞好关系，加强合作。日本《防卫计划大纲》里多次提到，要“强化同在确保从非洲、中东到东亚的海上交通安全等方面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以印度为首的相关各国的合作”。(29)日本前驻印度大使榎泰邦曾说过，印度洋对日本的能源安全很重要。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十分繁忙。印度海军作为在这一带唯一可靠的海军，日本期待它能够保证航道安全。为了海事安全，日印需要相互信任。日本强化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支持印度向西太平洋方向扩张以换取印度支持自己向印度洋扩张，就是为了确保自己海上生命线的安全。而且，日本希望在国际社会发挥“大国作用”，与印度强化合作更便于其介入南亚地区事务并持续施加影响，从而进一步提高印度洋航线的安全。\r
此外，日本希望以打击海盗为由说服印度提供基地，以实现在印度洋拥有海外军事基地的图谋。在打击索马里海盗方面，与印度加强合作可以方便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在驶往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以及返航途中寄泊于印度科钦，在信息共享以及舆论宣传方面对日本也有利。在反恐方面，日本长期以来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紧跟美国步伐，也担心受到美国的牵连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日本与印度加强反恐合作，可以保护在印度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安全，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后。尽管日本最初参与反恐是出于响应美国的号召，但在它看来这样做在促进日美两国战略关系的同时，也能够一定程度维护自身安全并塑造国际反恐良好形象。
(四)美国因素
美日同盟关系自不必说，美印两国也存在相当密切的军事联系。美国十分重视印度能够发挥的潜在作用，认为印度在亚洲舞台上是一个能够加强力量平衡的大国。作为美国国家级智囊的布热津斯基主张促进美印两国军方建立更直接的关系。(30)美国一直希望继日本之后印度能够成为其遏制中国崛起的另一方向的支点。日印两国是遏制迅速崛起的中国并护持美国全球霸权地位、保持美国对亚洲影响力与控制力的得力助手。加强美日、美印以及美日印互动是达成围堵中国目的的必由之路。
日本积极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的背后隐藏着重要的美国因素。(31)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一直以日美同盟为轴心，日本对印度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对印政策和美印关系的影响。印度核试验后，日本响应美国号召对印度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就是例证。进入21世纪，美印关系出现转机后，日本立即改变了对印态度，两国关系随之转暖。美国抓住日印两国对于中国崛起存在顾虑与担忧的心理，欲借两国牵制中国，消除中国崛起带来的潜在挑战，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国际影响力的拓展。(32)在美国的推动下，2007年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对话机制建立；同年4月，美日印三国举行了首次联合军演；5月，美日澳印四国进行了第一轮四国战略对话；9月，美日澳印和新加坡五国又在孟加拉湾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这一系列举动被认为是在构建亚洲版的北约，侧面反映出美国在日印两国逐渐加强的军事合作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2011年，由于遭遇地震、海啸及其引发的核泄漏，日本没能参加美印两国的“马拉巴尔”军事演习，但是，美日印三边联合军事演习已经逐步走向常态化。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日印两国的军事合作从无到有再到多边联合演习，并朝着双边联合演习发展，其中美国发挥着主导作用。
此外，日本和印度两国屡屡插手南海问题，背后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到了美国授意。自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在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表示南海问题事关美国国家利益以来，日印两国便通过各种方式将南海问题复杂化，提升了南海问题的国际化程度。自2005年美国国防部一份名为《亚洲的能源安全》的报告臆造出中国“珍珠链”战略(33)这一概念后，日本、印度等国家便紧跟美国步伐炒作，宣称中国为保护能源安全以及服务更高层次的安全目标一直在积极打造“珍珠链”战略，从中东地区至南海一路发展战略关系。中国被塑造成美国对外战略的新敌人，美国欲将日、印都拉入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日、印等国成为美国跟班。美国认为，印度洋将成为世界的战略重心，控制了印度洋就可以控制几乎整个欧亚地区，包括中国。破解中国所谓“珍珠链”战略的最后关键就在南海，这是美国煽动南海周边相关国家以及日、印等域外大国向中国施压、谴责中国合理合法的岛礁建设以及派遣军事力量巡航南海的原因之一。美日印三边安全合作步伐加快，呈现出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日本一方面依托美国，另一方面拉拢印度，在美日印三边框架中发挥着连接、协调作用，意欲成为亚太地区地缘安全格局中的“次轴心”。(34)
(五)恢复正常国家地位
日本积极强化日印两国军事合作，还有其他政治、外交方面的考虑。日本通过与印度展开军舰互访、联合演习等军事方面的合作，可以谋求更大范围的海外军事行动。与印度拓展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日本可以尽可能多地发挥自身军事能动性，加快摆脱“非正常国家”身份的步伐。同时，与印度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可以提高日本自卫队的国际军事影响力，推动自卫队的军事外向化进程，提升日本世界军事大国的形象和地位。日本一直在谋求成为政治大国，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阴影，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日本来说是其摆脱“非正常国家”身份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对于日本的政治和军事野心，许多亚洲国家表示深深的忧虑，但是印度过去没有被日本侵略和殖民的历史，因此能够和日本成为亲密政治“盟友”。日本认识到，仅由一个国家来推动联合国改革并实现自己“入常”的愿望是十分困难的。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方面，日本有意与印度等国家联合，以集团形式向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起冲锋。(35)日本认为，中国是其“入常”的巨大阻力之一，选择与印度等国联合，可以增加中国反对其“入常”的顾虑。印度作为南亚首屈一指的大国，也迫切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与印度加强军事合作可以强化日印关系发展，增强日印两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能对两国“入常”起到推动的作用。
