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广新:民法典编纂:民事部门法典的统一再法典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19-01-10 01: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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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广新  

   在受改革开放影响最大的财产法领域,1981年《经济合同法》开启立法部门化、法典化的端绪。《经济合同法》施行一年多后,解法典化现象即接连发生。国务院及其部委依据《经济合同法》,为一些典型合同 (如财产保险、加工承揽、借款等),制订了七个合同条例和五个合同实施细则。最高人民法院也依据《经济合同法》发布了三个司法解释。这些合同单行法规与司法解释几乎掏空了《经济合同法》的规定。另外,《涉外经济合同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 (1987年);《技术合同法》施行后,国家科委发布了《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 (1989年),该条例的条文数量是《技术合同法》的两倍之多。

   进入1990年代后,《海商法》《保险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铁路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了大量合同法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对如何审理联营合同、借贷合同、融资租赁合同、证券回购合同纠纷等以解答、意见、批复、规定等样式作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释。至1990年代后期,也就是《合同法》制定的重要阶段,我国合同法实际上已形成以三部合同法、单行合同条例或合同实施细则、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合同法规范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组成的错综复杂的规范体系。此种合同法规范体系因经济体制、立法体制、民法理论、立法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原因,存在诸多缺陷,无法满足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合同法的统一化、现代化,则成为制定《合同法》的重要指导思想。[29]1999年《合同法》是一次典型的再法典化,我国合同法经过此次脱胎换骨的改革后,向法制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合同法》施行后,为便于法律适用及应对加入世贸组织、改革开放走向全面深化等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大量司法解释,其条文数量达300多条。这些司法解释的一部分规定是辅助《合同法》适用的,而另有大量规定则纯属创设新规则,它们对《合同法》在形式与实质上皆构成明显的解构。总之,三十多年来,合同法领域的法律规范创制,呈现出一幅法典化、解法典化、再法典化、再解法典化相互交织的多彩画卷,我国合同法由此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并逐步向现代化靠拢。民法典合同编实质上是借由第二次再法典化而使合同法实现统一化、现代化的续曲,而不是尾声。

   《继承法》是在1982年民法草案 (四稿)财产继承权编的基础上制定的[30],它是一部典型的继承法典,自1985年施行以来至今未曾作过任何修改。它之所以保持了这么强的稳定性,与最高人民法院于《继承法》颁布后、施行前快速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1985年)[31]不无关系。由于《继承法》尚未开始施行,所以该司法解释不可能是针对《继承法》适用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作出的决疑性或补充性解释,而只能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以实际纠纷为预设而建构的裁判规范。条文数量几乎接近《继承法》两倍的司法解释,大大稀释了《继承法》,并消解了它的作用力。

   旨在发挥民商事活动基本法功能的《民法通则》,自1987年施行后同样未曾修改过。其稳定性不是源于其自身的合理性或系统性,而是其内容逐渐被众多司法解释及《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民事部门法、民事特别法所替代或掏空,最后只剩下关于自然人、代理、不当得利、无因管理、诉讼时效等少数规定还在发挥作用。在各种民事部门法颁布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不仅依据《民法通则》发布了体量很大的综合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1988年),而且就侵权、合同领域内出现的新问题,发布了形式多样的专门性解释。另外,国务院发布或批准的涉及侵权损害赔偿的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批复,也解构了《民法通则》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

   物权法领域的法制发展、进化状况较为复杂。物权秩序对经济体制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1982年《宪法》确立了公有制基础上以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为核心的所有权制度。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个人所有权及不动产所有权、使用权作了简要规定。1988年宪法修正案承认“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后,《土地管理法》于1988年12月作出修改,补充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1989年7月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如何确认国家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土地管理法》进行了详细规定,它实际上确立了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的基本类型。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等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1994年7月5日颁布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土地使用权出让与划拨、房地产转让与抵押等不动产物权作出了详细规定。1995年6月3日颁布的《担保法》关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的规定,基本确立未来《物权法》中担保物权的内容。五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0]44号)。2002年8月29日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系统规定。如此一来,经过20多年的经济社会变革和法制发展,我国物权法律制度基本上已形成规模。2007年《物权法》吸收先前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内容,并作适当补充、修改,对物权法作出了比较系统的一般规定。《物权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此为据发布了两项司法解释,国务院制定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2014年),原国土资源部随后发布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这些解释、行政法规与规章,分解了《物权法》一些规定。

