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硬汉郑也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56 次 更新时间:2019-01-07 23: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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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笔者2003年9月——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回学术的边缘人,自由的在未名湖畔读书、上课、听讲座。无讲课之劳神,无买菜之烦恼,无填写表格之痛苦,更无被逼下蛋之伤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段神仙一般的日子。

   且说在北京大学那不成样子的“三教”,领受过经受过一场“公案”的王铭铭先生的“熏陶”,这位铭铭师在大庭广众之中,抽在北大第五代学人中极为少见的烟斗。据说在“王铭铭公案”中,已经被撤销一切学术职务的铭铭还在讲课,进行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研究工作的来自荒僻小城的笔者,无论如何都要见这位“传奇”的主人公一面的。北京大学给了我一个机缘,在人类学的课堂中,就看到了抽着烟斗养神的铭铭师。我问铭铭师,“你是怎么看待郑也夫先生的?”铭铭师不管我的背景,爽快地赞叹道:“那是一条汉子。”

   在铭铭的启迪下,笔者尝试着,将北京大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进行一点调查。我以为,这项工作,至少是很有趣的。倒是给自己平添了很多细节,《燕园日记》便是笔者在北京大学一年调查的索引。

   风入松书店成立于1995年10月,创始人是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王炜先生,先生抱持为学人服务的理念与宗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传播,这对保存士气,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建立,都是有大功的。风入松书店和1993年10月成立的万圣书园都是北京地区的学术圣地,在某种角度上说,对学术的传播甚至胜过北京大学的。它们的出现,使大学教育和学术传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建立了学者和书店的双向互动,为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为学术界的“知识空间”的开拓,功德无量。万圣、风入松为知识分子拓展了公共空间。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风入松的创始人王炜先生已经于2005年4月11日逝世。据传,王先生逝世时还是一位副教授,但先生给与读者的恩惠,是不应忘怀的。当代中国的学术重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开拓学术传播路径方面,王炜先生是一位先行者。北大访学的一年中,不知去过风入松书店多少次,有好几次,从中午开始访书,晚上九点关门的时候,才不情愿地离开。

   查《燕园日记》,2004年2月19日上午11点到达北京大学南门的风入松书店,见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郑也夫先生的系列作品。四种书分别是《知识分子研究》、《阅读生物学札记》、《走出囚徒困境》、《被动吸烟者说》。郑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但是先生的学术工作,特别是知识分子研究,历经坎坷,得以面世,欣慰不已。

   往事并不如烟。

   认识郑也夫先生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记得是1987年,郑先生在300人教室一层进行学术讲座,讲题似乎和权威有关,那时我还是一个激进的大学生,最喜听的是民主、自由什么的,郑先生却是主张权威的,让我颇有失望的情结。但郑先生条分缕析,有大家风度。结果,我还是不接受权威主义的观点,但认同郑先生论证的方式。巧合的是,那天晚上,黎鸣先生就在300人教室的二层讲民主。

   毕业之后,通过《读书》,持续关注先生。郑先生研究社会学,以社会为学问,不摆弄主义,专门研究问题,有方法论的工具,弄出来就精透。此公撰有《礼语·咒词·官腔·黑话》(中国社会科学版1994年3月版)、《代价论》(三联书店版),对围棋和足球有强烈的学术兴趣,著有《中国足球的出路》(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据我所知,在社会学界,有广阔学术视野的,也觉得郑先生出了边儿。

   郑先生有自己的理念,既以社会为学问,那么不能总是呆在象牙塔里,他往往以常人的心态,清新的理性,分析问题、解释问题,他的人文主义绝非伤感的人文主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把握得如此谐调的,在学术界,极为罕见。有一大批“学者”陷入主体狂热综合症,把自己的课题来一个刘伶醉酒式的夸大,带着不知从哪弄来的理论,强拉硬扯到实践之中,把社会生活中的新鲜问题肢解之后,套入自己的“伟大理论”中。

   理论是洋人的,例子亦是洋人的,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量存在。充满学术良知的吴文藻先生才呼唤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才用尽心思进行社会学的本土化工作。日前,在中国研究问题,从问题的剖析中寻找关节的学者,我们太需要了。前辈学者吴文藻、李景汉、晏阳初、费孝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何不见贤思齐?从文风上看,费孝通先生、郑也夫先生文风朴实、清新,如春风拂面,顿觉神清气爽。

   郑先生那本《被动吸烟者说》,有一篇文章讲到一个故事。读罢感慨不已!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和潘绥铭两位先生的工作被科研处排在最末,原因是两位拉不来学术赞助。就我所知,不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就是在中国所有的第五代学人中,两位先生都是极其出色的。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荒诞。

   为何阅读郑也夫呢?不仅在于,先生的著述提供了很有趣味的方法论,更在于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可以说是稀有的品格。郑先生长年累月可以坚持自己的“不参加不公正的游戏”的理念,郑先生拒绝申请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正好说明了先生的独立人格;不进行所谓的集体创作,正好印证了先生的自由思考。

   由此可见,学术人格的坚守,学术良知的觉醒,学术理念的自觉,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们需要学习一下,学习下一课。下一课是什么呢?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七、思想灯盏


