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刚 安然:“同质化联盟”与沙特-卡塔尔交恶的结构性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4: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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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刚   安然  

   2017年6月,沙特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卡塔尔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外交打压的“组合拳”,共联合毛里塔尼亚、科摩罗、乍得、埃及、阿联酋、也门、巴林、利比亚、毛里求斯和马尔代夫10个国家与卡塔尔断交。此外,沙特还利用与埃及的特殊关系,终止卡塔尔在阿盟的成员资格,并将卡塔尔逐出干涉也门内战的伊斯兰多国联军。(38)随着沙特和卡塔尔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不排除今后沙特将卡塔尔从海合会逐出,相似的政治诉求导致两国离政治共同体渐行渐远。

  

   沙特-卡塔尔威胁认知的错位性与“安全共同体”的淡化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使沙特和卡塔尔意识到:海湾阿拉伯国家唯有抱团取暖、形成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神圣同盟”,才能维护政权安全。(39)海合会一度在地区安全一体化中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然而,阿拉伯剧变爆发后,沙特和卡塔尔对各自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存在不同认知,甚至视对方为实现本国安全的威胁和潜在挑战,两国难以形成心心相印的“安全共同体”。

   阿拉伯剧变从北非蔓延到西亚,沙特、阿联酋和巴林形成了共同安全观,并认为新时期君主制国家主要面临三类威胁:一是伊朗利用地区什叶派力量、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包括2011年策动巴林街头政治,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支持巴沙尔政府,2014年指使也门胡塞武装推翻逊尼派哈迪政府,并长期“非法占据”阿联酋的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1783年以前,巴林曾是波斯统治下的领土,故巴林现政府视伊朗为头号威胁。阿拉伯剧变发生以来,中东地区沙特和伊朗军备竞赛升级,有学者称海湾将迎来战争的“4.0”版。(40)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访问沙特、两国签订1150亿美元军火大单后,美国和俄罗斯分别宣布将向沙特出售“萨德”系统和“S-400”系统,伊朗加紧研发射程为2000公里的“霍拉姆沙赫尔”弹道导弹,海湾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Adel bin Ahmed Al Jubeir)指出:“伊朗是本地区最好战的国家,谋求地区霸权,并把其他国家的缓和姿态视为软弱可欺”;巴林驻英国大使法瓦兹(Fawaz bin Mohammed Al Khalifa)也认为:“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武装是巴林、黎巴嫩、科威特和也门局势动荡的根源,这些武装也是伊朗扩张主义者的工具。”(41)为共同应对也门胡塞武装,2015年阿联酋在厄立特里亚部署了军事基地,2017年2月在索马里兰部署了军事基地。2016年沙特与吉布提达成协议,宣布将在后者也部署军事基地,以从红海对岸打击胡塞武装。

   相比之下,卡塔尔奉行“第三条道路”,乐见沙特和伊朗相互制衡。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阿布扎比酋长本·扎耶德虽都为80后和年轻一代王室成员,但危险认知却迥异。卡塔尔并不认为伊朗对其构成了现实威胁。沙特东部省属于什叶派为主的地区,是沙特重要产油区;巴林70%的人口属于什叶派;阿联酋与伊朗有岛屿争端,而卡塔尔什叶派人口较少,并不担心伊朗构成的威胁。2017年5月19日,鲁哈尼再次当选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其通话,表示希望与伊朗建立“超越以往”的密切合作关系。鲁哈尼对此给予积极回应。此后不久,卡塔尔新闻社援引埃米尔在一场军方庆典上的讲话,表示伊朗是“不容忽视的伊斯兰强国”,并且“对伊朗怀有敌意是不明智的”,一度引起沙特政界一片哗然。尽管卡塔尔政府称其受到了黑客攻击,但消息传出后,沙特等国立即宣布与卡塔尔断交。(42)