三、日本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的影响及前景
日印军事合作正在不断向前推进，这一合作涵盖内容广，影响对象多，不只日印两国自身会因此得利或招损，还会对中国及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一)对日印两国的影响
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传统外交思维，日本积极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遏制、至少是平衡中国在亚洲不断增长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影响力。(36)日本积极推动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有其合理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其遏制中国的目的，印度确实也对中国抱有怀疑和戒备心理。日本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起到了进一步确保两国在印度洋、南海航线安全的作用，提升了日本在印度洋以及印度在太平洋的影响力。
从日本角度看，深化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能够实现日本自卫队进一步“合法”走出国门、走向海外的愿望，日本距离“正常国家”的目标又近了一步，使日本的军事影响力扩大到印度洋。从印度角度看，与日本深化军事合作符合印度“东进政策”的需要，有利于“印太”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化，印度的军事影响力将由此扩大到太平洋。
从国家发展目标看，强化军事合作关系是基于“远交近攻”的政治谋略和相似的战略野心。日本希望由经济大国发展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并掌握东亚地区事务主导权，印度希望由人口大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掌握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军事合作关系的不断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互信关系，能够促进两国在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展开更加务实的合作，有利于促进两国各领域人员的相互往来，促进资金、技术、劳动力的相互流动。此外，在同中国的领土和权益争端中，日印也可以通过军事合作相互借重，从而避免各自“单兵作战”。
与此同时，两国在军事上的实质性动作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日印两国都是亚洲的重要国家，大张旗鼓的军事动作必将引起周边国家如巴基斯坦等对印度洋航线十分重视的国家的警惕，这些国家因此采取的应对措施，尤其是反制性和警戒性的军事动作，也将反过来对日印两国造成不利影响。
(二)对中国等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日本和印度分别作为中国的海上邻国和陆上邻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客观现实，心态十分复杂，两国同中国还存在领土争端等结构性矛盾。日本拉拢在印度洋上占有地利的印度并强化两国军事合作，出发点及归结点都在于遏制中国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于中国来说，印度洋与南海的海上交通路线十分重要。中国海军的远洋化步伐起步较晚，在这条海洋要道上的影响力还较弱，面对日本与占有地理优势的印度联合，中国的印度洋、南海航线安全面临潜在的巨大压力。
2009年美日印三国“马拉巴尔”军事演习选择在冲绳海域进行，印度被拉入美日对中国的岛链封锁，中国海军远洋化发展面临更大阻力。作为第一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列岛封锁着中国进入太平洋的重要水道，印度则扼守着中国进入印度洋的门户。日印两国形成了对中国的海上围堵，使中国处于腹背受敌的战略困境，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必然遭到削弱。日印两国的相互借重，使得中日、中印之间原有的领土争端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日印两国海军力量进入南海地区，加剧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中国的领海安全、航线安全受到了挑战。此外，在南海岛屿主权问题上，东南亚各国也可能会因为日印的介入而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
2017年5月，印度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本抓住印度希望通过强化日印关系平衡中国“霸权”和“扩张”的心理，在5月23日召开的非洲开发银行年会上，拉拢印度共同推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在非洲建设经济特区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流露出浓重的对华战略制衡和地缘政治竞争意味。在仅仅一个多月后的6月26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非法越界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正常活动，直接导致中印发生边界军事对峙和两国关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美、日等国与印度的互动却十分频繁，日本还派出以二战后建造的最大军舰“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为首的16艘舰艇参加美日印联合军事演习。印度在中国周边制造事端，恶化两国关系，与中国进行公开对抗，极大考验中国的战略定力与战略决心。印度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原因何在?印度如此底气十足地挑战中国的原则底线，其背后暗中支持和怂恿的势力又是谁?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
日印两国加强军事合作将对亚洲的安全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不仅仅是中国，同样受到威胁的还有同印度曾爆发战争的巴基斯坦以及二战时曾遭日本侵略并一直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其他亚洲国家，这些国家也十分重视这一影响自身安全的问题。日印两国军事合作关系的加强会使得周边国家感到安全受到威胁，进而被迫采取应对措施，从而使这一地区极有可能陷入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之中。印度洋航线关乎自身利益的国家大概都会对日印两国的军事合作采取戒备态度，由此形成“安全困境”。
(三)日本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的前景
