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广新:民法典编纂:民事部门法典的统一再法典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19-01-10 01: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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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广新  

   摘要:法典化、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高度概括了19世纪以来大陆法系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进化状况。我国近四十年的民事立法,显现了一种较为独特的法典化、解法典化、再法典化交错发生、交互作用的螺旋式发展、进化轨迹。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阶段性、渐进式发展的需求,我国民事立法秉执经济实用主义思想,采纳了以民事部门法法典化为先导逐步实现民法法典化的立法方法。为应对改革开放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司法解释成为民法发展、进化中最为活跃的规则创制机制。我国当下正加紧推进的民法典编纂实质上是一次民事部门法典的统一再法典化、现代化。如何贯彻执行新立法政策并系统体现新的价值观念,是民法典编纂无法回避的立法难题。

   关键词:法典化;解法典化;再法典化;民事部门法典;司法解释;

  

   自19世纪以来的两个多世纪里,世界上许多成文法国家或地区的民事立法,大多数发生法典化、解法典化、再法典化等三种立法现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民事立法遵循“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政策,依随经济社会转型的阶段性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民事部门法的法典化、解法典化、再法典化交相辉映、交错相生的法律进化之路,产生了由民事部门法典、民事特别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民事法律规范、司法解释构成的体系复杂、规模庞大的法律规范群。如何在此基础上编纂一部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面临诸多立法难题。由比较法看,当下正加紧推进的民法典编纂,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转型时期的法典化一样,旨在使随政治、经济、法制转变而激增的法律规则合理化、统一化并希望由此实现稳定。[1]故而,民法典编纂实际上可看作是一次民事部门法典的统一化、整体再法典化及现代化。本文拟以大陆法系民事立法的法典化、解法典化、再法典化现象或方法为基础,对我国民事法律规范四十年来的创制、进化状况作出结构性分析和总结,由此揭示出我国民法独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以及当下民法典编纂不得不应对的一些立法难题,进而提出解决这些难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一、民事立法:法典化、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

  

   法典之称谓有古今之分,法典亦有古代法典与近现代法典之别。今日通常提到的法典,是指18世纪以来对法律予以分科之后对某一法律学科进行系统编制而形成的有国家强制力的书面文件,1756年的《巴伐里亚马克希米里安民法典》开启先河,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被奉为近代法典之楷模及真正的鼻祖。[2]而像《汉谟拉比法典》《狄奥多西法典》《优士丁尼法典》之类的古代法典,实质上是关于各科法律、命令甚至是权威学说的系统汇编。[3]

   一部法律是否属于或者可否称为法典,不取决于法律名称中是否使用了“法典”。欧洲大陆许多国家习惯于将民法直接命名为民法典,如法国、德国、瑞士、荷兰民法典,而东亚的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则使用“民法”而不是“民法典”概念。一部法律被当作法典看待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不是对需要规范的个别问题而是对一个法律领域 (如合同法、债法、家庭法等)作出综合的或者完整的规定,并能够使法律规则和制度符合逻辑地构成一个条理分明的、更易于理解的体系。[4]

   法典化可作多维度解读,它既可指正式立法的过程,又可指正式立法过程的结果。相比于一般立法,法典化常被视为一种特别重要或正式的立法方法。法典化方法有诸多特征,如合理性、系统性、统一性、一致性、易用性 (易理解性或可接近性)等,合理化与易用性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两个特征。[5]

   法典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转变,法典化从方法论和现象论上皆发生重大嬗变,作为结果论的民法典亦相应地在内外体系上发生重大变迁。19世纪的民法法典化可称作法典化的经典时代。法典化的基本目标是,尽其所能地将民法规则全面纳入民法典之中,实现民法的统一化 (民法典即为民法)。《法国民法典》乃其范式,如19世纪的一位法国教授曾言,“我不讲授民法,我讲授民法典”。该言论赢得广泛赞同。数年之后,让•卡尔波尼埃把拿破仑法典描述为“法国人民的民事宪法”。该观点被许多人稍加改变地称为“法国人民的经济宪法”。民法典因此构成民法的主要来源———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并且许多时候被认为其价值相当于宪法。[6]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民法法典化,基本上都面对着如何处理民法典与民事特别法关系的难题。这使得这个时期的民法法典化在法典的内容或规模与法典表达方式上都呈现出与经典法典化时代完全不同的面貌。另外,这个时期的民法法典化也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即民法典应否吸收商事法律规范,从而不再单独编纂商法典。

   解法典化,以存在民法典为前提,主要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即民法典被一些民事特别法、法官法、超国家的国际法或区域统一法解构或掏空,并受到宪政主义的深刻影响,其不仅在私法领域丧失规范垄断地位,而且原有的宪法功能被完全替代。[7]严格地讲,只要民法典丧失其作为民法唯一、真正法源的地位,就会发生解法典化。因此,解法典化是法典化之后的民事立法为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而于再法典化之外必然发生的一种立法现象。它通常不是立法者的一种刻意追求,而是法典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情况而自我调适的结果。当再法典化也可作为法律进化的一种方法时,解法典化也具有方法论意义,即立法者可选择以解法典化的方法调适民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解法典化有形式与实质之分。形式的解法典化,是指民法典被民事特别法、法官法等所形成的“微系统”所解构、分化,从而在形式上丧失完整性、统一性。实质的解法典化,是指一些本来由民法典规范的内容或事项基于特别的、与传统民法不一致的思想或方法,从民法典中分立出来,构成具有独立规范思想或构造方法的法律系统。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自立门户,是实质解法典化的典型例证。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解法典化皆削弱了民法典的重要性。虽然民法典毫无疑问仍然是民法的灵魂和核心,但民法的发展、进化在很多情况下是在民法典外完成的,民法典不再包括所有的民法,民法由此衍生出实质民法与形式民法之分。在民法领域,民法典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解决民法问题上,其不再是终极权威。民法典地位的此种重大转变,不是自愿解法典化的后果,如果立法者未将一些重要的新法或规则整合到民法典之中,其不是蓄意掏空法典的实体,而是为了便利之故。[8]

