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恒:一个老三届人改革开放前后的经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2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5: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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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恒  
地方财力不足,提倡土洋结合,于是建的电解槽电流强度很小,电能的利用率也很低。厂子离开了铁路,运输上汽车就显得很重要,无形中又加大了产品的成本。工厂就这样拆了盖,盖了拆;停一段,生产一段;缓慢发展着。职工人数不断增加,除去炼铝,又增加了生产铝线原材。设备是大厂淘汰下来的,生产没多久就又改换了。

  

   这种小槽子的污染比所实习的工厂轻多了,尤其是半停产状态时,厂房显得很冷清。上班很快干完活之后,就坐在地上“吹牛”。上夜班就偷着在槽旁睡觉,像是睡热炕一样。冬天有时气温很低,就找一件破棉袄盖在身上,冷风在上面吹着。情景就像是电影上所表现的一个无家可归最贫穷的流浪汉。简陋的设备也常带来一些麻烦,设备不能正常使用,就人工代替。例如出铝时,真空泵坏了,就用大铁勺从槽子底部舀铝水出来。站在沸腾的电解池边上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班后,遇到上水坏了,或是锅炉坏了,常洗不上热水澡,就用冷水洗,想起来当时身体还真不错,火热的青春就这样浪费着。

  

   荒唐的岁月有很多荒唐的事情,当是为了响应毛的“深挖洞”的指示,厂子就让车间自己去挖“防空洞”。我们厂子随便纵深走两步就到了荒山沟里,车间便让我们用铁锨去挖,挖成的“洞”不要说抗炸了,就是平静时也往下掉土,但也算是执行了“最高指示”。

  

   由于工作是集中干的,虽然是每天8小时,但空余时间还是不少,除去班组组织的念报纸的“学习”外,我主要是看书、打乒乓球和下围棋。围棋是在刚回厂子不久学会的,学会后很快就迷上了这种神奇的游戏,并且下了很长时间的象棋几乎都不下了。当时业余时间的生活是很枯燥的,在厂里可以和一帮年轻人玩,回到家之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电影很少,但那时却是我看电影最积极的时期,买不上票,就到电影院门口去“钓鱼”(等退票)。厂里自备有放映机,常放电影,但如果是大家爱看的片子,则常常要等到电影院放完再拉到厂里放映,这样开演就到十一、二点了,一次甚至到二、三点才看上。最让我沮丧的一件事是看内部电影,当时有一些日本、美国和苏联的战争题材的影片内部上演,只有干部身份的才能看上,工人没有权利看。记得当时有日本的《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苏联的《解放》,美国的《中途岛之战》等等。后来形势宽松点,补看了几部,现在回想一下,还是对没看上的感到惋惜。

  

   在七十年代初(大概是72年)图书馆开始接待读者,我知道后第一批办上了借书证,从此我和省图书馆的关系几乎没有中断过,借书证也几乎没有停止过使用。(现在我还有借书证,每月都去借五本书来看,但都是随便翻翻,有些看下内容提要就还掉了)最初一次借两本,半月期限。一本文学方面的,一本自然科学方面的。当时文学类书基本上是借鲁迅的著作,另一本借科普方面的,医学方面的也借过不少。记得一次将借来的大学电工课本带到车间去读,不小心给弄脏了,除去这一次,从没有将借的书丢失或损坏,可以讲是一个忠实的读者。休息日没事可干,就在图书馆的阅览室泡上多半天,在那里有时可看到一些借不到的“好”书。现在回想一下,借过的书总有上千册吧。有句话讲“天道酬勤”,大概是我的记忆力太差,勤奋而收获太低。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思想是很茫然的,不知干什么好,借的书很多就是走马观花浏览一下,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为数甚少。一个人很好的黄金时代,就这样不知不觉荒废掉了。

  