在日本的积极推动和印度的默契配合下，未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必然会进一步增强，军事合作关系也会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共享军事资源方面，印度甚至可能会同意向日本舰艇开放全部港口。印度注重强化印美、印日关系尤其是军事合作关系以提升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的同时，必须考虑由此导致中印关系恶化而需要付出的代价。仅从经济角度说，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间关系稳定的重要保证。当前，在中日、中印、日印这三组经贸关系中，中日贸易联系相对紧密，经济相互依存度较高，与中印、日印贸易关系相比具有绝对优势。近些年，印度在国家建设上虽然取得不少进步，但社会秩序依然不太稳定，局部地区反恐和治安压力较大，但法律执行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力，财税系统也不完善，加之行政机关工作效率不高和官员贪污腐败现象突出，整体而言，印度的投资和商业环境较差。日本有意在政治上与印度联合对抗中国，在经济上希望把印度作为中国的替代市场，但实现这一目标阻碍重重。日本想短期内在对印贸易和投资上取得大量经济收益需要克服许多困难。而印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不会轻易屈从日本的战略设计，更不会甘心成为日本遏制中国的“工具”和牵制中国的“棋子”。
不仅如此，日印两国在身份认同、战略思想、外交方针、国家目标等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与分歧。日本是传统发达国家，印度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日本联合印度制衡中国崛起的同时，也在防备和应对印度的崛起。印度具有强烈大国意识，外交上自主性强，奉行不结盟政策并坚持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在“入常”问题上，两国采取“抱团”策略，作为“战友”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共同发起冲锋。但是，如果安理会改革方案坚持一个大洲或地区只有一个代表资格的话，同处亚洲的日印两国势必转而成为相互竞争的“对手”。
日本强化与印度的军事合作，主要谋求政治和战略收益，经济收益是次要目标。而印度却恰恰相反，希望通过强化与日本的双边关系，首先能够引进资金和技术，政治和战略利益次之。印度看到中国快速崛起虽心有不甘，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顾忌中国感受，不愿过分刺激中国。
虽然日本对“联印制华”寄予厚望，但印度大概不会答应将两国的军事合作发展成共同围堵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例如，2017年4月29日，印日澳三方高层第三次会晤后，印度并没有如日本所愿同意澳大利亚加入美日印“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使日本组建“四国海上同盟”的计划落空。日印军事合作的发展空间有限，上述这些因素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日印两国军事合作进程的速度、深度以及广度。正如两国“特别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一样，两国可以是战略伙伴关系，但很难达到军事盟友的层次。
进入21新世纪，日本出于本国地缘战略、能源安全、东北亚地区主导权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等多方面考虑，积极强化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既定目标。日本从战略高度看待与印度关系，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强化与印度的合作，企图“联印制华”，这给中国地缘政治环境、亚洲安全形势等带来诸多潜在压力和不确定因素。日印两国军事合作关系发展以两国共同利益为基础，但同时也受一系列因素的阻碍。
当前，日印军事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未达到军事同盟级别，但未来日本必将继续推动强化两国军事合作。中国在稳步提高综合国力、朝民族复兴伟大目标迈进的同时，必须对日印军事合作趋于深化的趋势保持警惕。在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中国可以从日印军事合作的动因入手，区别对待日印，利用既有战略优势抵消其带给中国的不利影响，包括进一步强化同俄罗斯、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为国家利益的巩固和拓展保驾护航。
①冷战结束后，印度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注重发展与东南亚、远东国家间的关系，这被称为印度的“东向政策”。2014年5月莫迪总理上台后，将这一“东向政策”调整为“东进政策”(act east policy)。
②军事合作，是指国家(地区)之间在国防建设、军事科学研究、兵力使用等有关军事方面的友好交流和合作，是国际合作的一个方面。
③转引自马孆：《当代印度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
④外務省「日印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ツプに向けた共同声明」、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0612_gps_kshtml[2017-02-12]。
⑤外務省「日本国とインドとの間の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共同宣言」、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0810_ahks.html[2017-02-17]。
⑥准盟国，是指在次级安全合作方针下形成的安全管理模式中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际实体，次级安全合作方针包括外交公报、联合声明、备忘录、友好合作协定、国内法、联合国决议等。参见孙德刚：《联而不盟：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准联盟理论》，《外交评论》2007年第6期，第61页。
⑦参见赵国军、赵朝龙：《日印海上安全合作转向及前景探析》，《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3期，第12页。
⑧参见高新涛：《日印近期强化战略合作的深层背景与影响》，《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2期，第84页。
⑨外務省「共同声明—国交樹立60周年を迎える日インド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ツプの强化に向けたビジヨンー」、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noda/india_1112/joint_statement_jp2.html[2017-02-11]。
⑩科钦(Cochin)位于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面对阿拉伯海，拥有优良海港，水上运输发达，设有印度海军基地。
