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秋:将文学作为“田野”的可能

——以记忆研究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5:26:50

进入专题: 田野     记忆研究     历史多样化     记忆的建构性  

刘亚秋  

   内容提要: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也应构成我们观察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尤其是其中彰显的社会—文化问题,不应成为社会学偶尔提及的存在。虚构的文学所反映的社会事实,并不立足于揭示“历史真相”,而在于呈现观念层面的真实。它类似于记忆的建构性特征。从建构性的记忆视角,记忆的真实性是受到质疑的,但这并不妨碍社会学家从中探究人们真实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提出记忆的“田野”、文学的“田野”等概念,它们在社会表征的意义上是类似的,都是我们探究社会真相的途径。从文学性资料入手的“田野”考察,在情感、认同和想象等方面具有优势,在这一层面,它们提供了历史多样化的另一途径,并在历史的具体化、完整化等方面为我们进入“深层历史”提供了载体。一定程度上,历史多样化与历史“碎片化”是同义的,“碎片化”的历史有时会化作文学记忆叙事中展演的记忆幽灵,为人们提供历史观批判的工具,从而促发历史反思。

   关 键 词:田野  记忆研究  历史多样化  记忆的建构性  field method  social memory  historical diversity  memonic constructiveness

  

   虚构小说必须忠于事实。事实越真实,小说越好看。

   ——弗吉尼娅·伍尔夫(Virginia Woolf)①

   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在国外学界有过很多讨论,其主要关注点是文学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熟知的是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等概念对文学社会学研究的启示,其讨论文学可以作为认识社会的一个机制(参见刘晖,2014;布迪厄、华康德,1998)。但它基本还是一个缺乏范式、牵扯广泛的领域,理论和方法也无定式(Ferguson et al.,1988; Wendy Griswold,1993)。很多学者不愿自己归为文学社会学这一名下,但不能否认有很多文学的社会学实践,每个实践都遵循着自己的学术传统。随着跨学科实践的增长,它越发成为一个开放的领域(严蓓雯,2011),但争议也颇多,根本原因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范式差异。概言之,在学界它还是一个跨界的存在,且基本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反学术体制的存在,而牺牲多样性换取一个体制,或许也是很多相关学者所不愿看到的情况。

   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在当下国内主要存在于文学领域,而且也还是一个相对边缘的领域。自1980年以来,国外的相关译作大概有十几种。文学视域下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更容易被纳入一种人文传统,且枝蔓难以尽数。在研究取向上,一般而言,文学视域下的文学社会学,它与美学和文化理论密切相关,关注文学文本本身;而社会学视域下的文学社会学则对文学文本及其表现形式兴趣极小,它主要关注文学这一社会事实的总体条件及其作用(方维规,2011:6)。

   有关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在国内社会学界还是一个偶尔被提及的问题。主流的观点认为文学是虚拟的材料,它与研究者收集来的一手素材(包括数据),以及历史档案类的资料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不可信,而后者正是主流社会学使用的主要资料,即当下的主流社会学中多以这类资料作为基础,去观察社会结构特征。但我们也会发现,这类结构特征多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层面进行的,而缺乏情感、心态、认同等主观层面的分析。近来在社会分层领域中,也有学者去讨论主观阶层感知和不平等问题,但所用的方法也多以问卷形式收集资料,并多以“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变量作为考量的重要基础。诚然,这对于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进一步的思考空间,但囿于素材,还有很多无法尽力之处。例如对于社会心态的讨论,对此,尽管主流学界做了很多努力,但整体而言还一直是社会学的短板所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视角方面,社会学的分析,主要以实证社会学作为传统,在研究实践中强调一手调查和实践,而忽视了二手资料。另一方面,社会学的人文传统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即作为文化的社会学一直在社会学中缺乏其应有的地位,它经常被一些实证研究者操作化为一些变量,如受教育程度、读书的数量,等等,如此的方法导致我们对文化本身无法进行更细致和全面的考量。

   费孝通(2003)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尤其提出了这一点,并指出社会学应该“扩展传统界限”。在这里,他尤为强调了加强社会学的人文性及其人文传统的必要性。其中,他提及了文学层面的一些案例,如李白的诗歌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但是对于文学在社会学中应该如何自处以及能够发挥怎样的功能等问题,还没有被系统论证。这也是本研究提出问题的缘由之一。

   本文试图以记忆研究中的文学维度为例来初步探索:以文学作为社会学的“田野”是如何可能的,从而力图通过文学的途径给社会学的研究增加一些“人文性”传统。

  

   一、田野意涵的扩大与文学作品作为“田野”的意义问题

  

   在讨论本文的核心关注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什么样的资料才能进入社会学视野的问题。在质性研究领域,社会学研究深受人类学的田野观念以及相对应的方法影响。“田野”概念对社会学的质性研究具有极为核心的意义和影响。它往往意味着社会学家需要到实地通过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获取一手的资料,以区别于历史学家的二手文献研究。这在费孝通早年求学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在20世纪30年代,他甚至有意拒斥历史学的文献资料。当然,这也是社会学在中国初创阶段的学科特点。

   在人类学领域,随着学术反思的不断推进,“田野”的含义在不断扩大,这一脉络有利于理解我们提出的“文学田野”何以可能的问题。有关远方的田野观念,来自早期人类学家的田野实践及其成绩,如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等等,他们以扎实的海外田野研究,展现了欧洲社会以外的“未开化”的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特征,他们认为如此可以更好地认识自身。