   在七十年代初,文革运动还延续着,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具体打、反什么也记不得了。厂子里有些工人出身不太好,或是有“前科”,如搞过“黑市交易”,就可能被揪出来,甚至还成立了专政队伍,来监视这些人。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此时比“老职工”“历史”简单得多,从校门直接进了工厂门,又受到过系统的“教育”,当时不少出身好的学生都成了厂里运动的骨干。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危险正悄悄来到我的身上。平时我看点书,常把一些内容简单摘抄在一个本子上,有时也简单写一点日记,因为我还是谨慎的,所写所记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但就是如此,也被一些试图在运动中表功的“同学”拿了去,被说成是“反动日记”。当我知道时,这个本子已经在运动办公室了,专案人员找我谈话,讲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让我回去好好学毛选,改造思想,随后将本子还给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抄下来的毛主席在年轻时代所写一篇号召闹革命的檄文中的几句,“……鬼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地主不要怕”前面经常引用,后面几句我发现后就抄在本子上,这被指责为“煽动资本家、地主不要害怕”。这真让我体会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让我出了一身冷汗。从运动办公室出来后,惊魂不定,回到家中匆匆找出文革中写的一些日记给烧了,并主动写了一篇检查交给了班组长,但这个班组长是真正的工人,并不理会这些,关于此事也就再没有下文。事后不少同宿舍人向我表白是怎么回事,我没计较这些,我的宽容态度常得到同伴、同事们的赞许。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是太承受不了事了,烧掉的日记也太可惜了。记得当时有一个上海知青被批斗,在会上一句话不讲,也不回答任何问题,每次批斗好像都是他获胜。(这些上海知青后来大都设法调回了江南,或回沪养老)

  

   一次人生转折

  

   在我干了五年炉前工之后,一件突然的事件改变了我的工作。一次我用工具打在半融化的氧化铝结壳上,就像榔头打在稀泥上,一小块半熔的氧化铝飞溅起来,正好打入我的左眼,眼皮很快把它夹住,当时手很脏,疼痛不知让我怎么办,同伴们很快把我用汽车送到西固区医院,医院草草看了一下后,又把我转送到省人民医院。当时我也不知伤得有多重,剧烈疼痛过后,使我感到极度的饥饿和口渴。后找来镜子一看,眼睛肿得很大,但觉得感到视力还可以,有些庆幸。在我出事前不久,厂里一个年轻人因为铁水溅起,正好烫伤眼球,致使该眼完全失明。我的眼经过治疗,主要是注射抗菌素,肿很快消去了,但眼睑和部分结膜很长时间不见好,医生担心睑球粘连,经常用小玻璃棍拨动,结果还是发生了粘连,眼球转动不是很灵活。由于角膜也受了点伤,极小的结疤也使眼球曲率不好,视力还是受到伤害,外观不注意看不太明显。这是我26岁的时候,这个打击使我原本脆弱的心里更增加悲剧色彩,尤其在选择对象上。在省人民医院住两个多月后出院,住这样长主要是治疗中又发现眼底有出血,自己没有什么感觉,而是通过眼底镜看出来,于是又打了一段时间的抗菌素。

  

   当时眼球与眼睑有点粘连,但眼球也可以活动,问过不少医生,都讲没有太好办法。厂里有不少上海的“知青”,是各类中专中技的学生。有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就怂恿我去上海治疗,其中一位就给我搭上线,使我能办好手续去上海医院继续治疗眼伤,这位上海同事也就伴陪我一同去了上海。

  

   上海市我国受西方影响最深的一座城市,在经济上当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去上海看病时间并不多,使我有了一个了解上海的机会。我当时良心的驱使,对花公家的钱是很仔细的,外出多是步行,旅馆住最便宜的,一半时间是住大厅的走廊,每天七角;一半时间是住一个小旅馆,每天一元。这世上我想和我一样的“傻瓜”不会只我一个。

  

