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亚琼:人才项目与当代中国学术精英的塑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0 次 更新时间:2019-01-05 19: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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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亚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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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单位制时代,我国学术精英的选拔和塑造首先在系所或研究梯队等基层单位进行。单位(系、所或梯队)在此过程中做五件事:选拔、培养、提拔、扶持、表彰。组织将被选中者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予以特别的教育和培养,尽可能使他们做出杰出成就,这些成就会受到表彰,倾斜式培养和仪式性嘉奖成为制造学术精英的重要手段。[30]学者若要成长为全国范围内的学术精英,首先要在单位内部立稳扎根,依托单位小环境内的层层筛选和倾斜分配成长起来,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受到单位领导的赏识。他们能够脱颖而出,需要“德才兼备”,既展示出过人的研究才能,又能够契合组织权威人物的理念与喜好。相比今日,在单位制时代,学术精英的生成更多地呈现出庇护式流动的色彩。这种向上流动的方式并不必然与科研才能、科研成就相冲突,不过对科研才能的衡量尚未采用时下清晰、标准化的量化指标,而是更多地出于学术权威的个人判断。

   随着单位制逐渐解体,制度化精英主义开始借助人才项目建构人才梯队。在发展良好的科研队伍内部,掌舵者为院士,第二层次是“杰青”、“长江学者”,再往下的青年教师最好是“优青”、“青拔”或“青长”。这种人才结构多见于那些拥有数位院士的学院。人才项目带来的研究经费尤其是荣誉性嘉奖深刻介入学术梯队的人才选拔与更新换代。在学科内具有话语权的研究团队可以凭借研究优势和社会网络力保梯队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成功入选。所谓“名师出高徒”,师徒关系兼具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教育功能和参与学术资源竞争的政治功能。

   相比于单位制时代学术精英的成长机制,人才项目增强了学界的学术竞争。首先,单位制时代主要依据年龄资历和教育资格进行身份及资源的分配,人才项目则以量化评估为主导的评价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人才。竞争范围的扩大增加了研究业绩在项目评审中的分量。其次,随着量化评估的深入,衡量科研成就日益倚重科研产出,评价日渐数据化、标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学者评价的认知标准。尽管人才项目的评审广泛依赖专家评议,但科研绩效在评选环节中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与过去相比,研究者更有可能凭借科研指标上的突出表现来突破单位小环境内的论资排辈、职位紧缺、研究范式竞争或人际关系的限制。人才项目为科研产出优异者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制度保障。不过,人才项目的“选才效力”也存在削弱或失效的可能,其中的机制有待进一步挖掘与分析,但总体而言,这与学科内知识评判标准是否容易达成共识、学科内同行评议的传统有很大关系。

   以往基层组织内部选拔与培养未来学术英才“德才兼备”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以学术发表为核心的评价标准日益彰显,且日渐技术理性化和精细化。论德,原先的集体主义观念逐渐弱化,科研文化中的个体主义发育。“集体组织”与“精英个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代际变化。学术精英对单位的忠诚度相比单位制时代受到削弱。随着高校聘任制改革的推进,学术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增强,人才与高校之间由所属关系转变为聘任关系,而以人才项目获得者为重要构成的高端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也赋予学术精英更多的议价能力,如何“留住人”、“吸引人”成为当下许多高校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议题。

  

五、人才项目的非意图后果


   1.从学术治理体制来看,人才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了指标化、政绩化和目标化的倾向

  

   随着人才项目嵌入高校的评价体制,“增加人才项目入选者数量”不仅成为高校、学院等学术组织发展的目标,也成为评判相关行政领导工作政绩的重要标准。对于学校或学院的行政领导来说,与其关心“谁”足以获得人才称号,不如关心“有多少人”可以入选人才项目;与其真正“培育”人才,毋如用重金“打造”或“引进”人才。至于学者本身的素质与潜力、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在人才政绩观之下,难免被忽略。人才项目的功利化引发了高校的一系列诸如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的乱象,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学界浮躁功利的种种批评。

  

   2.人才项目裹挟的物质资源、学术认可及发展前景,在学术职业内形成了一种新的等级与身份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术界的良性竞争

  

   任何一个学术系统内部都会出现基于学术竞争而形成的社会分层。不过,此种分层应具有开放性,以保证科研人员在学术等级系统内的流动,这也是科研系统充满活力的保障。当前,人才项目在入选者与落选者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两类群体在学界地位、薪资待遇等多个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可以说,依托人才项目,研究者群体内部的双轨制正在形成。许多落选者与入选者的学术成就可能不分伯仲,但其间细腻模糊的差异,却可能因人才项目带来的收入、经费以及学术知名度而被放大、强化乃至固化,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与工程学领域尤其明显。依据人才项目在学术职业内部形成的双轨制,很可能会带来研究者群体内部的隔阂对立,并引发不公正之感。[31]

  

   3.人才项目的强利益、强分界在个体层面上为研究者带来了绵密的发展压力,引发了一系列功利化的科研行为

  

