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伟:环保不能高于大众民生和公民权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3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6: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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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伟 (进入专栏)  
据笔者所知,北方农村居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冬季燃煤取暖、其它季节用煤做饭就已经很多了,用不起煤的农家用柴火取暖或做饭更是浓烟滚滚,那时是10亿人口,8亿农民;那时城市企业和其他单位用燃煤锅炉更是普遍现象,遍地都是小锅炉,且很多住平房的城市人以燃煤取暖。但当时中国北方的空气基本上是好的。国内报刊撰文还嘲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污染严重。这种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应该说,近年中国空气污染严重和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关,是多种多样的因素共同造成的,很难说哪个是罪魁祸首。但近年北方各地却不约而同地将铁腕环保的重板子抽向燃煤领域,城市纷纷限期取消燃煤小锅炉,以辽宁省为例,2017年1—9月就拆除燃煤小锅炉6363台(11)。农村对散煤的燃用流通围追堵击,各种禁煤代煤措施密集出台,力度之大,方式之简单,涉及企业和居民之广,不仅前所未有,而且现世仅见。退一步说,即使燃煤对空气质量影响严重,也首先需要综合考虑燃煤对民生和环境的影响孰轻孰重的问题。比较而言,从广大民众的直接感受和利益说,民生无疑要高于环境。人们可以忍受空气污染,但人们难以忍受禁煤政策之下冬天屋子的寒冷;人们可以忍受空气质量不好对身体的潜在影响,但人们难以忍受代煤措施推行对当事人利益直接造成的损害。这个道理是毋庸置疑的。何况对空气的感受是更为抽象的大众的事,禁煤代煤政策则直接作用于特定人群,而这个特定人群又很大很大。为什么或有什么不容置疑的理由必须要求这很大很大的特定人群为更为抽象的大众的感受付出代价呢?特别是禁煤区农村实行煤改气或煤改电,设想很美,但实施起来问题多多,效果堪忧。近年在北方禁煤区农村主要推展的煤改气,尽管政府为此花了大量补贴,但很多老百姓并不买账。主要原因:首先是煤改气并非出自农民自愿,而是在禁煤形势下农民没有选择权的选择。其次,采暖成本因煤改气大幅提高。现在农村的房屋,一家一户分散不说,都建得较大,很多都是大开间,门口、窗户都大,房子一般较高,但房屋封闭不严实,没有保温墙,保温效果难以和城里的楼房相比,但很多北方农家都有火炕,火炕柴煤都能烧,冬天煤炉取暖和火炕保暖结合,效果较好。煤炉和火炕还可以用于做饭、烧水甚至烘烤秋收后的农作物,既经济方便取暖效果又好,也适合农民多少年来的习惯。1吨煤产生的热量约等于700立方天然气,1吨散煤的价格是400---600多元,1立方天然气按平价2.4元、高的3.5元计,700立方天然气就是1680---2450元。据估算,一户农家用散煤取暖一个冬天2000---3000元,用燃气达到同样的效果则需要5000 ----10000多元。另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节能测评中心副主任邓琴琴说:煤改气或煤改电,以农村100平方米的房子来看,只有一半能采暖,与农民的实际生活需要有距离,这和采暖方式及建筑环境不无关系。煤改气也直接影响个体商户的生意:山东无棣县在县城经营馒头店的个体商户徐慧娟,按环保部门的整改要求添置了一台蒸汽发生器,燃料由散煤换成了液化气,使用液化气蒸一锅馒头,燃料成本翻了近两倍。随之馒头的价格也上涨,便出现卖不动的问题(12)。推行煤改气期间农民用气取暖有国家补助,还勉强可以承受,在没有补助的情况下,这样的取暖成本农民着实负担不起。再次,不少地方供气不足,出现气荒,导致农民挨冻。2017年河北省急速推进煤改气,涉及居民多,使全省天然气供应进入橙色预警状态,供需缺口达10%---20%,使成千上万居民受冻。环保搞严厉问责,但煤改气出现涉及这么多居民失误的责任应由谁来负?燃气供应不足、时断时续也会直接影响取暖设备燃气壁挂炉的运行质量和寿命。但反过来说,即使供气足,由于成本问题,农民也不敢多用。最后,煤改气的基本改造投入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得承担一部分,具体因地因村承担的数额不同,有的交两千元,有的交两千返气一千,有的交三千元或可能更多,这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以上四条就构成了老百姓不买账的主要理由。