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滨:一八二五年英国金融危机中的政府应对及制度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19-01-05 0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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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滨  

   内容提要:1825年秋英国陷入一场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危机覆盖生产流通、货币银行、海外证券投资等领域,大量企业倒闭,金融信用体系受到重创,同时也使经济制度上的一些弊端凸显出来。英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市场拯救措施,并实施了金融制度改革。尽管拯救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并未克服危机,但其方式仍给未来积累了有益的经验。金融制度改革以建立股份制银行为核心内容,为英国银行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提高了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金融体制。

   关 键 词:英国  金融危机  英格兰银行  金融体制  经济史

  

   英国工业革命向世界展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前景,但其走势却并非平稳无险,而是呈现出繁荣与萧条交替的特征。进入19世纪后,这种周期性波动趋势变得相当明显。自1815年至1850年的35年间,英国经济至少经历了四次程度不等的危机。①每次危机都呈现出价格下降、银行业和其他商业部门破产的状况,其中1825年金融危机就是相当严重的一次。②这场危机中,英国政府为拯救市场作出了诸多努力,并最终推动了19世纪最重要的一次金融体制改革,使英国的银行业登上了现代银行制度的台基。

   1825年金融危机,当时被普遍称为“恐慌”。③危机暴露出来的生产、投资、货币、金融制度上的诸多问题值得后人思考。对于这场危机的研究,学术界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危机爆发的原因。拉里·尼尔将危机归结为由伦敦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所致,并且通过银行的信用网络向各地工商业扩散。④但乔治·福多尔则认为,当时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或真或假的消息,内容颇为丰富,投资方和借款方并非信息不对称。⑤信息不对称,通常指对于交易品,卖方比买方掌握更多信息。债券市场上肯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否能将危机归因于此却值得怀疑。此次危机的一个方面是拉美债券投资危机,有关研究相对较多,其中弗兰克·道森的研究比较系统,他认为拉美国家新政府的经济困境是引发危机的致命风险。⑥弗兰德里奥和弗洛里斯认为,危机发生时伦敦的银行业遭到挤兑,多家银行倒闭,拉美债务证券的中介机构深受连累,危机由此扩散到该领域并引发主权债务违约。⑦单就拉美债务危机而言,上述两种观点基本上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尽管强调的角度不同,却并不冲突。其二,危机引发的金融体制改革。克拉潘强调金融制度改革的想法本已成熟,危机则为改革创造了契机。⑧拉里·尼尔提出,英格兰银行没能有效应对危机的挑战,政府决定开放股份银行准入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公众和政府提供服务。⑨斯蒂芬·奎因把对法战争和1825年危机一同视为触发英国货币银行制度改革的因素。⑩露西·牛顿认为,1826年银行改革法案的起草者考虑的就是银行业的稳定性和抗挤兑能力。(11)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般都认可危机是改革的直接触发事件,而改革则使银行体系更安全、发展空间更广阔。

   上述研究从多个角度解读了这场危机及其触发的金融体制改革,为关注该问题提供了诸多线索与材料。本文的关注点则在于探讨英国政府如何应对1825年金融危机,政府采取的危机应对措施对结束危机起到怎样的作用以及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反思政府在经济领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一、从繁荣到危机的逆转


   英国工业革命前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相当缓慢,但进入19世纪后则明显加快,1801-1830年的年均增长率可能达到将近2%。(12)这表明,经过前几十年的发展积累,英国经济整体上进入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阶段。1819年曾出现过一次衰退,但并不算严重,次年局面便趋好转。自1821年起,经济又重新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进入1824年则更加繁荣。没有一次经济危机不是在繁荣之后发生的。繁荣时期的人们会更乐观地预期未来,而常常对不断积累的风险视而不见。然而,忽视风险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但这一道理往往在危机之后才为人们所普遍领悟,而一旦繁荣再现却又抛之脑后。

   经济问题的原因时常不仅出自经济领域。19世纪20年代前期的繁荣与当时英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其中国际政治因素,特别是拉丁美洲政治局势的变化尤为重要。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托马斯·图克指出:“国外贷款和股份上的投机构成了弥漫于1824和1825年大狂热的很大一部分。”(13)国外投机,指的主要就是拉丁美洲证券投资。此语道出了这场空前繁荣的重要推力,但狂热的动力并不限于此。笔者认为,繁荣的起因和特征归结起来大致有两方面:其一,拿破仑战争(1793-1815)后,英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带来了需求增长,由此刺激了生产和投资的高速扩张,1819年以后英国工业品生产开始加速,我们从棉产品的生产上便可见一斑。1820年到1824年,原棉消耗量平均年增长率达8.28%,比1800年至1819年的年均增长率提高一倍有余。同期,棉制成品出口也增长显著,年均8.97%,此前几年则是停滞的。(14)投资增长突出表现为新建股份公司数量急速增加。英国1824年至1825年新发起的股份公司项目即有624项;与之相比,1824年之前的股份公司总计只有156家。(15)其二,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局变动造就了海外证券投资机会,其中以对拉丁美洲政府债券投资为主。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在伦敦以高收益率筹集贷款,由此激发了海外投资热潮。从1824年至1825年,通过承包商为新生拉丁美洲国家提供的贷款总计达1748万英镑。(16)拉美证券投资中还有一部分是矿业股票,特别是金银矿股份。英国人对拉美的贵金属宝藏早已心怀向往,部分拉美独立成为实现黄金梦的天赐良机。