   人才项目资源禀赋的强化与竞争固化,对许多研究者具有较强吸引力的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然这种吸引力或压力存在院校与学科差异)。另一方面,人才项目的评选以全景敞视的量化评估作为选拔手段。尽管人才评价逐渐关注入选者的科研质量,但仍旧难以摆脱量化考核的思路。部分人才项目的评审还严格限定着科研成果的有效期,如一些申请表格中特别注明了“近三年”或“近五年”的时间限制。这种严苛的量化审计成为塑造研究者科研惯习最有力的制度,它们犹如无形之手,规定了大多数学者的工作焦点和奋斗目标,并可能引发工作焦虑。研究者的工作尽可能追求“可视性”,均需要在量化指标的“滤镜”下看得见、数得清。不少实证研究发现,量化评估已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研究者的科研行为[32-34],学者尽可能选择容易在短时期内出成果的选题来写论文,耗时长、高风险的研究不受青睐。高质量研究的不确定性、科研创新的风险以及与此相伴的好奇心、求知欲、沉潜之心,与量化评估总有摩擦。尽管“唯指标论”的程度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并且仍有一批高水平学者在人才项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人才项目评审中的量化评估并据此分配资源与荣誉,在不同程度上将学者从单纯的科研趣味导向了利益性的绩效表现。

   此外,人才项目在职业生涯的前半段对研究者进行分轨分流,这也可能为有潜力、有志向的青年学者带来极大的发展压力。人才项目的衔接序列为理工科学者建构了一条不同于传统职称晋升路线的发展路径:40岁之前取得青年类人才称号——45岁之前获得“杰青基金”或成为“长江学者”——当选为院士。青年学者一旦落选青年人才项目,意味着他们仅在40岁即被排斥在体制性学术精英的行列之外。

   年龄控制、成果有效期等时间技术营造出“争分夺秒”的紧迫与“时不我待”的恐慌。年龄在人才项目评审中的资本化和制度化,意味着研究者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重塑与早期阶段的压缩。年轻学者应尽早确定以科研为业,跟随名师,且中途不间断地完成学业,以便及早进入学界,在此过程中尽可能控制研究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尽可能做出有影响的成果,早日发表且多多益善。在富含利益与竞争激烈的人才项目之下,理工科领域优秀的研究者即使晋升至教授,也很难获得安全感与稳定感。

   客观而论,人才项目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学术竞争,也的确选拔出一批具有学术能力和声望的学者,有助于我国参与全球的科研竞争,但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总体而言,人才项目对整个高等教育(上至大学、下至研究者)的激励更多秉持着“重奖之下必有勇夫”的经济逻辑。随着人才项目资源禀赋的强化,人才项目更多地成为一种外部激励。外部激励在何种条件下、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转化为研究者对于科研事业的内在热情?靠着外部激励及其引发的竞争是否能够建构且维系一个充满活力且可持续发展的科研系统,这恐怕是未来学者激励与资源分配制度亟待思考的问题。

  

六、结语


   21世纪以来,多个省、市和高校纷纷模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设置名目众多的人才项目。随着人才项目的广泛扩散与彼此间的叠床架屋,人才项目溢出最初对科研人才进行择优识别和重点扶持的意图,层层渗入大学教师聘任及其改革的多个方面,扩展为高校一种重要的人事制度。利用人才项目的竞争性和资源激发科研活力,提高考核要求,提升教师待遇,并对高校人事制度缺乏激励、待遇偏低等沉疴进行纠偏,成为研究型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思维方式和制度手段。

   人才项目在跨越宏观、中观、微观的层次上形成了有效的动员,成为大学、院系、学者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行动的焦点,这些行动者出于多种动机、通过多种策略参与各种人才项目的竞争。人才项目在大学教师群体中引入了一种新的身份与等级制度。在高校传统的讲师——副教授——正教授职称之外,日益繁密又层级分明的人才项目共同编织起一条更富竞争又颇具利益的人事等级序列,对优秀的研究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控制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科研大国向科研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未来的政策调整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为整个学术职业(至少是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设计更合理的激励体制、晋升制度与薪酬结构,增强整个学术职业的竞争力。只有学术职业整体的良性发展,才能为高水平学术精英源源不断地产生提供支持与保障。其次,让研究者在职业生涯中基于学术质量竞争而形成学术分层,营造能够呵护并强化研究者内在科研兴趣的制度环境,增强学术分层结构的开放性,将学术竞争的焦点引导至知识创新之上,当是未来学界人事体制和科研体制改革亟须考虑的方向。本文仅仅利用描述性统计勾勒出人才项目在塑造体制内学术精英过程中的衔接与嵌套,并在较为宏观的层面上对这套制度的特点进行了讨论,还有许多有待深入探究与分析的问题留予未来。

  

   注释:

   ①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数量的数据来源:(1)1994-2013年各年度的资助数量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统计的“杰出青年名录”,详见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331/,这一时间段内共资助2996人。(2)2014-2017年每年各资助198人,共792人,数据源于各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统计资料,详见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505/。

   ②关于人才项目如何参与学术精英的生成过程,本文在此所谈及的几点源于本研究已完成的数个访谈,但相关研究还未完成,还需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2][31]CONG C,(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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