   知识分子的话题,在也夫心中,既饱含甜蜜也充满辛酸。饱含甜蜜,指的是也夫成长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研究,是他自己学术的酵母,以后的信任研究、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包括代价论,都蕴含了也夫在知识分子研究中信从的理念、研究的方法和具体的路径。注意到一个学者自身成长的内在逻辑,是很有必要的。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也夫最早进行的学术生长点,倒是成长最慢的,1988年写好的东西,直到2004年出版面世。16年的漫长跋涉,足可以消磨一个学者的锐气,但并不能改变一个学者的性情。从知识分子研究出版的艰难,一方面印证也夫的洁癖,同时见证知识分子的艰辛,农夫之所以是幸福的,就在于收获的喜悦,知识分子研究,可以说一度时髦的显学,竟可以让也夫岁月蹉跎。

   历史如此吊诡,也夫的知识分子研究,历经辛酸的跋涉,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2004年初的事情。南方周末主办的《南方人物周刊》于当年5月份试刊,2004年9月8日出版不足半年的周刊,制定了影响中国知识分子50人的榜单,公共知识分子终于浮出水面。2002年我与陈远学友探访山西的学术朋友,在智效民先生的客厅中,提出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概念,曾经尝试开出一张名单,巧合的是,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50人,可以说是所见略同。不同的是,学术地图,毕竟体现学术成就。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在于知识分子有一种独特的秉赋,可以持续关注、关心、关怀任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所必需面对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牛虻。学术领域属于象牙塔,社会领域属于十字街头。知识分子徘徊于象牙塔与十字街头之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也夫最早的学术兴趣就是知识分子研究,恐怕不仅仅是把这种研究作为一种职业,而是为了达致知识分子之自觉。也夫经常援引西哲的话语,认定知识分子属于终生都处于一种悬置状态,对于终生处于悬置状态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也许是最好的社区。在也夫看来,大学有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狂飙突进的年轻学子,大学教授整天生活在这种“半疯”学子的周围,师生辩难切磋,所以,终其一生,知识分子都会处于一种“疯狂”的精神状态,这种“疯狂”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流,“怀疑一切”就是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所以,大学是养育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佳土壤,具有最合适的气候、温度和湿度。

   至于社科院、政府调研部门,都不是知识分子合适的社区,因在在这些部门,很少见到师生之间的交流切磋,而且年轻人也不够多。也夫1982年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来到北京社科院,后来调到中国社科院。1998年以后,才来到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调入北京大学,这时候已经48岁了。也夫来到适宜的知识分子的社区,有点迟了。否则,也夫在培育学术种子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当然,也夫也曾经进行过多种尝试,既然很早就已经边缘化了,也夫是很不甘心的。也夫破门而出,主持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节目,成为实话实说的总策划,不要说也夫有洁癖,就是也夫没有洁癖,也不能够适应中央电视台那种理念和机制的。也夫对于体育具有高度的关注,经常评论足球和奥运会,应该说,这些评论,文化含量并不低,但是,评论足球,不需要更多的文化和理性,而是幽默与激情。也夫部分名声是从评论足球和主持节目中获得的,但是,在我看来,也夫即使不做这些评论,无损于也夫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光芒,甚至可以说,也夫沉迷于体育评论,并不是一件特别经济的事情。球迷们也不大认可也夫的评论。知识分子也觉得也夫整天弄这个,有点不务正业。当然,他们不明白,也夫是一个游戏人,只要认为好玩、有趣,哪怕有点自我摧残的味道,也在所不惜。

   也夫对于费边社非常钦慕,喜欢温和、独立、宽容,他认为中国最具有费边社风格的就是“天则”。也夫对于中国社科基金制度、对于学术评价机制,失望到了极点。但是,还是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态度,不断进行着质疑、批判,但是,也夫的批判,往往带着极大的建设的眼光。当然,也带有一点乌托邦的精神。比如也夫要批判轿车文明、批判消费主义,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饱经风霜,也夫作为最早研究知识分子的一代学人,感同身受。但是,也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研究知识分子,而且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分子,从来没有放弃抗争。上世纪80年代,第五代学者登上历史舞台,随着90年代的到来,知识分子分化、排列、组合。惊异地发现,20年来,也夫的身影一直在公众的视线之内。所以,在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里面,也夫十分特立独行,与李银河、杨东平成为影响中国的社会学家。

   笔者对当代大陆的知识分子,十分失望,所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大成立。《南方人物周刊》评定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体现浓厚的“意图伦理”。

   这也是也夫的困惑。所以,远在异国的弟子发来贺信,祝贺老师成为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也夫觉得莫名其妙、哭笑不得!中国社会成为这个样子,发展到这种地步,如果是这50个人影响的结果,在也夫看来,惨了点。

   笔者也是这种看法。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不是吴敬琏和茅于轼呼唤来的;中国要依法治国,不是张思之、江平呐喊来的;中国要搞和谐社会,更不是李银河、郑也夫提出来的。一句话,所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充其量,改革开放产物而已。离开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再出活的知识分子也无益。

   出活的知识分子只是大时代的小点缀而已,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讨论。每当看到或听说某某先生推动了某项改革事业的进展之类的大话,只是觉得感伤,还有这么天真烂漫的人物,着实可爱,可爱得很!

此种看法,对知识分子的贡献,难道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非也。如果这些知识分子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何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如此不上轨道?再说了,既然具有改造社会的力量,怎么知识分子自己的社区,竟然也如此污秽不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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