   《民法通则》施行后,侵权领域内的法制亦呈现出鲜明的散乱、零碎发展状况,2009年《侵权责任法》事实上肩负着统一化、合理化法律规则的法典化功能。但是,蹊跷的是,绝大多数侵权损害司法解释并没有随《侵权责任法》的施行而寿终正寝,《侵权责任法》好似在本已斑驳陆离的画板上又重重地涂上了一笔。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又对个别特殊侵权责任发布了司法解释。

   除上述情况外,最高人民法院还综合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等发布了许多司法解释。

   总而言之,为适应经济社会在不同阶段缓慢转型的现实需求,我国民事法律以各种形式、各个机构的立法与最高人民法院造法 (司法解释)的法规范生成机制,以部门民事法律的法典化、再法典化、解法典化交错发展的样态,在四十年间逐步向统一化、现代化方向迈进。[32]由于始终拘囿于“经济立法”观念,并特别强调问题导向思维,所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民事立法始终呈现出一种随时需要更新、完善的开放状况。这使得我国民事法律总是处于一种“生成—完善—再生成—再完善”的螺旋式上升发展状态。只要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作为改革开放重要环节之一的民事立法与司法,就不会停下脚步。目前正在加紧推进的民法典编纂,实质上是提升民事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合理性、现代性的一种新一轮法典化尝试。

  

   三、编纂民法典:民事部门法典的统一再法典化、现代化

  

   以经济立法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我国民事法律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阶段性发展),显露出一个又一个缺陷。这种立法状况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4年10月23日)提出“编纂民法典”孕育了种子。历史地看,此次民法典编纂既是满足完善民事法律体系之现实需求的必要举措,又是对“两步走”民事立法策略的一种必要回应。[33]在民事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下,编纂民法典实质上可以看作是以民事部门法典的统一化、整体再法典化为核心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的统合化、现代化运动。然而,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民事法律体系上“编纂一部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并确保2020年一定能够制定出来,[34]最高立法机关未给予任何具体说明。

   (一)民法典编纂无法回避的三个难题

   1. 新法律价值观与旧价值观、规则之间的碰撞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发展,亦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精神领域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随着经济中心主义的自由竞争观念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越来越开放、自由、多元、包容等,这一方面使得传统的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念被赋予新的意义,另一方面使得人们传统的真善美、义利、公正、诚信观念遭受严重挑战。针对此种情况,意识形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逐渐发展、凝练出以自由、平等、公正、诚信、和谐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践行这些核心价值观,重要决策部门明确提出,通过立改废释并举的法律形成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35]《民法总则》 (2017年)遂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规定为立法指导思想。其后,中共中央又明确要求,“加快推进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民法典的精神灵魂,推动民事主体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6]据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从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目标,发展成为民法立法的指导思想。

   其实,自由、平等、公正、诚信、友善等价值观,正是近现代民法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私人自治、人格平等、契约正义、诚实信用、善意保护等思想观念或原则,是构造民法典的主要支柱。而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则融汇了文明、和谐、法治等多种价值观念。因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强加于民法的一种意识形态指令,民法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其实融合了诸多核心价值观。对于政策驱动形成的我国民法而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当作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意义重大。它标志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民事立法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健全的思想观念体系;我国民事立法已迎来破除问题导向性思维魔咒、以体系性思维为着力点理性建构一部体系相对完善的民法典的曙光。因此,民事立法不应再抱残守缺,应秉执核心价值观,在内、外体系两方面强化、提升民法典的合理性、体系性。

   然而,反观我国现行民事部门法及特别法,它们无不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之前,适应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于不同时代背景下制定的。它们的内在与外在体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新时代发展需求上皆显得斑驳陆离、残缺不全。尤其是,各个民事部门法不是根据一个明确的民法典立法规划,并严格作为民法典的独立一编,像荷兰、俄罗斯、爱沙尼亚、加拿大魁北克省等国家或地区的新民法典那样按照统一规划分编逐次制定的,而是将民商事生活“切割”为不同区域并按民事部门法思维予以分散、个别立法的结果。因此,必须综合采用废除、修改、补充等手段,才可能将它们整合为一部统一的民法典,并借此使我国民法的合理性、现代性获得新的跃升。

《民法总则》改造、提升《民法通则》的立法革新力度,作为民法典编纂的序曲,可当作新旧观念、规则转变的一个良好范例。接下来的问题是,其他民事部门法被整合为民法典各分编时,能否像《民法总则》那样作出与时俱进的变革?由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看,旧观念、旧规则明显占据上风,物权编草案与合同编草案尤其显著。“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是近年来一再强调的重大立法政策。然而,对于所有权制度,物权编草案仍然沿袭《民法通则》以所有制为标准分区规定所有权的模式;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没有按照“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政策要求,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作出统一构造;在所有权取得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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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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