从国家层面讲,中国是“富煤、缺气、少油”的国家,天然气供应本来就短缺,近年已有三分之一需要依赖进口,大范围推进煤改气,而且不仅是居民取暖领域,还有工业行业领域也在煤改气,一哄而上,气源如何能长期保证?处理不好又会引导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加剧气荒,推动天然气价格的快速上涨,据有关资讯,在现行价格体系下,北京采暖“煤改气”后绝大部分居民家庭的采暖支出超过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通过政府补贴,可降低这一比例,但对地方财政无疑形成新的压力;对传统上深度依赖天然气原料资源的工业加工行业造成冲击(如化肥、化工),目前已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迹象和情况;如此下去可能导致围绕天然气的混战,进一步影响煤改气农民的取暖和利益。另外,煤改气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也不容太乐观:雾霾的主要成份是PM2.5,生成PM2.5的首位成分(一说重要成分)又是氮氧化物。据环保部门对天然气锅炉运行情况检测公布的资料,在燃气工业锅炉运行中,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于200毫克/立方米的只占35%,小于400毫克/立方米的占94%,大部分天然气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在300毫克/立方米左右。据有关消息,北京市主城区的燃煤锅炉绝大多数已经改为燃气锅炉,但PM2.5雾霾重污染有时还加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燃煤锅炉改为燃气锅炉后排放的氮氧化物增加了。有资料表明,北京空气中的氮氧化物已是二氧化硫(燃煤主要产生二氧化硫)的3倍(13)。中国电力资源供应较为充足,煤改电从供电方面看应该没有问题。但中国电能以燃煤发电为主,火电占全国供电总量的72.4%(2016年),燃煤发电本身要产生污染,煤改电取暖,经过煤---电---热的多次转化,加上电流传输的损耗,“用电取暖显然不是一个经济的能源利用方式”。有这样几个参考性的数据:某村农民煤改电用长虹空气源热泵取暖(空气源热泵是煤改电中推行的重要列入设备),购置3匹机,个户自付1000元,适应70平米的房间,每月电费1200元(不含政府平价电,后同);购置5匹机,个户自付2000元,适应100平米的房间,每月电费1500元;购置6匹机,个户自付4900元,适应130平米的房间,每月电费1800元。综合2017年、2018年网上煤改电居民的反映,60---100多平米的房间,每月需电费1000多元、1500多元、2000多元的不等,然取暖效果大都不怎么样。有的家庭煤改电之后,在屋子里要穿羽绒服。另一方面煤改电的电网投资巨大:据测算,10千伏及以下电网平均每户投资达1.35万元,这笔投资显然不能由老百姓承受,换句话说,电网公司投出这一巨款(因涉及居民用户太多)是难以收回来的。而供暖的电网设备仅在供暖季使用,供暖结束后将长期闲置,造成设备资源的极大浪费。使用清洁煤取暖也是“煤改”新路之一,但清洁煤价格要比原煤高出不少,而燃暖效果却和原煤有大的差距。可见,无论是煤改气或煤改电抑或改用清洁煤,使用成本都要大幅提高,短期内有政府补贴,长期下来由民众承受能行吗?经济成本是最大痛点,而供暖效果都不尽如意。还要看到,在煤改气、煤改电的仓促推行过程中,农民只能选择政府招标后确定的厂家和牌子,其中不能排除一些商家将质量不好、功能不行的设备乘机塞给农民,再加上安装完毕后在使用方式、节能技巧告知及售后服务方面跟不上,更会加剧不良问题的发生(14)。从“禁”的角度看,燃油汽车尾气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并不一定就低于燃煤,是否就可以大范围禁车呢?民用燃油骄车与取暖燃煤比较,前者是奢侈品,后者是生活必需品,光从环保的角度看,不是更应当被禁止或替代吗?然而 类似“禁车”的政府行为还真的在西安即将发生,后来在市民的一片质疑反对声中才作罢:据2018年7月31日《工人日报》报道,2018年7月23日,西安市公安局、环保局联合发出《关于禁限行高排放老旧汽车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下同)》,该通告明确对2008年8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汽油(天然气)汽车和2013年7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柴油汽车实施禁限行管控: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全天禁止2013年7月1日前登记的柴油汽车进入三环路(含三环路)以内通行;自2020年8月1日起,全天禁止高排放老旧汽车(应包括2008年8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汽油汽车和2013年7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柴油汽车---引者注)在该市行政区域内通行。该通告发出后,舆论一片哗然,市民强烈反弹,终以西安市副市长就此事在媒体上公开道歉而废止(15)。

  