   持续几年的狂热“在1825年的前四个月达到巅峰”。(17)但经济史上从未有过永久的繁荣,巅峰之后坠落是可怕的。1825年初,公司倒闭数量已稍显异常。1月24日的《晨早邮报》公告的破产公司名单有18家之多。(18)不过,此时倒闭并未形成风潮,大多数人仍欣喜于财富膨胀的乐观景象。但还是有人看到了风险。2月28日,议会下院就参股公司问题举行了辩论,议员格伦费尔(Pascoe Grenfell)警告:“如果目前许多筹建中的公司没有实际的基础,只是通过蒙骗公众的方式建立……它们的欺骗能力就会大幅提高。”(19)显然,投机热情此时并没有丝毫冷却,反而继续高涨。

   极少数先觉者的警告并未改变大众的意愿,但现实打破了他们的憧憬。1825年9月金融危机的潮头掀起,10月至次年2月达到高峰。在此期间,大规模的倒闭浪潮汹涌袭来。这次危机发生的范围表现出两个特征:其一,先起于生产和银行领域,后蔓延到其他金融系统;其二,先起于地方各郡,后传导到伦敦,再向国内和国际辐射。从受到冲击的经济部门看,涉及国内生产与贸易、银行业和国际金融投资业。

   1825年9月1日,马什公司(Marsh & Co.)破产,该公司仅欠英格兰银行的债务就高达25万英镑。(20)此后,倒闭开始形成风潮。《晨早邮报》10月3日刊登了15家公司倒闭的消息,涉及棉品制造、银行、毛纺织、化工制造、各类零售批发等,地域包括肯特郡、兰开郡、约克郡、伦敦等地。(21)倒闭消息频现于各类报端,如《晨早邮报》10月17日登载了11家公司破产的消息。(22)从10月份到次年2月,三起大的倒闭案构成了对英国生产和金融体系的重创,倒闭企业分别是萨缪尔·威廉斯(Samuel williams)公司、波尔公司(Pole and Co.)、高德施密特公司(B.A.Goldschmidt and Co.)。

   重创首先发生在生产流通流域。10月,从事美洲原棉贸易的萨缪尔·威廉斯公司倒闭。该公司是少数几家最具影响力的原棉供应商之一,从事这一生意已经“三十年以上”,“利物浦、曼彻斯特、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地的各类商人和制造商”都与之有业务往来;(23)但在此次危机中无法偿付的债务数额巨大,“各种所说的数字从五十万到五百万,甚至七百万英镑。曼彻斯特的制造商由此深受其苦”。(24)棉纺织业从原料购买到组织生产,往往都以信用支持,各环节的商人和制造商几乎不会现金交易,而是开具汇票或赊购。棉纺织业已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产业,其产值可能占到全部工业的四分之一左右。(25)威廉斯公司处于棉生产和贸易网络的枢纽位置,倒闭产生的严重后果不言而喻。

   12月,危机波及伦敦金融界。12月13日,《晨报纪事》率先报道了前夜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伦敦的著名银行——波尔公司,“昨天……已经停止付款……波尔公司是不少于46家地方银行的代理人。所有这些银行必将或多或少受其止付的影响。”(26)而另一说法是,其代理的地方银行不少于47家。(27)波尔银行与地方银行的关系是当时伦敦银行业的典型模式,伦敦的私人银行常常为地方银行代理在伦敦的金融业务。当时,伦敦各大报纸充斥着大量银行倒闭和挤兑的消息。然而,重击并没结束。

   1826年2月15日,高德施密特公司倒闭。该公司是欧洲和拉美债务的几大代理商之一,“在1824年,据说已经实现了净利润五十万英镑”。(28)1825年初,高德施密特承揽了墨西哥政府债券,总数160万英镑,面额则是320万英镑,为期30年。(29)这家公司倒闭对“货币市场和公债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公债在第二天开市即下跌。而其影响远不止于此,该公司同时是丹麦、墨西哥、哥伦比亚、葡萄牙等政府贷款的承包商,“倒闭的主要影响是在外国市场”,所以“几乎没有哪个公司的倒闭……会比它更普遍地让全球每个角落感受到”。(30)对于这个消息的发布,公众感到极为震惊。因为从1825年12月31日到次年1月3日,该公司还多次在《晨早邮报》上刊登广告,通告丹麦贷款的所有者领取总额为300万英镑的还款和利息。(31)如此实力雄厚的金融企业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崩溃。

   上述三起倒闭案先后发生在棉纺织生产、银行、海外证券投资三大经济领域,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仅就银行业而言,从1825年12月到1826年5月破产的地方银行共71家,其中1825年12月份就有30家。(32)如果加上伦敦的私人银行,倒闭数量则更大。

   导致大逆转的诸种因素其实都暗藏在过去的繁荣景象中。生产领域的急速扩张最终导致某些商品的供给严重超过需求,致使价格下跌,信用链条破裂,殃及金融网络,引发偿付危机。这种状况大规模出现在棉纺织等重要行业中。银行业在此前几年的快速信用扩张为整个金融体系积累了大量风险,而一旦信用体系受到冲击,风险就立即转化为危机。商品价格下跌成为危机的触发点。如果信用不过度膨胀的话,即使某些行业出现问题也不会将危机放大。海外证券投资也是繁荣时期的热点,但并没有真实的回报前景。因为,拉美国家在独立过程中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独立之初财政能力低下,且政治形势不稳定,偿债能力几近于无。这就如同海滩上的沙堡,经不起任何风浪,只能延续更大的崩溃之势。

  

二、政府的危机应对


进入19世纪后,经济自由理念已日益为英国社会中上层所接受。1846年议会废除《谷物法》,意味着自由放任已成为政府的主流经济理念。但英国政府在整个19世纪中并非对经济活动毫不关心,而是采取许多积极的举措,在必要时介入其中并尝试对经济形势施加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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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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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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