(11)外務省「最近のインド情勢と日印関係(平成20年12月)」、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kankei.html[2016-12-25]。
(12)此次军演，日本派出的是海上自卫队“准航母”——直升机驱逐舰“出云”号。“出云”号是日本第一艘最先进的“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具备搭载固定翼战斗机的能力，稍加改造就可以垂直起降F35-B型战机。无论从吨位、布局还是功能上，“出云”号都符合现代轻型航母标准。
(13)参见高新涛：《日印近期强化战略合作的深层背景与影响》，《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2期，第83—84页。
(14)“US-2”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水陆两栖飞机之一，由日本新明和工业公司自主设计生产，采用先进航空航海技术，是对海上和岛屿人员进行海空搜救的一大利器。“US-2”具有超低空、大航程、全天候、大载量、短距起降和抗波浪性好等特性，能够在各种恶劣天气条件下执行海上巡逻、侦察、救援、反潜等任务。在军事应用方面，“US-2”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力作战平台，与“P-3C”反潜巡逻机、“MCH-101”直升机及直升机驱逐舰构成日本“四位一体”的海上机动监视与反潜系统。
(15)Tili Basu,"Make in India and the Expanding Scope for India-Japan Defence Cooperation",http://www.indiandefencereiew.com/spotlights/make-in-india-and-the-expanding-scope-for-india-japan-defence-cooperation-2/[2016-12-13].
(16)首相官邸「閣議及閣僚懇談会議事録」、https://www.kantei.go.jp/jp/content/280311gijiroku.pdf[2017-10-28]。
(17)“苍龙”潜艇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先进的大型多用途常规潜艇，反潜、布雷和情报侦察功能强大，既能近海巡逻警戒，又能远洋跟踪突袭，具有体积大、噪声小、潜航时间长、稳定性能好等诸多优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潜艇之一。
(18)对于同处东亚地区的日本而言，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日本自身的相对弱小。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日本的态度不再是牵制而是更加直接的围堵和遏制。
(19)转引自刘江永主编：《当代日本对外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380页。
(20)防衡省「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衞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html[2016-12-13]。
(21)转引自任毓骏、钱峰、方华：《美日都在拉拢印度——根本目的是企图在战略上牵制中国》，《环球时报》2001年4月27日。
(22)参见苗吉：《日印接近：走向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当代亚太》2014年第12期，第27页。
(23)转引自马孆：《当代印度外交》，第120页。
(24)参见林晓光：《从地缘战略看亚太地区大国关系：中美日印的外交博弈》，《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2期，第19页。
(25)防衞省「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衞計画の大綱にについ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html[2016-12-13]。
(26)参见马孆：《当代印度外交》，第190页。
(27)参见葛红亮：《印度在南海问题中的角色探讨》，《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1期，第6页。
(28)“印太”概念，最早由澳大利亚提出并得到日本和印度的大力支持。印度将这一概念写入2015年发布的官方文件《海洋安全战略》中，希望借助这一概念为其向太平洋扩张提供依据，并为实施“东进战略”提供助力，以提高印度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
(29)防衞省「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衞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html[2166-12-13]。
(30)参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6—167页。
(31)参见林晓光：《从地缘战略看亚太地区大国关系：中美日印的外交博弈》，《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2期，第24—25页。
(32)参见李家成、李昂：《日印安保体系构建的动力考察》，《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8期，第55页。
(33)所谓“珍珠链”战略，本质上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炒作的一种“中国威胁论”。该战略称，中国通过资助、援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柬埔寨以及泰国等国家的港口和机场的方式取得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国家在地图上串起来像一串珍珠项链，因此得名。
(34)参见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39页。
(35)从1956年加入联合国的第一天起，日本就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69年9月19日，日本爱知揆一外务大臣在第24届联大上间接表达了日本希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愿望。1995年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日本向“入常”梦发起了第一次冲锋，但宣告失败。此后的十年，日本在联合国又做了充分的工作，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2005年，联合德国、巴西、印度三国组成“四国同盟”再一次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发起了冲锋，大力强调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扩充常任理事国席位，希望借助联合国改革的东风一蹴而就，结果依然未能成功。
(36)参见高新涛：《日印近期强化战略合作的深层背景与影响》，《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2期，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