   长期以来,在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中,“海外”是一个必要条件,似乎严格意义的田野都要到本民族以外的地区开展,从而才能获得一个“文化震惊”,进而达到认识自身和自身社会的目的。这也是费孝通(1990)的“江村经济”受到同窗好友利奇批评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和利奇之间的分歧存在一个质疑和论辩的过程,他们都有各自的认识论理由,现在看起来似乎无关对错。

   与利奇的批评不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同时也被认为是人类学的一个转向,即由观察外民族转向对本民族的讨论。这一特点被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是一个优点。马林诺夫斯基(2009:278)认为,费孝通拓展了人类学田野的范围,即人类学家可以做本民族社会的研究,甚至可以选择在自己的家乡。

   事实上,在现代,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社会的来临,源于人类学的田野概念,发生了很多的转义过程。中间有困惑,也有论辩。诸如有人提出“坐上火车去了远方”才是田野的定义,而有人提出“人生何处不田野”这一更为大胆的假设和观点,即我们的生活、我们身边的故事,甚至我们自身,都是田野。还有一些学者在理论层面不断拓宽对田野概念的理解。例如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2017)对“田野、文本与历史记忆”之间关系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他将田野、文本、社会记忆、表征等概念放在一个逻辑层面去讲述。他认为,这些都是某个社会文化的外在表现,而在这些表现之外,存在一个需要学者去探究的“社会本相”。这一“社会本相”多关涉特定社会的“情感、意图和意义”,即它是文化层面的社会结构和意义问题。他甚至提出非常值得展望和践行的文化研究路径,即在作家的作品中分析其所描述的社会认同和群体认同问题。他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同样是社会的文本和表征,同样可以用来研究特定群体的认同本相。但是颇为遗憾的是,一般而言,主流人类学家的共识是,去追寻特定群体的认同,需要做传统的田野研究,即走出去,访谈和观察这一人群和机构,由这类表征去认识上述研究问题,并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这一路径是正统的也是“正确”的,但排斥其他路径的做法则是存疑的。

   而且,显然仅就基于特定的个案访谈和机构访谈以及参与观察的研究,也是有所局限的,这就是固有的传统田野研究的误识所在。即人们往往认为,“田野”就是真实发生的地点和人物,而研究者追寻的就是这样一类表征,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特点,尤其体现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中。出现这类误识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学的实证类研究,往往关注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或者政策层面的解释,而忽视了社会的文化解释;或者是研究者们在研究方法上过于强调所谓的中层理论,强调经验和理论之间的逻辑链条,而往往忽视了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上述两个原因也是社会学常常拒斥文学的原因,即忽视了社会的文化维度,同时在方法上,忽视了“扎根”等质性研究方法。

   (一)作为认识“社会本相”的工具

   那么,文学作品(在哪些层面)如何才能成为我们认识“社会本相”的一个工具?显然,这一层面的资料使用也是有其限定的。按王明珂的说法,做比较文学或文化研究的学者可以使用这类方法。某种意义上,比较文学不是社会学的范畴,但文化研究是可以被纳入社会学学科范围之内的,不过它是社会学中不被凸显的一个领域,文化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领域,还未成长为一个广受关注的领域,但这并不等于它是一个不重要的领域。那么,何为社会的文化维度?

   以社会记忆研究领域为例。在这一领域,长期以来占据主导位置的是政治经济学视角,即常常将记忆与遗忘的机制归为经济、权力的作用,并常常将国家作为记忆制造的重要参与者,在这种认识下,学者势必对记忆的主体——个人的记忆主动性有所忽视,从而也忽视了个人身上所带有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因素。记忆的文化维度,表现为一种源自特定社会的文化特殊性,而不是人类权力与控制的普遍性。所谓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按照扬·阿斯曼(2007:35-56)的解释,就是不同社会触发历史回忆的结构性因素是不同的,这一结构性因素,可以称为文化因素。例如,在古代埃及,由于该社会内在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循环的时间观,导致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忆特点是缺乏未来的维度;而其他一些社会,例如基督教社会,是一种线性时间观,所以,在其历史记忆中,过去和未来的维度是凸显的。

   事实上,这些结构性因素是可以体现在个人的言行以及心理层面的。如同布迪厄(1998)所说,个人性就是社会性。文化这一维度在个人层面常体现为心理学关注的认同问题,如社会学常忽略的情感结构等问题,还包括个人(以及社会)的意图和意义问题,等等。

   而在关注认同和情感等问题时,文学作品确实很容易给我们提供一些较为典型的范例。在这方面,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论断。如德国文化记忆研究者(扬·阿斯曼,2015)认为,一个民族文化中的经典文学往往是这个文化的卡农(Kanon,即标准)。流行文学作品也在不同层面体现了这一社会的文化认同或文化心理。例如阿莱达·阿斯曼(2016)通过对莎士比亚经典作品的讨论,探寻西方文化记忆的结构性特征。

事实上,中国的红学研究也颇能说明这一问题。一部《红楼梦》能引来诸多学科、诸多学者,乃至民间红学爱好者的广泛讨论和争议,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红楼梦》本身也是一部社会文化史的展现,这一文本呈现了特定时期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理想(如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人物的塑造),而且,其中展演的各种人物和阶层的特点,也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不同面向。事实上,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一般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其所处时代以及社会的文化模式乃至文化理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田野     记忆研究     历史多样化     记忆的建构性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研究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432.html
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 2018年0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