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天人之际”的当代解析:自我、他者与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0 次 更新时间:2019-01-12 20: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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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是否也产生了影响?如无论你出身于什么家庭,人都应当是自由平等的,奴隶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古希腊就 有了这样的观点。这值得研究。西方文明不止表现为科技优势,还有自由平等人权这些观念,这之间不可能没有内在联系,其实自然法就表明了这一联系。

  

   中国的“天下”则是江山、民众、人心、人文和人伦的世界,同时也有天下文明,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样的政治观念。因周天子的“天下”与诸侯的“国“本来不同, 先秦不少思想家进一步说明了天下与国的区别,孟子还强调了“王”与“霸”的区别;后来顾炎武明确区分了天下与国家即“亡天下”与“亡国”,这成为今天包括盛洪教授,赵汀阳在内所讲的天下主义、天下体系的灵感的源头。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过去问的不多,就是“谁之天下”,虽然儒家有“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不同的说法,《吕氏春秋》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 下”的观念,后来文征明还有宋朝是“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之说,但是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可以说天下是“我”的或“我们家”的,因为“我是天子”,我即使乾 纲独断,也是天下为公的。至少,君主是最大的“我”,因为这不止是对最高权力的认同,还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同。这样,所有其他人的我,都只能 是对臣子、对百姓的认同。所以,君主与他之外的臣民的关系,无外乎三种,一是主次,二是主客,三是主奴。孟子讲,“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即使 似乎君臣一体,但也不是同等重要,心是指挥手足的。

  

   历史上,我们形成了华夏中心的天下观,还有“五德终始”和“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在君主之外,孔子有素王的地位与儒家的道统,从而把不同的朝代维系在一个 思想文化主导的谱系中,使中国人特别是汉人和认同华夏文化的人都有了“文化的我们”即同一的文化身份。官方和民间还都有对“忠义”的推崇,虽然目的不一 样,但是对忠义的推崇,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抗拒着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不完全以成败论英雄,比如对项羽、关公的态度。

  

   传统的自我和他者,中国的传统自我可概括为四种,也是四种我们,第一是文化的自我,不以种族分高低,但以文明论优劣,具有理想性和普遍性,第二是族类自 我,非我族类,非心必异,夏夷之防,文化肉身,具有现实性与特殊性。后面两种一个是道德自我,小我是私,大我是公,还有家国自我,家是小国,国是大家。

  

   这四种自我,特别是家国自我里面的“我”“你”“他”,身份地位是大不相同的。君主才是独立自主的自我,甚至是大我,这个我用一般人都不能用的 “朕”和“寡人”;一般老百姓的“自我”,往往认同的是自己卑微的出身和身份,是自己的“命”,所以,传统上我们缺少笛卡儿的那个“自我”。

  

   下面说一下传统生存方式的逻辑及其限度。农耕生产生活的自然性、伦理性与半神秘性,以象形文字为载体的思想文化的世俗、经验、保守和内在超越性质,历代王 朝的阳儒阴法,纲常礼教,从荀学主导到思孟儒学主导的转换;由于佛教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导致隋唐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两大景观,“居家为主”,“出家为 辅”,有了出家人,这就不止是少数士人才能做到的儒道互补,这无疑是对儒家强调的家庭伦理的一个冲击,当然,中国化的佛教对家庭及其基础上的儒学也有适应 的一面。普通中国人则三教并拜,反映了在“信仰”上的实用主义,也可以说是包容性。

  

   农耕文明自宋朝开始衰落,明清商品经济未能发展成为市场经济,我个人认为表明两点,第一儒家文化具有浓重的地域性和保守性,我赞成北外两位老师,一个叫施 展,另一个记不清了,他们发表在共识网的《东北看天下》、《西北望长安》中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包括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很难有效地统治 游牧民族,聪明而有能力的游牧民族,倒可以反转来统治你,蒙元之后就是满清。他们一开始实行因地制宜的二元化统治,比较成功,后来一元化到儒家这里了,结 果自己反而衰落了,从相当开放的康熙到他的孙子乾隆,就儒家化了,也闭关自守了。说明了儒家文化的地域性和保守性,当然也有较强的适应和同化能力。

  

   第四部分,西方“他者”与“我们”的悖论。西方人闯入我们的天下了,逼迫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破坏我们的规矩,并且激化我们的矛盾。今天还有不少人重复这 样的语句:我们又没有打到你们家门口,你们却打到我们家里来了,逼迫我们与你们做生意,也是强迫我们的意志嘛。我们说,这是典型的农民过日子的说法,我自 给自足,没有找你的麻烦,你跑来非要与我做生意,还贩卖鸦片,这不是要惹事吗?贩卖鸦片绝对不对,我们绝对赞成林则徐虎门销烟。但是,除此之外,也可以问 一下,我们是那么高度一致吗?这主要是普通民众的想法,还是主要是他们的统治者的想法?农民难道不愿意与洋人做生意吗?过去不也有许多农民特别是人多地少 地区如温州的农民,自己变成了生意人吗?重农抑商难道不主要是统治者的统治术吗?