   在上海五个多月的时间里,让我感到上海在全国来讲是最好的地方了。很多人对上海人带有偏见,认为上海人狡猾、小气。地方是否会决定一个人呢?这只能从总体上看,不可能绝对看问题。江浙一带的人相对而言,有比较高的文化素质,更崇尚知识和技能,他们追求钱财,但也能刻苦工作。他们小气、刻薄,看不起穷人,但有交换意识,也能尊重别人的钱财。尤其在献媚当权者,靠对自己人也落井下石去获名利上,要比北方人少一点。他们这些优点无疑是文化比较发达,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结果。所以上海在建设等方面当时明显优于其它地方。上海人也确实存在歧视外地人、北方人的一面。仔细想想,歧视外乡人大约是全人类的通病,能够坚持真正平等待人的,大概只能在虔诚的宗教信徒中去寻找。

  

   在上海除去逛大街小巷之外,还去书店和上海市图书馆看书,上海有的书店开设一个角落,让人们免费看书。上海图书馆是上海著名的建筑,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园(旧社会称“跑马厅”)。这里借书几乎对所有人开放,但只能当日还。我这个外地人去借书看,服务员感到有些奇怪。为了给朋友买书,我几乎逛遍了上海旧书店。我把开列好的旧电子技术方面的书名单交给售货员,他们很认真给我寻找,现在想起来,也是遇到的少有的良好服务。

  

   在上海我逛主要街道都是步行,南京路从外滩到静安寺;淮海路全程,都多次去过。一次甚至从西南角徐家汇走到了外滩。上海道路十分好认,成“井”字型,多是南北或东西路。外滩风景很好,黄浦江水有些发黄,一股水腥味。苏州河的污染是令人吃惊的,水色发黑,几乎有点是臭水了。河上漂着一串串的船队。我还很有兴趣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是一座漂亮的西式家庭小楼。几个月的生活使我感到,上海的繁荣是和殖民分不开的,西方治理城市、建造城市都比较合理,就是六、七十年代里的上海高层建筑也都是四十年代以前的建筑,而当时依然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老解放区的干部到了上海也或多或少接受了西方管理城市的经验,整个城市不同于内地。上海普通居民住宅之拥挤真让我感到吃惊,厨房几家伙用,光线极差,住房几代人挤在一间房里,一片片的住宅都是三十年代老样子,整个城市的空间利用几乎到了极限。

  

   在上海期间,我抽空去了苏州和杭州,江南之风景优美并非虚传,但给人的是纤小和细致的“美”。

  

   看眼睛的最后结果是在上海新华医院动手术,眼球和眼睑粘连分开了一点,除此毫无收获。眼伤使左下角长期发红,但对生活和工作并没有太大妨碍,厂里并没有督促上班,但我还是要求上班,并希望能调换一个工作。实际上这个要求很容易的到,结果使我陷入极度的犹豫之中。一位有资格的老电工希望我干电工,和他一起干;同时厂里让我去当教师。我犹豫几天后,选择了当教师的路。觉得当教师有学习更多知识的机会,同时也觉得自己不擅长去干登高的工作,应避免一些危险。现在看来是选择错了,应该坚持我从小立下的从事技术工作的志向,去钻研电工技术,这也许会给我带来和今天不一样的人生。人很难能有机会选择,也许放掉这个选择会对人的一生产生很大影响。此时不是多考虑一下的时候,而是应该坚定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我仍然不由自主地随着命运安排好的路去走。(人生难料,所走的路是不可选择的,可以讲不存在“实验”,现在看来也谈不上当初选择是好是坏)

  

   最初的教学工作

  

   在厂子弟学校当教师,主要是当“保姆”,而对文化知识的传授只是要求有人去讲一下。整个学校才有十几个教工,但领导就有好几个,学校有书记、校长,甚至还有工宣队。几个领导是很平庸的,文化低,没有组织能力,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也做不好。工宣队的两名工人是技术比较差的,车间无法安排。但这样的人可以当领导,凭什么呢?他们的优点就是唠唠叨叨,不停地念报纸,而不去做任何思考。能反复强调阶级斗争,向上表示自己的忠心。说得多了,别人就只好将他们看成政策的解释者,也就当成了领导。

  

学校当时有一个老知识分子,是个中年妇女,其丈夫是留美生,在师大当教授,不幸在农场劳动下黄河游泳淹死,我后来还去过出事的黄河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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