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刚 安然:“同质化联盟”与沙特-卡塔尔交恶的结构性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4: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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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刚   安然  

   内容提要:传统联盟理论一般认为,联盟内部成员相似的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会增强联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假设难以解释为何高度同质的沙特和卡塔尔也会爆发激烈外交冲突,而美国与沙特、俄罗斯和叙利亚等国情差异甚大的盟友之间却形成了相对稳固的联盟。基于“同质化联盟”和“异质化联盟”二分法,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互补的国家更易于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的“共生性关系”——“异质化联盟”;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同构的国家缺乏可交换利益,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最终易陷入恶性竞争的“同质化联盟”。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断交的深层原因在于两国的同质化,即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政治诉求的趋同性、威胁认知的错位性和替代联盟的多元性,导致两国在相似国情的表象下,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

   关 键 词:联盟理论  沙特-卡塔尔关系  “同质化联盟”  “异质化联盟”  海湾合作委员会  Alliance Theory  Saudi-Qatar Relations  “Homogenous Alliance”  “Heterogeneous Alliance”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2017年6月,沙特阿拉伯以卡塔尔资助恐怖组织、利用半岛电视台干涉他国内政、与伊朗发展关系等违背了2014年双方签订的《利雅得补充协议》为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沙特与卡塔尔交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迅速产生连锁反应:阿联酋、巴林、埃及、科摩罗、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也门哈迪政府、利比亚东部托布鲁克政府、塞内加尔和乍得等国相继步沙特后尘,宣布与卡塔尔断交;约旦、吉布提和尼日尔降低与卡塔尔外交关系等级;美国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政府也一度站在沙特一边,支持对卡塔尔政治施压、外交孤立、交通封锁和贸易禁运。伊朗和土耳其则力挺卡塔尔,向其提供了重要经济、政治和安全援助。在此事件的后续发展中,为迫使卡塔尔回到“正确轨道”,沙特开出复交13项条件。在沙特的胁迫面前,卡塔尔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指责沙特等国违反国际法、侵犯了其外交主权,并于2017年8月全面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同时允许土耳其部署永久军事基地。由此,持续数十年的沙特-卡塔尔联盟关系寿终正寝。

   沙特和卡塔尔断交引发中东地区权力结构的调整和转型:由静态联盟转向动态联盟;由逊尼派与什叶派对垒转向各种力量分化组合;海湾国家也由转型的主体变成了转型的客体。海合会、阿拉伯联盟和逊尼派阵营因沙、卡断交而陷入分裂,为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趁机“选边站”提供了机会,也推动了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大国中东联盟战略的调整。探讨沙特与卡塔尔交恶的根源有助于理解中东地区权力转换的背后动因。

  

   研究述评

  

   海湾地区是世界上民族、教派冲突较为集中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发生了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2016年沙特与伊朗交恶以及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等事件。其中,沙特和卡塔尔断交为联盟理论研究者探索联盟解体的根源提供了鲜活案例。

   (一)问题的提出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海湾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成立于1981年。其内部成员国拥有相似的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其外部面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的共同威胁,一度形成了中东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政治和安全联盟。然而,自成立之日起,海合会内部矛盾不断,如前所述,当下出现了2017年6月沙特等11国集体与卡塔尔断交的恶性事件。为什么冷战后拥有相似西方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即便在苏联解体、外部威胁明显减弱后能够维持长期的稳定性,而面临多重外部挑战的海合会却危机四伏,甚至到了绝交的地步?

   沙特率众与卡塔尔断交,目前在经典的联盟理论研究中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建构主义联盟理论学派大多将观念、认知等社会心理学概念引入到联盟形成和管理的研究上,普遍认为同质化国家选择结盟的可能性更大,结盟后国家间关系也更加稳定,因为具有相似政治制度和经济产业的国家相互结盟,可以增强这些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合法性,也有利于形成一致的对外政策,从而使军事共同体变成政治共同体。①

   首先,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主张从规范(Norm)、认同(Identity)和文化(Culture)等“软基础”的视角来认识联盟,认为国家的行为不是由“有形结构”(即权力分配)所决定,而是被“观念”(相互作用和学习)所左右;相似国情更容易强化共同体意识。除了物质结构以外,国际政治领域还存在社会结构。理解利益的构成有助于揭示理性主义所误解和忽视的许多国际现象。②温特还认为,社会结构形成的关键是行为体的集体认同,而决定集体认同的因素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观等因素。③正如多伊奇和布莱登(Christopher Bladen)所指出的: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进一步增加它们的凝聚力,并向整合的方向发展。各国精英相互交往促进了信息的交流;各国领导人行为的可预见性增强了社会共同体意识。④这样,联盟成员学会了相互妥协,它们之间价值观的相互兼容性也越来越强。当共同体意识达到一定程度时,成员之间的合作就会超出“权宜之计联盟”的范围,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

   其次,托马斯·里斯-卡彭(Tomas Risse-Kappen)借鉴了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主要思想,并吸收了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论点,认为国情相似的国家形成联盟,有助于增强共同体意识和归属感(A sense of belonging)。他以北约的形成过程为个案,系统考察了文化认同与共同理念等因素在建构主义联盟关系构建中的作用,并提出3个假设:一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角色不是国家,而是在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个体,包括政府、国内社会和国际体制;二是政府在分析国家利益时表现出的倾向性既是对外部物质要素的反应,也是国内结构和社会需求的结果;三是在国家利益判断、政策倾向性和政策选择方面,由价值观、规范和知识组成的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⑤

