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7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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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峰  

   摘要:既往研究多将“新文化运动”当成内涵和外延皆清晰而固定的名词,其实该词流传之初,既是一种革新运动的主张,又是描述现状的概念,含义言人人殊。其早期含义既不同于五四前偏学理的思想文艺探讨,也区别于稍后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革命,在五四后被时人用于指涉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逐渐流行。面对当时多元互歧的思想界,不少人希望形成共同的方针,统合日趋分裂的革新势力。此种努力失败之后,各方多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定义和叙述“新文化运动”,相关论述受到诸多思潮影响,含混复杂、倏忽不定,该词的含义亦几经流变。在此过程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中西新旧框架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框架逐渐形成并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后来关于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两种叙述。

  

   关键词: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社会运动  历史叙述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研究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及演进”(14YJC7700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傅斯年曾提出,研究思想史应避免以“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解它”,否则“不是割离,便是添加”。①但实际上,即使是当时当地所使用的名词,其含义也会随时空而变迁。傅斯年后来又提出“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对关键字词“探流变”,“以演化论之观点梳理”。②若将傅前后两说综合考虑,似可提示我们,如不分辨词义之流变,即使使用当时已有之名词来谈当时之思想,仍有可能“割离”或“添加”。

  

   “新文化运动”③一词便是如此。除少数研究者之外,多视其为众所周知、不言而喻,即使注意到有理解分歧,仍多以“求其是”的视角探讨,鲜少考索流变。④实际上,自其流行之初,时人对“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应是什么言人人殊。在随后,其含义更是与各时期的现实与叙述密切互动,讨论“新文化运动”常常“一方面是为了研究,另一方面是为了现实”。⑤而现实的情状又在有意无意中改写着这一概念,使其像光一样,“依其透过之空气之不同,而异其色彩”。⑥正因此,以“演化论之观点”探寻该词含义的流变,将“用于建构历史对象的范畴”本身当成“历史分析的对象”⑦,或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的“割离”或“添加”。

  

   本文力图回到“新文化运动”主流论述形成之前,讨论五四后数年间各方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同表述及争论,展示时人心中的“新文化运动”如何从“混流并进”逐渐脉络清晰,进而形成两种主要叙述,试图揭示后世相关叙述中那“建构”的一面及其“建构”过程,借以加深对含混复杂、倏忽不定的新文化运动的认识。

  

   一、走向“运动”的“文化”:“文化运动”的出现

  

   现在一般人多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或1917年胡适提出“文学改良”⑧,但周策纵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半年内才开始流行。⑨事实上,在1920年时,郭绍虞曾直接将五四学生运动看成新文化运动的起点。⑩周作人也曾说,五四事件的发生“引动了全国的视听,及至事件着落之后,引起了的热情转变成为新文化运动”;并以五四为界,之前的一段是“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才是“新文化运动”。(11)这些不同的观点背后,正是各方对“新文化运动”概念的不同认知,提示此概念意涵的丰富与多歧。

  

   有一点大致可以确定,即“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确与五四“引起了的热情”有关。如同晚清民初很多新名词一样,“文化运动”一词传自日本的可能性较大。(12)中国国内最初使用“文化运动”者,似有意与偏重街头行动的“学生运动”相对。五四运动发生一个月后,罗家伦、傅斯年与主张持续罢课的其他学生领袖不和,遂申明自己将弃“学生运动”而从事“文化运动”,表示“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将“尽力文化运动,不知有他”。(13)

  

   不过,“文化运动”也是一种“运动”,正体现五四后好“动”的时代氛围。正如罗家伦所总结的,“‘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国的人弄‘动’了”。(14)五四以后“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有了“蓬蓬勃勃的气象”。新出版品从五四前的寥寥数种,“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15)刘延陵便说,当时“中国忽然来了‘文化运动’的一个名词,我们也不晓得是那[哪]一个人开始造的,但这本是群众心理的一种现象,不足深怪”。(16)所谓“群众心理”,即指当时“动”的氛围,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五四“引起了的热情”。郑伯奇更指出,当时各地的“文化运动”是与“爱国运动”“一时迸发”的。(17)例如,有报道观察到,长沙正是受了五四运动的鼓动,“一般人士向‘新潮’方面走的”方才渐渐增多,意识到“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种种问题,万不容缓。(18)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运动”一词开始被使用和流行。

  