再说畜牧养殖。畜牧养殖所生产的肉蛋奶,富含营养,自古属于美味,对民众改善生活极端重要,并有强骨壮身之作用(现在人们食肉及油多滋生“三高” 症,另当别论)。古代中国内地所谓“肉食者”专指达官贵人,一般民众只有少数日子或过节待客时才能吃到肉蛋。游牧民族以肉奶为主食,身体强健。中国长期以农立国,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而畜牧养殖自古在农户经济中占有相当地位。一个农户养一头或两三头猪,几只羊,若干只鸡或鸭。“猪羊满圈,鸡鸭成群”,这是一户殷实农家的重要写照。猪又是农家畜牧养殖的重点。汉字的“家”,即由“宝盖头+ 豕”构成 ,“豕”即是猪。这既可以理解为猪是家中宝,又可以理解为无猪不成家。这是因为不仅猪肥,卖钱价值高,吃猪肉对改善生活很必要。北方农家“小雪杀羊,大雪宰猪”,一个四五口或五六口之家,冬天一羊一猪改善生活就很不错了,或者还能出卖一些。养猪能产生大量粪肥,对肥田长庄稼犹显重要。一户农家,庄稼收获后用余粮、粮食副产物和残渣剩饭养猪,养猪产下粪肥肥田长庄稼,其他家养牲畜也大体是如此,这就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环,推而广之,历史上农村农家都是这样自我循环,也就形成整个农村的良性循环,根本不会因牲畜养殖污染环境。共和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农村迎来近代中国农家畜牧业的高峰期,农民生活随之有较大提高,市场肉蛋供应亦颇丰富。后来伴随集体化和极左政策的推行,农户养殖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和打击,肉蛋凭票供应,即使这样,农家养猪养羊养鸡并未绝迹,而是在打压中顽强地存在下来。改革开放后,随着土地承包到户,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户养殖业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级政府将发展养殖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养殖业和乡镇企业并列作为农村二三产业,各级各地竞相采取各种鼓励措施进行推进。期间现代配方饲料逐渐登上养殖舞台,并开始从国外引进一些生长快的猪、鸡等种源,工厂化养殖开始显现。九十年代末,我国以生猪为代表的农村养殖业进入世界前列,肉蛋奶市场供应丰富,成为百姓日常饮食的重要部分,民众生活前所未有地改善。其间有一些农户通过原始积累,走上专业规模养殖的道路,一些工商企业见有利可图也进入农村养殖领域,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养殖大户和养殖企业。一些百头、几百头甚至千头以上的猪场和几百万只、甚至千万只以上的鸡场开始现身了。期间传统饲料(如由玉米、玉米和谷子等粮食副产物、残渣剩饭和青草等组成的农户自拌猪饲料)、传统地方畜种、传统农户养殖走上衰微之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养殖业的支持,支持的重点转向发展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养殖业和集繁育、养殖、屠宰、加工和饲料生产为一体的畜牧企业,为此相继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包括土地、财税、贷款、硬环境建设(如通路、通电、通水、通气,平整土地等,俗称“四通一平”)等等。其间发展了一批当地农民养殖大户转型升级的畜牧企业和其他行业的企业(以房地产商居多)积累资金后转投畜牧业发展的畜牧企业,官方称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畜牧业特别是生猪、肉鸡蛋鸡行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中化进一步提高。各地还以五花八门的优惠政策为引诱,开展招商引资竞赛,有实力的知名畜牧企业特别是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往往成为招商重点。如全国生猪屠宰加工行业龙头“雨润”集团一度曾在国内一些省份展开投资布局,成为各地政府招商的座上贵宾,“雨润” 集团借此大肆扩展实力,包括大量圈占土地、猪源、地方财政补贴及国有银行的廉价资金,兼并行内企业。加上定点屠宰、防疫等监管不断趋严(实际上存在单从方便监管考虑的过度监管问题)和配合村屯整治开展的养殖污染治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农村养殖业专业化、规模化、集中化和标准化的升级已进行过多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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