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亚琼:人才项目与当代中国学术精英的塑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1 次 更新时间:2019-01-05 19: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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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亚琼  

  

   摘要:通过对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及四类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入选者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发现人才项目已成为我国学界特别是理工科领域塑造学术精英的重要制度。学术精英的成长呈现出“人才项目依托”与“人才项目嵌套”的特点,不同层次人才项目的重叠嵌套,形成了学术精英生成的结构性路径,“不入选则出局”成为塑造学术精英的法则。与单位制时代相比,人才项目在塑造学术精英的过程中延续了“制度化的精英主义”,其及早筛选与重点培养优秀学者的特征并未褪去。人才项目也被纳入院系学术队伍的建设之中。与此同时,人才项目强化了学术精英生成中的学术竞争,对学术精英的德行与才能的要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才项目广泛扩散并应用于高校人事聘任制度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非意图后果。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界对人才项目的研究多运用定量方法来分析入选者的群体特征,例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项目获得者的院校分布、家庭背景、教育经历、成才过程等。[1-5]此类研究被称为个体式研究,它们有助于学界从总体上了解人才获得者的基本概况或成才规律,例如高层次人才以男性为主,主要分布于“985工程”高校等。其次,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人才项目的成效或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可称为评估性研究。评估性研究又细分为两种,第一种研究证实了人才项目的积极效应,例如李兰与哈巍的研究确认“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国际发表水平[6],一些论文则指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项目的入选者不仅在科研发表上的数量优势较为明显[7],其研究质量和影响力也比较高[8-9]。另一些研究则指出人才项目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千人计划并没有成功地吸引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回国[10],“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与“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获得者对本单位同事的论文发表尤其是中文论文发表可能存在负面影响[11]。

   尽管上述两类研究有助于丰富学界对人才项目的了解,但是这些研究缺少对这套体制如何培养学术人才的分析,而学术人才恰是人才项目最重要的目标群体。究其缘由,已有的研究忽略了人才项目的制度性特征。人才项目不仅向入选者分配资源,它也外溢至学科、高校等层面,成为相关组织发展的重要目标。可以说,人才项目以点带面,对研究者、院系、高校乃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和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我国当前筛选与培养学术精英最重要的制度手段。这提示我们需要对人才项目给学术人员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理工科领域的研究者带来的总体性影响进行研究。阎光才等学者曾对人才项目进行过一些制度意义上的讨论[12-14],不过学界尚未在学术精英的视角下对人才项目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将人才项目理解为一种塑造学术精英的制度并对其展开探究,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人才项目如何参与学术精英的塑造?这一学术精英培育的制度具有何种特征?人才项目运行以来产生了哪些非意图后果?

  

二、研究设计: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中心


   当前,在我国学术职业的社会分层中,以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可谓学术精英,不过这一群体内部也具有相应的等级序列。在理工科领域内,位居学术界金字塔塔尖的群体是两院院士,其次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本文将该项目简称为“杰青基金”,将入选者简称为“杰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该项目全称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本文将此项目简称为“长江学者计划”,将入选者简称为“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入选者。在此之下是四项青年人才项目的入选者,这些项目包括“青年千人计划”(本文将该项目简称为“青千计划”,将入选者简称为“青千”)、“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本文将此项目简称为“优青基金”,将入选者简称为“优青”)、“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本文将此项目简称为“青拔计划”,将入选者简称为“青拔”)和“青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本文将该项目简称为“青长计划”,将入选者简称为“青长”)。本文将上述四种青年人才项目简称为“四青项目”,其中“青千计划”主要针对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其余三个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青年学者进行奖励和资助。主要人才项目的简要介绍见表1。

   为探讨人才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学术精英的选拔与培养,本文将以“杰青基金”为中心,一方面统计“杰青”中产生两院院士(尤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人数;另一方面分析“杰青”中来自青年人才项目获得者的情况。两院院士的增选名单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的公布情况为准。人才项目入选者名单以主管部门每届增选的公示名单为准,各项目统计范围如下:(1)“杰青基金”:1994-2017年。(2)“青千计划:第一批(2011年)至第十二批(2016年);(3)“青拔计划”:第一批(2012年)与第二批(2015年);(4)“优青基金”:2012-2016年;(5)“青长计划”:2015年度(2016年公布名单)与2016年度(2017年公布名单)。总体来讲,人才项目获得者的数量主要根据历届公示名单加总而得。拥有多个人才称号的学者数量则通过下述两个步骤获得:(1)在不同人才项目获得者名单中找出重名者;(2)结合重名者网页简历中的教育背景、工作单位、科研方向等信息确定同名者是否为同一人。除非特别说明,本文统计的人数均以上述方式获得。

