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笑天: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8 次 更新时间:2019-01-12 00: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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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笑天  
虽然经验研究中采用定量方法的仍保持较高的比例,但研究方式已开始突破简单化、单一化的局面,出现了若干运用其他定量方式的研究;同时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和其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也不断增加。从总体上看,第三阶段社会学界的研究方法水平明显提高,其特征是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加注重方法对所研究问题的适合性,注重方法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的理解能力。

  

三、方法的研究

  

   我们先用一组统计数字来描述20年来社会学界对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概况。周贵华曾根据《全国报刊资料索引》对1979—1987年所发表的社会学类文章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方法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6.2 %(风笑天,1995)。笔者的研究生以同样的方式对1988—1998年的统计表明,方法类论文共198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为3.1%(通过对1987年论文的再次进行统计,并与周贵华统计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周贵华统计的标准略宽, 因而其所得比例可能比实际状况略高)。 魏屹东等人对1986—1995这10年间《社会学研究》所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两类论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1.7%(魏屹东等,1996)。根据两类论文的比重估计,大约方法类论文只占4 %左右。笔者的研究生也专门对《社会学研究》1988—1998年中的方法类论文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10年中所发表的方法类论文共28篇,占论文总数的3%。

   20年来,国内社会学界有关方法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众多方面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一)方法论

   从社会学恢复开始,社会学界就开始了有关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并且,在这20年中,无论是从所发表的文章数目,还是从发表的时间范围上看,这方面的研究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研究者所讨论的方法论问题有所不同。

   在前10年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西方社会学方法论之间关系的探讨较多,这是这一时期方法论研究的突出特点。这些研究形成了若干主要的观点: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方法论很多,比如唯物辩证方法论、理论逻辑方法论、唯物史观方法论等,从而克服了西方社会学两大社会分析方法论的缺陷;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方法的第一个层次;还有人认为,社会调查的方法论由三个不同层次的方法论构成,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以及逻辑方法论(张宛丽,1989)。“但对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认识却是十分一致的,都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指导思想”(参见戴建中,1989)。

   在第二个10年中,有关方法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这其中既有对方法论层次问题的探讨,也有关于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分析,同时还有对韦伯的方法论思想的专门研究。比如李小方对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比较分析、张小山对实证主义方法论所面临的挑战的分析、张网成对实证主义范式与现象学范式的比较分析、林彬对社会学方法论发展趋势的探讨、以及项葵从“价值中立”、整体观等方面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思考等等,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参见风笑天,1995)。

   近几年则有下列一些较重要的研究。李建立从社会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对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进行了评述。他认为,韦伯的方法论及其理论,充斥着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有其社会环境和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渊源。他的方法论既体现出人文主义的倾向,又有实证主义的影子,二者相互交叉,相得益彰(参见风笑天,1996a)。

   侯钧生从“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这两个概念入手,分析了韦伯的价值思想。他指出,韦伯的“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时并存的两个方法论原则,它们既对立又统一。二者异曲同工,目的都是要求研究者将“形而上学”和世界观的认识从科学活动与科学结论中清除出去,以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侯钧生,1995a)。 他还在另一篇论文中分析了价值立场的客观前提和价值要素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并指出,社会学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不决定于价值立场是否进入科学研究领域,而决定于价值立场是否与特定的社会发展方向能保持一致(侯钧生,1995b)。

   焦永刚认为,“对社会现象的性质的不同认识,是社会学中两种对立的根源”。社会现象或社会现实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主客观上的统一。“社会现象的外在性可作两种理解,一方面指对象化的过程中与主体在意义上的分离,另一方面指符号体系本身的可分离性使各种成体系的规则等社会现实在空间上与人分离”(焦永刚,1995)。

   覃方明则从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视角对社会学方法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实质上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方法论分裂状态的反映”。“传统上被认为构成了社会学方法论之根本对立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间的对立只在发现的程序层面上存在,而在验证的逻辑层面上消失。因此,两者间不存在本质的对立。而理解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则在验证的逻辑上分别对应于本质上不同的方式,它们之间的对立才是根本性的”(覃方明,1998)。

   何友晖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了作为方法论的关系论的基本观点。他们指出,“个人行为必须放在关系境遇中来理解,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学,基本上不适合于用来分析社会行为。因此,心理学中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偏差妨碍了心理科学的发展,使得心理学难以解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以关系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生活,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个人意志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方法论的关系论并不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相反,以关系论为基础,我们可以对文化差异有更深入的认识”(何友晖等,1998)。

