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慕智:印第安人的“他者”形象与北美殖民地人认同意识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5: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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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慕智  

   内容提要:从菲利普王之战到独立战争结束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属北美殖民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囚掳叙事。对于被印第安人掳获的殖民地人而言,这些叙事不仅是其建构印第安人作为“野蛮人”的“他者”形象的重要载 体,也暗含了对自身角色与身份认同的理解。殖民地人运用清教、自由和权利话语,使印第安人的“他者”形象从“崇拜撒旦、堕落邪恶的异教徒”到“迷信愚昧、酗酒食人的野蛮人”,从“好战残忍、热衷杀戮的嗜血恶魔”演变为象征“专制暴政、贪婪腐败的文化符号”。这种建构的复杂流变内含了野蛮与文明、宗教与世俗、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对立,激发了殖民地人的危机想象与自我审视。它不仅加速了殖民地人对印第安人身份的排斥,还深化了殖民地人对自身特质的认知,促进了其身份认同由殖民地人、英国人向美利坚人的过渡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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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殖民地时期至美国革命时期,以英属北美殖民地人为主体写作、记录、编辑的关于被北美印第安人掳走经历的文本在北美殖民地涌现,它们被称为“印第安人囚掳叙事”。①这些暗含了复杂写作动机的叙事以其宣称的“真实性”、充满冒险与恐怖色彩的故事情节以及丰富的修辞象征,持续吸引着北美读者的注意力,不仅展示了殖民地人的文化心态,也呈现了这一时期北美殖民地政治文化的某些侧面。从20世纪初期开始,印第安人囚掳叙事的文学、社会和历史价值为学界所关注。自40年代起相继出现了对印第安人囚掳叙事的专门研究。②70年代至90年代,历史学家对印第安人囚掳叙事进行了汇集编纂,③开始关注囚掳叙事中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关系,并运用国家神话、文本分析、文化互动等研究路径探讨和评价囚掳叙事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④尽管国外学界对印第安人囚掳叙事的研究比较全面,但许多研究停留在“以事论事”的静态层面,关于不同时期囚掳叙事的发展特征,以及囚掳叙事在身份构建与认同意识演变中所发挥的作用,皆未及深论,遮蔽了其应有的历史意义。国内学界的印第安人研究虽已取得了较多成果,⑤但对印第安人囚掳叙事的研究寥寥可数,关于印第安人与美利坚认同关系的考察忽视了印第安人囚掳叙事的分析维度。⑥

   有鉴于此,本文以印第安人囚掳叙事为中心,审视其在1675-1783年间的历史演变,立足囚掳叙事的历史语境与政治文化背景,分析印第安人“他者”形象构建的内在逻辑,探究这种形象在不同时期的意涵转变及其承载的历史意义,考察该构建与殖民地人认同塑造之间的内在关联。

   自欧洲文明与印第安文明在北美大陆这片“蛮荒之地”(Wilderness)接触之日起,来到北美殖民地定居的欧洲人及其后代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印象经历了从正面向负面的转变,印第安人由最初的具有“出色智慧”的“高贵的红种人”转变为“野蛮残忍、崇拜撒旦、迷信愚昧、热衷杀戮、酗酒食人、好战无情”的“他者”。⑦印第安人囚掳叙事通过提供经验上的证据,巩固强化了这些负面特质。1675年,菲利普王之战爆发后,以新英格兰殖民地为代表的清教徒被掳者在囚掳叙事中率先“发声”,他们以自己的被掳经历与感悟为基础,不仅将印第安人构建成“野蛮的异教徒”形象,还在清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塑造了自身对家庭、清教徒群体以及所在殖民地的认同意识。

  

   一、“野蛮的异教徒”:早期囚掳叙事中的清教认同

  

