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国: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5: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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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国  

   内容提要: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加冕称帝,在欧洲西部复兴了罗马帝国。如何选择帝号、如何获得合法性,是时隔三百余年之后复兴的西部帝国所必须要面临的重大挑战。查理曼如此,他的后代们也是如此。因为分割继承的传统,帝国的疆域变动不居,总体趋势则是越来越小。至9世纪中叶,皇帝路易二世实际上仅仅控制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此后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控制罗马城的加洛林王室成员即可称帝。在这个过程中,对罗马教宗的控制与依赖,携手并进,使得加洛林帝国实际上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即依靠加洛林统治者在罗马被罗马教宗加冕,成为名副其实的正宗皇帝。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复兴的西罗马帝国还属于自4世纪末开始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漫长进程中一个独特的阶段。

   关 键 词:查理曼称帝/加洛林帝国/合法性/神圣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路易二世

   作者简介:李隆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欧洲中古史和西方史学史。

  

   一、问题源起

  

   毫无疑问,神圣罗马帝国是曾经在中古欧洲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政治体。但是,关于这个重要政治体的兴起时间,学术界却并没有特别明确一致的意见。早在1964年李祖训先生出版《神圣罗马帝国》之时,便对此有所说明。他说:“在史学界中,对神圣罗马帝国开始的年代有公元800年和公元962年两说。”李祖训先生本人采取了后一种说法,“神圣罗马帝国从公元962年开始建立”。①其实,在民国时期,就以962年说最为流行,偶有800年说者。例如何炳松先生在最早的中文欧洲中古史教材中,采取的是962年说,②而1934年由胡涵真先生翻译的《神圣罗马帝国》则采取800年说。③采取962年说,是以奥托王朝的奥托一世(Otto the Great,936-973年在位)于962年在罗马加冕称帝为标志性事件,而800年说则是以查理曼于800年圣诞节在罗马称帝为帝国之开始。目前,962年说是国内学术界广为接受的说法。④

   奥托一世称帝之后,皇帝主要来自德意志地区,与此前皇帝出自加洛林家族不尽相同。从与德意志民族的关系来看,962年的称帝事件似乎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962年的奥托称帝不仅与德意志民族相关,而且与加洛林家族的联系也非常密切,奥托本人有意识地继承查理曼于800年建立的加洛林帝国。例如,936年他在查理曼营建的新都亚琛加冕称王,951年到意大利迎娶加洛林帝国的意大利王洛塔尔二世的遗孀阿德莱德为妻。但是也要看到,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帝权长期被德意志人出身的皇帝所掌控,这一事实影响到后来人们的历史认识。

   到12世纪初,便有人认为奥托一世开创了新的德意志王国,与此前的法兰克王国迥然有别。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弗赖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约1114-1158年),在其名著《双城史》中提到了这一观点。据他说:“920年,康拉德去世,在他本人的建议之下,奥托公爵之子亨利(920-936年在位)被推举为王。有人据此推断德意志王国替代了法兰克王国。他们说,利奥教皇在敕令中将这位亨利的儿子奥托(即奥托一世)称为第一位德意志王。”对此观点,该作者并不赞成。他紧接着上文说:“但在我看来,今天控制着罗马的德意志王国只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奥托被称为第一位德意志王,与其说是因为他是第一位统治王国的德意志人,毋宁说是因为他来自另一个家族,是为德意志法兰克人将帝权(从意大利人那里)夺回的第一人。正如墨洛温家族衰败后加洛林家族继起,王国还是法兰克王国。同理,加洛林家族衰败后,来自另一个家族、操着不同语言的奥托家族掌控王位,但是王国还是原来的那个王国。”⑤史家奥托甚至认为,这些史家之所以看不到两个王国之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是由于王国分裂,史家各为其主,导致叙事相互歧异。⑥