   (二)社会调查的概念和体系

   与实际研究中社会调查方法的普遍运用相联系,在对方法的研究中,有关社会调查的概念和体系的探讨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对于社会调查的概念,学者们的认识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差异。一个差异表现在对这一概念的名称或提法不同。有的称之为“社会调查”,有的称之为“社会调查研究”(尽管大部分学者在使用这两种不同的名称时,所指的内涵完全一样)。另一个差异则表现在对概念内涵的界定有所不同。有的认为社会调查只是一种收集资料的工作;有的认为社会调查既包含资料收集的工作,又包含资料分析的工作(即把社会调查等同于社会研究);还有的则认为社会调查仅指那种“运用自填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分析这些资料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过程或活动”(风笑天,1996b )。

   社会调查的方法体系也是前10年特别是恢复初期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比较一致的结论是:社会调查方法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方法论、基本方式、具体方法和技术。但是,对于每一部分中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之间的看法有较大的不同。如在方法论方面, 主要有5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社会调查的方法论由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研究方法论三部分构成;第二种认为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逻辑方法论三者构成;第三种认为它是一种研究社会调查如何贯彻一般科学方法的逻辑程序的学问;第四种认为它是社会调查的指导思想,是调查者在调查活动中始终要遵守的一些原则;第五种则认为它是指导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以及具体的理论框架。又如对社会调查的基本方式,也有两种不同看法。较多的研究者认为,社会调查有 4种基本方式,即普遍调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个案调查;另一些学者则将这一层次称为基本调查方法,其内容则包括观察法、实验法、问卷法、访问法、个案法、典型法、抽样法、普查法、比较法等等(风笑天,1995)。

   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都是与前述的社会调查的概念以及社会调查方法的体系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内大多数社会学者都认为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研究方法是一回事,因而他们往往用“社会调查方法”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来表示社会学研究方法。只有少数社会学者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社会调查方法只是社会研究方法的一个部分。笔者也曾专门撰文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进行分析。在区分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笔者指出:在认识上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同于社会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其内容体系和结构上的某些混乱现象。那种将实验研究、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与问卷法和访问法同等看待,并列作为社会调查中收集资料方法的做法是不科学的(风笑天,1997)。

   在恢复重建的初期,社会学界对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也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陆学艺等人分析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历史性贡献及其这种贡献的5点具体表现。苏驼在论文中指出, 毛泽东不但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还提出了不作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的思想;同时他认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不但从高层次方法论上研究调查方法,而且很重视低层次的具体方法和技术问题。严家明指出,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矛盾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为根本方法,包含观察法、访谈法、座谈会、实地调查等内容;作者还认为它与西方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关系是前者(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对后者的包含关系,是基本方法同一般技巧的关系。卢光明等人则对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基础上形成的、以典型调查、个别访问、开座谈会等为基本方式的传统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该方法具有调查对象非确定性、程序非规范性、结论推广的盲目性、分析方法的思辨性等缺陷(参见风笑天,1995)。

   (三)问卷法与抽样方法

   正如前面所总结的,问卷调查的方法在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应用十分普遍,应用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卢汉龙对社会调查中问卷的意义界定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如果没有吻合度较高的意义结构,调查者如果未能确切地把握影响资料真实性的各种因素,研究结果的有效度和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因此,问卷设计应采用常识理论来界定问卷中问题的意义,问卷中问题操作化的基础应当是常识。同时,调查者要使自己的意义界定体系与被调查者的意义界定体系尽量取得一致(参见风笑天,1995)。笔者曾对问卷设计的原则、方法,问卷调查中的障碍,问卷设计中容易产生的问题等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问卷设计要为回答者着想等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本专门探讨问卷设计方法的著作(风笑天,1990)。另外,刘德寰对问卷法的题型设计进行了探讨。他通过对目前普遍运用的各种封闭式题型进行了归纳和分类,并列举了实例说明每一种题型所具有的优点和不足,指出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对调查研究人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刘德寰,1995)。

对于广泛运用的抽样方法,许多研究者也进行了探讨。卢汉龙指出,人们认识到抽样调查的优越性,但却不明白抽样调查本身需要一整套严密思索和符合数理原则的选样程序才能保证调查结果的使用价值。因此,要注意社会调查中的科学程序问题,主持社会调查的部门应加强对调查程序的审核,要提倡撰写调查报告时对调查程序和方法作明确的表述。卢小广针对某些调查用非概率抽样的资料去推论全国总体状况的做法指出,这样做构成了对社会调查科学性的一种隐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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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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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0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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