   并且,时人常寄希望于此种“动”的倾向之中。张东荪呼吁学生“直接行动”,他认为当时的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种,“是个人直接的运动,是个人良心上发现的决心,是最新革新运动的型式”,“五四、六五两运动,是亘古以来破天荒的新运动”,只不过当时的“新思想”仍不够普及,要实现“新思想”与“新运动”的结合,仍需要以“文化运动”“去培植新思想的基础”。(19)罗家伦同样认为“中国的存亡正系在这一‘动’”,他之所以要“积极做我们的文化运动”,正是为了维持这一“动”,使之成为“永久的活动”。(20)李大钊更明确地强调“文化运动”是“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要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21)

  

   在张、罗、李三人或许随意的表达中,“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正是五四之前的“思想”(文化)与五四之后的“运动”之结合——将街头的“学生运动”调整到了“文化”领域,又为“文化”增加了“运动”的形式。顾颉刚便认为,五四的意义就在于将反抗强权的运动与文化建设联系了起来,方才“激起了‘创造新文化’的呼声”。(22)“文化运动”这一词语顺应了“群众心理”,同时也塑造了五四之后的新风气。毛泽东“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宣言(23),《少年中国》月刊“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宗旨(24),均是典型的“说”与“干”、“文化”(“科学”)与“运动”的结合。

  

   二、“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

  

   与此同时,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创造“新文化”,也变成了迫切需要。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25)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26)

  

   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五四后曾考察北京、上海等地的蒋梦麟指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便是要“酿成新文化”,只有如此才可以救治“中国社会的病”,故他视其为“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27)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28)与“文化运动”一词相似,这些人在使用该词时仍然强调其沟通思想与实际行动的一面,如蒋梦麟心中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形成一股“怒潮”,“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29)

  

   1919年10月底,江苏省教育会决定将“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确定为本年高等、中等学校学生“演说竞进会”的演说题,随后在报纸上广登通函,详细解释该词含义,试图借此活动“唤醒国民,改良社会,发展个人,增进学术”。(30)这一举措促进了“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31)演说竞进会分别于12月6日及22日在南京举行。(32)在其影响下,江浙学生纷纷参与讨论,将讲稿投诸报端。(33)有人读到江苏省教育会对“新文化运动”的解释后认为“确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所需要者”(34),《时报》所附《教育周刊》也号召大家“急应研究研究”。(35)自此,“新文化运动的声浪,就一天高似一天”。(36)到1919年底,谈论、使用“新文化运动”已成为一种时髦。(37)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新文化运动”一词流行之后,在早期,时人仍常将“文化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用,有人便曾明确指出,“文化运动”也称“新文化运动”,“是没有多少分别的”。(38)

  

   “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和五四后注重“行动”甚至“运动”的时代氛围有关,而当其流行之后,又进一步促使社会“运动”了起来。当时各地均在为从事“新文化运动”而积极行动:汉口学生争相“愿做新文化运动的‘马前卒’”,温州的永嘉新学会“对于新文化运动及改造社会等事业,日日进行,成效可观”,而原本“黑沉沉、冰冷冷的芜湖,居然也有什么新文化运动”,且“‘蓬蓬勃勃如釜上蒸’般的热烈进步”。(39)真可谓“今天在这儿唱‘新文化运动’,明天在那儿唱‘新文化运动’”(40),“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41)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已指出“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目本非《新青年》同人提出,而是《新青年》的反对者制造出来的。他说,五四运动后,革新运动表面上有些成就,于是主张革新的人也渐多,这里面“有许多还就是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他又说:“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42)鲁迅这里所说的反对者包括张东荪及“研究系”同人,他之所以如此说,当与张氏在此前与《新青年》同人有过不愉快的文字交锋,随后又反复倡导“文化运动”甚至祭起“新文化运动”旗子有关。(43)

  

   相比其他报章杂志,被视为新文化运动“金字招牌”的《新青年》反而较晚使用该词。1919年12月,《新青年》杂志从《时事新报》《国民公报》《晨报》中摘出数篇“长沙特约通讯”,合并为《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并将其中一封名为《湖南之文化运动观》的通讯改题为“新文化运动”,成为文中一节。正如王奇生指出的,陈独秀在这一期的“随感录”中开始频繁使用这一名词。(44)与鲁迅不同,至少陈独秀到1919年年末已大致接受“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

  

总体而言,“新文化运动”一词因迎合了五四后好“动”的“群众心理”而迅速流行。关于其流行过程,梁漱溟说得最为清楚,他在1919年6、7月间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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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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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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