   奥托的观点,颇近于一种折中的看法,在法兰克历史延续性基础之上,他将962年的历史事件视为不同家族代兴导致的王朝变革,而非不同王国之间的更替。到近代民族主义滥觞的时候,尤其是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时候,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中,不同民族取代了不同的王国成为史家们关注的焦点,962年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之一,奥托被视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Das heilige rm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的真正缔造者。查理曼和奥托之间的历史延续性虽然仍得到承认,但是,奥托则被视为新的民族帝国的开创者。“德国是9世纪加洛林极其混乱时代之后的第一个帝国,这首先得感谢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时代的萨克森王室。奥托是跟查理曼一样伟大而富有理想的人物,在他的统治下有关新西部帝国的思想觉醒了。在他征服意大利和罗马之后,作为第二位奠基者,他赢得了帝国”。⑦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观察神圣罗马帝国的创建,当时的历史学家就不得不正视一对矛盾:德意志民族与帝国。“其名号(德意志民族的罗马皇帝)存在着自相矛盾——德意志人推选的德意志民族之王却应该是外国的、罗马帝国的继承者”。⑧

   也正是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刺激之下,英国政治家詹姆斯·布赖斯发表了成名作《神圣罗马帝国》。布赖斯调低了奥托称帝的历史转折意义。尽管他承认神圣帝国是以奥托的统治为开始标志的一种新政治现象,但他更加明确地承认这个帝国是由查理曼建立的、由奥托加以复兴的。⑨对于布赖斯的观点,著名的德裔英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劳夫曾做了尖锐的批评:“布赖斯认为,查理曼加冕称帝乃神圣罗马帝国之开始。正确答案是,这一称帝活动确实开启了这一进程,但仍属于‘前史’,而非其自身之史。其帝国也随着查理曼本人进入了坟墓,他既没有奠基帝国,他的帝国也不是由奥托一世复兴的。”⑩

   近年来,随着民族主义史观的退潮,帝国史研究重新走红,从查理曼到奥托之间的历史延续性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重视。德国学者马提亚斯·贝歇尔认为:“800年圣诞节发生的历史事件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力。中古帝国由此奠基,它以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1806年。”(11)在英语世界,新著《欧洲的中心:神圣罗马帝国史》也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变化。作者彼得·威尔逊主张:“法兰克王查理曼在800年圣诞节被加冕为第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源自于教宗授予查理曼帝号。”(12)上述两位史家都强调了法兰克人与罗马教宗之间的联合,以及塑造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普世政治体的意义,从而将查理曼与奥托的统治贯穿起来。而《新编剑桥中古史》的相关作者,却也找到了联络二者的另外一条通道。通过使用“帝权式王权”(Imperial Kingship),填补加洛林帝国末期的帝权空缺时期,从而将加洛林帝权与奥托帝国的帝权一以贯之。(13)

   上述两种视角或偏重于帝国的草创或偏重于帝国的第二次奠基,但相对忽略了从查理曼加冕为帝到奥托在罗马得到皇冠之间160余年的历史进程。已有的研究聚焦于两位雄才大略的“实力型”帝王,不仅忽略了查理曼和奥托的合法性诉求,更没有重视处在他们之间的普通皇帝们针对现实需要所进行的各种合法性建设。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基于合法性诉求,加洛林帝国才逐渐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因此,颇有必要从获得合法性的角度来观察中古早期西部帝国之创建过程,说明神圣罗马帝国之诸项特征在此期间如何逐步得到形塑。

   18世纪的大学者伏尔泰曾在《风俗论》中非常经典地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了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状态:“这个国家过去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现在还是这样称呼,但它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什么帝国。”(14)本文也将从这三个特征展开论述。首先说明帝国的创建者查理曼的合法性焦虑,然后依次从“罗马的”“神圣的”两个方面来分析神圣罗马帝国建立的历程。旨在说明查理曼及其后继者们如何为了获得合法之帝名,在百余年间使得帝权逐渐演变为“罗马的”和“神圣的”,从而顺利地消解新帝国的合法性困境,获得帝权的正统性和普世性,使帝国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

  

   二、“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与查理曼的合法性焦虑

  