  

   无论如何,中国人遭遇的西方人不是过去的蛮夷了,他们拥有超出国人想象的文明,除了坚船利炮,各种洋货,特别是地图和地球仪,促使我们形成了新的世界观。

  

   “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有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些中国人发现,我们的理想原来在他们那里,这就是徐继畬、冯桂芬、郭嵩焘、王韬等人的“三代”说,这是第一重影响,这种影响应当说是我 们传统的优秀的,那个开放的天下观在我们面对西方时的一个体现,我们不惧斥他们的文明,因为那正是“三代”之治在西方的体现而已。

  

   第二个影响是他们的挑战和欺凌又激发出我们的道义感,使传统道德更趋理想化,我们决心以民族主义建构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第三,我们中国人原来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三分为统治者、变革者和民众,于是,从西方和自己传统中寻找变革资源,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就有了康梁以来,严复以来的近代启蒙。

  

   他们是“谁”,我们是“谁”?

  

   近代以来,中国人看待西方和自身的认知态度,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是本能的、主观的,这个大概可以以慈禧、徐桐,以义和团作为代表,第二种是以他人的客 观看中国,如到西方留学的,也包括接受西学的,胡适,还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等,都持客观的第三者的态度;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你的态度,如果找个代表 鲁迅大概算一个,既哀又怒,还有新儒家,政治上反专制,文化上持守传统。三种认知态度中,“你”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外都了解,立场还是中国的,这主要体现 在许多留学生、使节、买办与知识人的身上。但是,“你”总是具有两可性,你固然不是他人,但也往往处于夹缝中,两边不落好,甚至成为政治运动首先冲击的对 象。

  

   今天国内学界仍然在围绕着费正清和列文森提出的“冲击—回应”说,还有柯文等“在中国发现历史说”在争论。中国近代以来的变革,的确有内因,有内在的要 求,过去学界可能对此重视也不够,但我认为,中国自身具有的可能性是一码事,现实的动力是另一码事。没有外部的冲击和挑战,今天强调的“倒逼”,我们的确 难以把自身的可能、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动力,总是会小富则安,甚至得过且过。所以不能否定外部冲击的正面意义。

  

   近代我们陷入的悖论和长期的自我折腾,就不多说了,我们都是过来人。

  

   这个地方要说一点的是启蒙、救亡这两大主题背后,其实最后大家知道真正崛起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阶级革命,虽然启蒙和救亡是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之一的启 蒙到今天仍然可以说没有完成,但是它们背后的阶级革命和启蒙与救亡之间的关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遮蔽的,李泽厚当时也回避了。而从有了劳工神圣的口 号,到后来的阶级革命,苏俄的影响超过欧美,马列和儒家的积极自由观激励从知识人转化来的政治精英结党并发动群众,对内借助武力的党派政治,对外借助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即依靠苏联,中共取得政权,现代中国也就有了三种命运,第一开放并走向世界,第二回归传统天下,第三是在这之间摇摆。即使建立社会主义这个体 制,也有三种可能的命运,一是像朝鲜一样,倒退回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社会,二是如马克思所说,通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消灭原来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维护个 人自由并发展社会民主,三是在这两端之间摇摆,我们中国是长期在这两极之间摇摆。

  

   理性的艰难形成必须经过市场经济。

  

   上世纪逐渐形成的新知识与信念,第一是天下是全球全世界,中国只是处于亚洲的落后大国,“天命”、“顺天”的传统观念转换为顺应“世界潮流”,今天学界重 新讲“天命”,虽然我本人也在十年前提出过,“存在的天命和历史的境遇”,但是今天感觉对这个概念要谨慎。第二,中国人和西方人是同一人类,人同此心,心 同此理,性近习远。第三是以主体意识吸取人类知识文明改造中国,振兴中华,团结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第四是科学无国界。

  

   第五部分论述的是走向同一世界的“诸神之战”。

  

   这是用韦伯的一个说法,就是世界现代化以来,一方面,每个民族国家内部都经历了理性的祛魅,另一方面,各个民族之间,却围绕着自身的利益,把自己古老的神 灵,或者说本民族一直持守的那些价值原则精神原则,用马克思的术语,也可以说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召唤出来激励本民族投入与其他民族的生存竞争之中。这些民 族还都是相对的我们与他们,还是主客关系,人类要成为人类,成为人类的我们,就要消解掉历史给予的狭隘的自我认同、自我中心,也就是要在普遍交往中扬弃原 来的特殊境域所给予的规定性。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难免互伤和自伤,各个民族是不那么容易走出相互之间的不信任,走出自我中心的,因为这是构成他们过去生 存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上世纪初以来,人类经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战争,第一种类型的战争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的不平衡原来是隐性的,虽然世界存在着严重的差异,但是基本上互不 来往,不那么了解,人们关心的都是自己族群的问题。后来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给弱者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还有不平等感和耻辱感。这里其实既有先发国家和 后发国家之间的贫富和强弱的差异,其实也有不能用贫富、强弱来表示的文明的差异、人道的差异,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一个误区。西方现代国家用市场、法 治和民主,解决了内部的阶级和等级的对立,但是在解决国际社会的落差、矛盾和利益竞争时,凭借的是传统的方式,如果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三种条件不具备 的话,在民族国家之间就会有战争,帝国的惯性是巨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发生的。

  

第二种战争类型是冷战,冷战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俄国、中国和被苏联在二战后占领的东欧地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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