   二是穆兄会。沙特和阿联酋认为穆兄会的威胁与伊朗的威胁同样严峻,包括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机构哈马斯以及在也门的分支机构革新党(al-Islah),后者多次要求沙特、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君主制国家推动政治变革。(43)穆兄会和哈马斯被沙特列为恐怖组织,因为前者否定沙特的君主制,但受到卡塔尔的资助。卡塔尔和土耳其一道积极扶植各国穆兄会力量,不仅未将穆兄会视为威胁,反而为穆兄会上层人物提供庇护所,在半岛电视台开辟专栏,为穆兄会宣传政治思想提供平台。(44)

   三是沙特、阿联酋和也门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街头政治”,对外部力量尤其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鼓动反对派上街游行示威、颠覆政权保持高度警惕。自2011年巴林发生骚乱以来,上述三国形成了安全共同体,在叙利亚、也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方面,形成了一致政策。(45)阿拉伯剧变爆发后,上述三国均发生街头政治,但是卡塔尔并未发生,不能感受到反对派对现政权的冲击和威胁,甚至对半岛电视台鼓动反对派上街游行持默许态度。沙特和卡塔尔对威胁的错位认知,导致双方“安全共同体”的淡化。

  

   沙特-卡塔尔替代联盟的多元性与“命运共同体”的虚化

  

   在联盟的管理中,成员国之间往往存在支配与从属、牵连与抛弃、依附与自主、控制与反制的矛盾,从而使成员国之间存在“退出联盟”的机会主义风险。如果成员国在结盟问题上无替代选择,其维持联盟稳定性的可能性就较大;如果成员国有其他的结盟选择,且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其退出联盟的可能性则会大大增加。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忽敌忽友、亦敌亦友”的动态联盟不断出现,美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试图将海合会成员国纳入到自己的战略轨道,对沙特和卡塔尔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两国难以形成“命运共同体”。

   2017年6月沙、卡断交后,沙特等国开出了复交条件,称根据卡塔尔与海合会其他成员国签订的2013年《利雅得协议》和2014年的《利雅得补充协议》,卡塔尔承诺不对周边海湾国家以及埃及和也门境内的反对党和敌对政府的组织提供支持。沙特等国敦促卡塔尔停止支持恐怖组织如哈马斯和穆兄会,关闭涉嫌煽动阿拉伯国家反对派的“半岛电视台”,停止与伊朗的关系等,但是沙特等国的最后通牒并不能形成有效的胁迫力量。相反,卡塔尔积极改善与土耳其、伊朗、阿曼和摩洛哥的关系,接受土耳其和伊朗提供的重要生活日用品,感谢伊朗对卡塔尔开放领空,宣布阿曼成为卡塔尔新的航运中转站等,使沙特等国对卡塔尔的立体封锁难以迫使其放弃“外交主权”。(46)如2017年8月,卡塔尔与阿曼签订合作备忘录,卡塔尔航运公司(Qatar Navigation)宣布将自己的运营枢纽从阿联酋的杰布阿里港迁移到阿曼的苏哈港(Port Sohar)。(47)多元化的替代联盟,使卡塔尔对沙特的制裁有恃无恐,甚至加剧了其离心离德行为。

   美国是卡塔尔替代联盟的首选。如前所述,“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从沙特转移到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驻有美军1.1万人,是美国在中东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军事基地。(48)沙、卡外交危机爆发后,尽管特朗普总统力挺沙特,但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均宣布支持卡塔尔,美卡联盟关系进一步升温。(49)2017年7月和10月,蒂勒森两度访问卡塔尔,两国不仅达成了《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协议》,而且签订了卡塔尔从美国购买10架“F-15”战机的军事协议,协议额达120亿美元,这增强了卡塔尔与沙特斗争的决心。

   土耳其是卡塔尔替代联盟的第二选项。沙特率众与卡塔尔断交,并从海、陆、空全方位封锁卡塔尔,导致中东逊尼派阵营的分化。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未像埃及那样与卡塔尔断交,反而抱怨沙特等国封锁卡塔尔的政策是不明智的。(50)土耳其和卡塔尔一道支持穆兄会,与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机构——哈马斯交往甚密。在卡塔尔受到沙特全面封锁后,土耳其伸出援助之手,不仅向卡塔尔提供了重要食品等生活物资,而且保证在卡塔尔军事基地完工后将驻卡塔尔军事力量增加至3000人,使卡塔尔增强了与沙特讨价还价的筹码。(51)