   再次,泰德·霍普(Ted Hope)在《冷战后的联盟——单极的幻想》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兼容理论(Compatibility Theories)⑥,认为相似的特性,如地缘邻近性、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相似的国家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可以在对外政策方面形成强烈的合作倾向性。这正如卡尔·多伊奇所认为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命运共同体(Common Fate)、同质性(Homogeneity)和自我约束(Self-Restraint)能够强化集体认同,使结盟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即由自我思维模式(The Mode of Me Thinking)向我们思维模式(The Mode of We Thinking)的转变。

   最后,在中东联盟的案例研究中,学者们也普遍认为,盟友之间的共性有助于联盟的稳定性。麦克尔·贝内特(Michael N.Barnett)在《中东地区的认同与联盟》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认同与联盟构建的关系,并从认同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ntity)出发,认为认同与安全威胁的判断之间存在重要关联。⑦贝内特不仅将决策者的意图看作是影响联盟构建的一个变量,而且视作首要变量。他提出的理论假设是:认同一致会促使国家选择加入与自己相同的共同体;认同冲突则会促使某些国家选择退出共同体,认同的变化常常是由领土边界、政治经济和人口构成变化造成的。于是,贝内特以泛阿拉伯主义为例,论证了阿拉伯国家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与解体是阿拉伯集体认同变化的结果。此外,贝内特以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以色列关系为个案,通过研究后认为:美以特殊关系不是战略合作需要或两国国内政治发展的产物,而是美、以两国身份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宗教(Religion)、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历史上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Holocaust)。⑧

   如果按照上述联盟理论,沙特和卡塔尔因为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逊尼派宗教信仰、海湾阿拉伯民族特性和地缘临近性,应该形成更加牢固的联盟关系,至少比缺少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宗教信仰、民族共性和地缘临近性的沙特和美国、卡塔尔和美国联盟关系牢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沙特率众与卡塔尔断交的根源,目前在政策研究中也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以政策研究和媒体评论为例,学界大体有以下几种不同解读:一是以朱威烈、唐志超和前印度驻沙特大使艾哈迈德(Talmiz Ahmad)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2017年访问沙特、并向沙特提供1150亿美元的军火,试图构建“阿拉伯版的北约”导致沙特和卡塔尔交恶。特朗普本人对事态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朗普2017年5月访问沙特以及与沙特等国在反恐、反对伊朗两大议题上达成共识,是沙特毅然决定对卡塔尔“痛下杀手”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调整打破了海湾地区的联盟体系,造成了海合会成员国在伊朗政策上的分歧,对沙特和卡塔尔关系造成了影响。⑨二是以丁隆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沙特和卡塔尔外交危机,阿联酋是始作俑者,尤其是阿布扎比酋长本·扎耶德认为,卡塔尔复制阿联酋迪拜和阿布扎比的发展模式,成为新的经济、贸易和航运中心,引起阿联酋的嫉恨,故阿联酋“公报私仇”,借助沙特打压卡塔尔,成为海湾搅局的“小斯巴达”。⑩三是以殷罡、刘中民、李伟建、余国庆、王建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卡塔尔支持穆兄会,利用“半岛电视台”鼓动埃及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派对抗政府,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奉行“骑墙政策”,威胁到了沙特等国的政权安全。(11)

   上述研究各有侧重,本文则试图从联盟类型出发,考察不同类型的联盟在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绩效差异,以探索沙特与卡塔尔交恶的制度根源。

   (二)理论基础与概念阐释

   17世纪以来,外交家和学者常用联盟(Alliance)、联合(Association/Coalition/Alignment/Federation)、协约(Entente)、阵营(Pact)、集团(Bloc)等模糊词语来描述国家间结盟关系,因为联盟的界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联盟分为狭义和广义上的联盟。狭义联盟强调盟约是载体;广义上的联盟强调联盟不需要载体。目前,持狭义联盟概念的学者占多数,如奈杜(M.V.Naidu)从传统现实主义角度界定联盟,认为联盟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临时聚集在一起,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通过签署协定来取得有限的军事目标,如赢得战争、抵御现实或潜在的威胁”(12)。按照狭义的定义,海合会既是政治联盟,又是军事联盟。

根据不同划分标准,联盟可分为不同类型。例如,从攻防态势来看,联盟可分为进攻型和防御型联盟(13);从持续时间来看,联盟可分为永久性(Permanent)与临时性(ad hoc)联盟;从安全机制来看,联盟可分为机制化(Institutionalized)与非机制化(Non-institutionalized)联盟;从盟约适用范围来看,联盟可分为有限联盟(缔约国承诺在特定条件下向盟友提供军事援助)与无限联盟(缔约国无条件向盟友提供援助);从缔约国权力分布来看,联盟可分为磋商型(成员之间关系较为平等)和威权型联盟(成员之间存在金字塔式的不平等关系)等。(14)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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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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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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