   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中期,在新英格兰殖民地相继爆发了菲利普王之战、威廉王战争、安妮女王战争等一系列冲突,殖民地定居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摩擦不断,危机尽显。与此同时,新英格兰清教徒群体内部的宗教虔诚度愈益下降,出现了偏离移居北美原始目的的“大滑坡”现象和宗教背离危机。在双重危机之下,大量清教徒所写的印第安人囚掳叙事开始涌现。⑧这其中以玛丽·罗兰森夫人的叙事《上帝的主权与恩慈》最具代表性。历史学家查尔斯·林肯认为,“在同时期新英格兰的出版物中,没有比罗兰森的叙事在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引发人们更多的关注”。⑨罗兰森被掳发生在菲利普王之战期间。1676年2月10日,一群来自纳拉甘西特部落(Narragansett)的印第安人攻击了罗兰森所在的兰开斯特镇,包括罗兰森的家人和亲戚在内的许多居民都惨死于印第安人之手,罗兰森和她怀中的女儿也被印第安人掳走。⑩印第安人强迫她长途跋涉至加拿大,在总计二十次的跋涉转移之中,罗兰森见证了印第安人的诸多暴行。最终她被家人赎回,在波士顿与他们重聚。

   在叙事开端,罗兰森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描述了作为“野蛮异教徒”的印第安人对清教徒的残忍杀戮,极力展现血腥的恐怖场景:“我们被残忍的异教徒屠杀……我看到如此多的基督徒倒在血泊之中……他们就像被恶狼撕碎的羊群,被这些地狱之犬们(Hell-hounds)剥光了衣服。”“这些黑色生物一直咆哮、歌唱、跳舞……他们很高兴看到我们忧郁哀伤”。(11)在长途跋涉途中,罗兰森还挖掘了印第安人“热衷撒谎、冷漠无情”的行为特质。印第安人反复告诉罗兰森,她的儿子和丈夫已经死去。这种谎言让罗兰森认为“他们对撒谎有着恐怖般的着迷,没有人能够对着良心说真话”。(12)当背负重担前行的罗兰森告诉印第安人她后背的皮肤已经脱落时,她得到的唯一回应是“即使你的头颅离开了身体,和我们也没有关系”。(13)此外,罗兰森还向读者展现了印第安人杀害妇女和小孩的非人化形象。在叙事中,她描述了印第安人对一个可怜女人及其孩子施加的“野蛮暴行”:“印第安人召集了一群人包围她,剥去她的衣物……然后敲碎了她以及她怀中孩子的头颅,点燃火堆,将两人的头颅扔了进去。”(14)类似的场景在其他清教徒的囚掳叙事中也有共鸣。约翰·威廉斯牧师曾痛苦地回忆了印第安人杀害他的妻子以及邻居家一名幼婴的恐怖情景,声称“印第安人很高兴让他们的双手沾满上帝子民的鲜血”。(15)这些行径不仅让印第安人的“野蛮”形象深入人心,激发读者对被掳者的同情,也为殖民地人使用暴力对抗印第安人提供了合理性。

   除了构建印第安人的“野蛮形象”,罗兰森还以清教“虔诚者”的身份对上帝进行源源不断的赞美,强化作为清教徒的自我认同。她对上帝的赞美主要有两个维度。首先,罗兰森将被掳期间经历的印第安人的友善待遇全部归于上帝的福泽庇佑。她不承认作为“野蛮异教徒”的印第安人的“文明”行为,而是将他们的善行视作上帝对其子民和异教徒展示仁慈友善的证据。当印第安人将罗兰森和她受了伤的孩子放在马上代替步行时,罗兰森并不领情,反而称赞上帝“为我注入力量,并携我前行”。(16)这种逻辑在约翰·威廉斯的叙事中亦有体现。当印第安人将威廉斯的幼子绑在雪橇上以利于行进时,威廉斯说道,“印第安人野蛮残忍的性情已被上帝压制”。(17)另一个维度是罗兰森对上帝意志的绝对服从。在叙事中,她多次停止对囚掳事件的回忆,转而引用特定的《圣经》段落对自己的所见所感进行深入阐释。这种阐释充满了“清教徒象征主义的语言风格和丰富的圣经元素”,(18)从描述人物、地点和事件转向挖掘事件背后的隐喻性意义,传递了一种类似布道的信息,让叙事浸透了浓重的宗教说教色彩。当同行的被掳者乔斯琳(Joslin)试图逃跑时,罗兰森援引《圣经》劝阻她:“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19)尽管罗兰森对回家满怀渴望,但其意志必须要以上帝为尊,这种绝对服从体现了清教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