   伊朗是卡塔尔替代联盟的第三选项。尽管沙特警告卡塔尔不要与伊朗关系走近,但在2017年8月25日,卡塔尔以捍卫“外交主权”为由,在沙特等国与伊朗断交一年半后,向伊朗重新派出了大使阿里(Ali bin Hamad al-Sulaiti),卡塔尔与伊朗关系全面改善,伊朗对卡塔尔出口贸易额增加了60%。(52)卡塔尔主动改善与伊朗的关系,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也加剧了与沙特的矛盾。2017年9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宣布:鉴于卡塔尔的不合作态度并向伊朗重派大使,沙特将终止与卡塔尔的一切对话。(53)

   俄罗斯是卡塔尔的第四选项。目前,卡塔尔是海合会成员国中唯一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国家。2016年1月,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访问俄罗斯,就能源合作和天然气定价问题展开磋商。根据俄、卡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2017年1月卡塔尔投资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与英国伙伴公司合作,联合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的上游项目,总投资额达113亿美元。(54)

   同样,沙特的结盟外交选项也具有多元性,包括与美国的军事联盟、与亚洲大国的经济联盟和与俄罗斯和以色列的政治联盟。首先,中、日、印、韩等亚洲经济体成为沙特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东亚与西亚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随着美国原油产量增加,其对沙特石油进口依赖度下降,沙特对东方国家比对西方国家更重要。2017年3月,沙特国王萨勒曼率领1500人的豪华代表团访问了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和东亚的中国、日本等。沙特的“向东看”战略旨在拓展与亚洲经济体的经贸和能源合作关系,实施“远交近攻”。

   其次,沙特积极巩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2017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首次出访选择了沙特,对美沙特殊关系进行“再确认”和“再保证”。两国元首进行了高规格对话,并签署了“共同战略愿景协议”,总价值超过3800亿美元。访问沙特期间,特朗普还集体会见了阿拉伯一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也巩固了沙特作为伊斯兰世界“领头羊”的地位。

   再次,沙特加强与俄罗斯的政治协调。多年来,俄罗斯支持中东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一原则立场符合沙特利益。(55)2017年10月,沙特国王萨勒曼首次访俄,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基于“求同存异”的原则,沙特以能源和防务合作为两大推动力,期望在同伊朗的地区安全竞争中,“中立”俄罗斯,阻止俄罗斯与伊朗的战略和防务合作持续升级,包括停止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系统。(56)沙特希望以投资和经贸为诱饵,说服俄罗斯放弃对伊朗的支持,并敦促伊朗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撤出所有武装力量,停止伊朗干涉黎巴嫩、科威特、也门和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

   最后,面对共同威胁,沙特还与以色列建立了心照不宣的“准联盟关系”。2017年8月,以色列通信部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支持恐怖主义、宣扬宗教极端主义和煽动暴力活动为由,宣布将关闭设在以境内的半岛台办公室,在战略上配合沙特打压卡塔尔。(57)卡塔尔断交事件后,以色列公开支持沙特等国反对卡塔尔,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以色列与沙特、埃及、约旦、阿联酋和巴林等拥有共同安全利益,属于所谓“温和阵营”,指责伊朗、卡塔尔、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属于“支持恐怖主义阵营”(58),进一步恶化了沙特和卡塔尔的纷争。

联盟形成后,接下来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需要管理联盟,尽可能满足盟友之间的安全和利益诉求。“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本文通过沙特和卡塔尔交恶的个案研究发现,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相似性不一定能够增强联盟的凝聚力,联盟的类型差异是向心力强弱的关键要素。这一理论假设是否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盟政治,如北约、美日、美韩、美澳联盟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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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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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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