   再法典化,同样以存在 (民)法典为前提,主要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即按照法典化理念及方法,对陈旧、残缺的民法典予以修补,使之适应新时代需要。20世纪以来,面对着日趋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尽管有人宣称“法典死亡”,有人断言“法典终结”,有人提出“解法典化”,但是自19世纪以来的民法法典化运动并未停歇,对旧的民法典予以再法典化的现象在世界各地时有发生,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民法典在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以及亚洲皆相继出现。“解法典化”揭示的根本问题是,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复杂多变,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19世纪的民法典明显有些老态龙钟,是否需要法典或者需要什么样的法典,引发诸多反思。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立法表示方式的法典化,毫无疑问仍然盛行于当今世界各地的成文法国家,在民法领域尤甚。法典化的主要话题不是21世纪是否将存在法典,而是法典将具有哪些内容、其与私法的其他领域的关系及其表达方式。[9]

   再法典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法典化,相对于完全从无到有的法典化,其属于在既有法典的基础上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投身法典化运动。因此,法典化的一些普遍特征,如合理性、易用性等,同样是再法典化追求的根本目标。

   对再法典化通常有两种理解。一是狭隘地认为,再法典化就是完全推翻原有法典而重新编纂一部民法典,对法典作出局部修改,属于法律的修改,不应看作再法典化。二是宽泛地认为,再法典化不仅指重新编纂一部民法典而且包括对既有法典某一部分作出修改补充从而使法典焕发新活力。人们一般在第二种情形下理解再法典化。从法律修订的角度看,再法典化可分为对既有法典的部分革新与完全革新 (重新编纂民法典)。

   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是民法再法典化运动中的一个里程碑,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以其为楷模,完全革新了他们在19世纪受法国影响编纂的民法典,如1975年玻利维亚民法典、1982年委内瑞拉民法典、1984年秘鲁民法典、1985年巴拉圭民法典等。在欧洲,受意大利新民法典的影响,葡萄牙于1966年以新民法典取代了旧民法典;荷兰自1970-2012年间编纂一部新民法典,取代了1838年的民法典。在北美洲,加拿大魁北克省以1994年民法典替代了1866年民法典,该民法典为一些国家的民法再法典化提供了新的灵感之源。

   苏联解体与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亦引发一波法典化、再法典化浪潮。[10]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以独联体 (CIS)国家示范民法典为基础,吸收苏联时期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制定了具有转型性特点的新民法典。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爱沙尼亚等国以欧陆发达国家的民法典为模本,制定了全新的而不是过渡性或转型性的民法典。

   20世纪的再法典化和法典修改显著不同于经典时期的法典化。再法典化具有更多的折中主义特色,以比较法调查处理共同问题的方案,是其基本立法方法。例如,对于自1992年生效的荷兰民法典和自1994生效的魁北克民法典,起草者不仅借鉴了许多欧陆国家的立法模式,而且吸收了普通法和国际公约的一些做法。另外,社会的多样性是再法典化过程被考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相比于启蒙法典或高度抽象的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现代立法者更为务实。[11]

   在决定是否有必要完全或部分革新民法典,以应对社会经济变化并避免民法典陈旧过时时,恰当的方法取决于特定环境和每一个社会及其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对于能够凭借高效的司法体制以法官造法和利用一般条款的方式防止法律冲突和填补法律漏洞的法律体系,法典的部分改革很可能就能取得成效。例如,西班牙、德国、法国皆有古老的民法典,但概括的概念和灵活的法官法已经使法典适应了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然而,当缺乏像法国、德国那样的司法运作条件和方式时,推陈出新,以新法典取代或替代旧法律体系,不失为恰当的选择。例如,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出现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民法典,即是如此。[12]

  

   二、我国民法的法典化之路:民事部门法的法典化、再法典化与解法典化

  

   我国具有历史绵长的成文法传统,唐律展现了精湛的古代法典编纂技术,一度成为其他国家法律继受的范式。清朝末年,在变法图强的社会大变局下,我国传统法律体系土崩瓦解,大陆法系近现代法典化理念和方法传入我国。历经1910年《大清民律草案》、1925年北洋政府民法修正案的传承与磨砺,至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终于修成正果,其以《德国民法典》为模本,编纂了一部具有欧陆精神气质的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施行近二十年的中华民国民法随后被完全废弃。

   (一)我国民法四十年发展之路梳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曾于1954-1956年间及1962-1964年间两次试图制定一部民法典,但皆以失败告终。[13]“文革”结束后,法制建设再次被寄予厚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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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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