   以罗兰森叙事为代表的早期囚掳叙事不仅巩固了清教徒的自我认同,还在“蛮荒之地”的基础上发展衍生出了殖民地人的群体认同。对新英格兰清教徒而言,印第安人所在的“蛮荒之地”是一种融合了威胁和应许之地的象征。它既是一种道德真空、充满诅咒和危险的被遗弃之地,也是清教徒远离罪恶和迫害的避难、净化和检验之所。(20)这种双重意涵赋予了清教徒被掳经历以双重意义,让清教徒在印第安人施加的“危机感”和自身清教信仰的“使命感”中强化了自己的认同。正如历史学家彼得·卡罗尔所言,“在蛮荒之地的经历从根本上影响了17世纪新英格兰社会自我形象的塑造”。(21)

   在构建新英格兰社会的过程中,清教徒以《圣经》作为主要的思想资源。他们将新英格兰视为新的“以色列国”,印第安人所在的“蛮荒之地”则是北美的“巴比伦国”,其掳走的新英格兰人象征着受巴比伦国奴役的以色列人。(22)基于这种思想,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形成了对印第安人“野蛮形象”的初步认知。诗人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思称印第安人为“穷凶极恶的魔鬼、野蛮人和被恶魔崇拜之人”;牧师罗杰·威廉斯将其视为“贪婪易怒的野兽”;(23)牧师科顿·马瑟总结了清教徒对印第安人的看法:“这片土地上充满了野蛮印第安人和异教徒们的部落……他们的宗教是崇尚魔鬼的,其血腥的行为是在魔鬼的意愿之下实施的。他们的种植地如此不同,与我们新英格兰的利益相对立。”(24)

   当清教徒初抵新英格兰时,他们憧憬在这里建立一座“山巅之城”,在上帝的意志下实现真正的自由。随着殖民地人与印第安人的接触愈发频繁,印第安人对其自由和利益的威胁也愈益真实,这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危机感。印第安人囚掳叙事印证了这种威胁的存在,激发了人们的危机想象,认为叙事中恐怖的被掳经历很可能会在现实世界中降临在自己身上。这种危机感还源于殖民地人对印第安人起源及其“野蛮”行为动因的推测与思考。在他们看来,印第安人有可能是北美原生的,也可能从欧洲或亚洲迁徙而来。如是前者,其“野蛮”就如同这片“蛮荒之地”;若是后者,则很可能印第安人受到了“蛮荒之地”的污染。(25)殖民地人担忧自己也会身沾这种污染,堕入“野蛮”之中。正如历史学家凯西·雷克斯所言,“对于殖民地人而言,担心成为他者和野蛮人的威胁是非常真实的”。(26)这种强烈的危机感成为北美清教徒构建自身认同感的心理基石,他们以“野蛮的”印第安人作为对照,逐渐发展出了契合清教思想的身份特质。

   在叙事中,罗兰森竭力渲染被印第安人掳走时的恐惧感。“当我们处于顺境之中,哦,我们很少想到这些可怕的情境……如果我知道印第安人会来袭击,我宁愿选择被杀死也不愿活着被他们掳走”。(27)这种恐惧感对殖民地人的认同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28)它不仅将清教徒所在的“自由社会”与“蛮荒之地”截然对立起来,强化了殖民地人对殖民地的热爱与认同,还促使清教徒服从上帝意志,恪守清教教义,与“野蛮的异教徒”划清界限:他们是文明自由的殖民地人,与叙事中描述的“野蛮”的印第安人有本质的差别。正如罗兰森所言,“我发现这些肮脏邪恶的异教徒与拥有可敬面孔的基督徒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29)

   在战争频仍的现实世界中,清教徒已有的恐惧开始转化为对印第安人的鄙视、厌恶与憎恨,囚掳叙事中印第安人的种种“野蛮”行径让清教徒坚信,印第安人是在基督教感化能力之外的,与印第安人的对抗是正当的。这种主观认知的变化映现在行动上就是,许多殖民地人鼓励清教徒对印第安人实施复仇。早期囚掳叙事之中的清教徒汉娜·达斯坦就是这种复仇形象的代表。在跟随印第安人返回部落的途中,达斯坦趁印第安人“死死熟睡”之时用斧子杀死了十名印第安人,剥去了他们的头皮并成功逃跑。(30)此举让达斯坦从“受害者”变为了“复仇者”,其勇气备受殖民地人称赞。(31)这种复仇象征着清教徒的“文明与自由”战胜了印第安人的“野蛮”,它在固化印第安人“野蛮形象”的同时,也深化了殖民地人的清教认同。

对清教徒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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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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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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