   本文之所以选取“杰青基金”作为分析中心,其原因首先在于人才项目的分布密度存在学科差异,入选者主要集中在理工科领域,这使得人才项目在理工科领域内塑造学术精英的力度及其产生的影响显著高于其他学科。“杰青基金”资助的学科主要是理工科,与两院院士的学科范畴一致。第二,“杰青基金”的时间跨度长,规模大。“杰青基金”设置于1994年,迄今已有20余年。首届“杰青”有49人,后逐渐递增至每届约200人。截至2017年,受“杰青基金”资助者已达3788人(不含资助中断或被撤销者)①,项目时间和入选者规模能够支撑笔者做长时期的趋势观测与数据分析。第三,“杰青基金”的人员遴选范围覆盖高校与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鉴于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理工科领域的重要地位,相比于“长江学者计划”主要在高校中选拔人才,“杰青基金”对理工科领域学术精英选拔的组织基础更为全面。最后,“千人计划”定位于海外人才的引进,对接海外学术系统,而“杰青基金”定位于国内的科研系统,支持国内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杰青基金”的上述特点,使得它成为分析“人才项目与学术精英培养”这一问题的绝佳对象。

  

表1 本文相关人才项目简介

注:一些人才项目的相应待遇曾有过调整,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最初支持的科研经费为50万元,本表主要根据主管部门2018年执行的政策文本对相关人才项目进行简要介绍。


三、学术精英从何而来


   1.“杰青”:名副其实的“小院士”

  

   两院院士是我国地位最高的学术人才,每两年增补一次。根据本文的统计,目前“杰青”共产生两院院士299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简称为“中科院院士”)217位,中国工程院院士82位。“杰青”产生的中科学院士更多,其原因在于“杰青基金”旨在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15],而基础研究也是中科院院士主要分布领域。本文将主要分析“杰青”对于中科院新增院士的贡献情况。

   “杰青基金”设置于1994年,考虑到从“杰青”成长为院士的时间,本文统计了1995年之后中科院院士的增选情况。从1995-2017年,中科院院士共增选627位,各届增选的院士人数详见表2。新增的中科院院士中有217位入选“杰青基金”,占全体院士的34.61%。这一比例随着时间推移而快速上升。2000年之前,院士中“杰青”的比例低于5%,2001年增长至7.14%,2007年这一比例跃升到51.72%,到2015年与2017年,更是有68%以上的院士从“杰青”中产生。

   考虑到“杰青基金”要求申请者的年龄在45岁之下,许多新增院士不符合“杰青基金”的申报条件,因而年轻的新增院士来自“杰青”的比例更高。表2和图1显示,在627位中科院院士中,55岁以下的新增院士占全部增选院士的42.4%(有266位),其中来自“杰青”的比例为71.80%。52岁以下的院士共191位,其中来自“杰青”的有155位,比例高达81.15%。低龄院士中来自“杰青”的比例明显高于“杰青”在全体新增院士中的比例(34.61%)。同样,年轻院士中来自“杰青”的比例也呈上涨之势。1995年,55岁以下的院士仅有10%产生于“杰青”,此后这一比例一路飙升,到2003年已达75%。52岁以下的院士来自“杰青”的比例更高,2017年这一年龄段的院士全部来自“杰青”。

   我们可以认为“杰青”已成为中科院院士的重要来源,尤其对于符合申报“杰青基金”年龄条件的研究者而言,能否成为“杰青”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他们能否当选院士。可以预期,随着更多“杰青”成长起来,绕开“杰青基金”的体制性筛选而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可能性将很小。

  

   2.“杰青”与“长江学者”的重叠嵌套

  

本文还发现“杰青”与“长江学者”的重叠程度较高。在3788位“杰青”中,共有1308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另有3位长江学者讲座教授、3位长江学者创新团队负责人),占全部“杰青”的34.53%。鉴于“长江学者”主要分布于高校,高校“杰青”中“长江学者”的占比将进一步上升。在1998-2017年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共有2313位,入选“杰青基金”的比例为56.54%(1308/2313=56.54%),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长江学者”同时也是“杰青”。其中,理工科和经济管理领域的“长江学者”有2044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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