   公元800年圣诞节(按照当时的历法,圣诞节为岁首,故为801年),在罗马城西郊的圣彼得墓前,当跪着的法兰克王查理在祈祷后站起来的时候,教宗利奥三世(Leo III,795-815年在位)将一顶皇冠放在查理的头上。这个时候,在场的罗马人齐声高呼:“上帝所加冕的、伟大而和平的罗马皇帝,吾皇查理万岁,战无不胜!”(15)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查理曼加冕称帝事件。

   这一段描述来自于《法兰克王国编年史》,该编年史是在查理曼授意之下于他的宫廷中编纂的历史作品,被兰克认为是“代表官方的史书”。对于如此著名的称帝事件,《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竟然会以如此简单的方式加以处理。没有特别的称帝仪式,它留给读者的印象似乎是,查理曼较为被动地接受了皇冠。这种印象因为查理曼宠信的廷臣艾因哈德的证言而得到了极大的强化。艾因哈德在创作于查理曼死后约十余年的《查理大帝传》中说:“他最初非常不喜欢这种(皇帝和奥古斯都——引者注)称号,他肯定地说,假如他当初能够预见到教皇的意图,他那天是不会进教堂的,尽管那天是教堂的重要节日。”(16)

   基于这些证言,史学界一度流行“不愿意称帝”的观点,(17)认为查理曼并不愿意称帝。但是,现存最早的历史记载却证明查理曼是愿意称帝的。于称帝4年之后编订的《洛尔施修道院编年史》明确提到公元800年圣诞节前,查理曼在罗马召集大会,商讨称帝事宜。而且该史料称,当大家劝进的时候,查理曼不愿意拒绝。(18)以此类史料为基础,与“不愿意称帝派”争鸣的“愿意派”观点也颇有支持者。

   两派相争的结果,是折中派的流行,即认为查理曼是愿意称帝的,但是他不喜欢称帝的仪式,甚至不甘心由教宗来为自己加冕。这种观点以奥地利裔英国学者瓦尔特·乌尔曼的总结最为经典。他认为9世纪的教宗在摆脱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的控制并寻求独立性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伸张教权的政治理论。该理论以基督教共同体为基础,主张作为一切教会之母,罗马宗座享有对该共同体的最高统治权;王权也是上帝赋予各位国王的,旨在保护基督教社会;认为使徒之首的继承人,罗马教宗可以合法地拥立国王和皇帝,并通过膏立礼将他们的权力合法化并神圣化。乌尔曼还认为整个9世纪的政治史几乎就是教宗用这套方案去迫使政治事实低头(用理论指导现实之意——引者注)的过程。(19)

   乌尔曼的分析在一些重要方面犯下了时代颠倒的错误。在论述东西部关系的时候,乌尔曼将罗马教宗与拜占庭方面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为教宗的独立运动,将君士坦丁堡、罗马和亚琛之间的多元互动单面化,仅仅看作是由教宗主导以实现教宗至上的目标。从教权与帝权的关系来说,乌尔曼将这个时期的教俗关系仅仅视为几个世纪后趋于激烈的教权与帝权之争的渊源,忽略了罗马教宗与法兰克帝王之间合作的时局,乃至忽略利奥三世与查理曼结好共赢的意图。

教宗利奥三世在799年4月底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手下人发动“政变”,其几乎被杀。据说是眼睛被弄瞎,舌头被割掉。随后发生奇迹,眼睛复明、舌头重生,并依靠罗马城内及附近法兰克人的力量逃出监狱,北上越过阿尔卑斯山与查理曼在帕德博恩会面。发动政变者业已提前觐见查理曼告御状。但查理曼还是隆重款待了教宗,并派军队护送利奥三世返回罗马。次年冬,查理曼亲自统帅大军南下,进抵罗马城。利奥三世为了表示感恩,拥戴查理曼称帝。《教宗列传·利奥三世传》中如是讲述称帝的缘由:“我主耶稣基督的圣诞日,所有人再次云集上述圣彼得大教堂,可敬的、大方的教士(即教宗利奥三世)亲手用珍贵的皇冠加冕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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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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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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