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佳:论早期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聂斯脱利争端中的政治因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 次 更新时间:2019-01-04 23: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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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佳  

   内容提要:聂斯脱利是基督教历史上聂斯脱利派的领袖,他也是428-431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主教,基督教会围绕他的神学观点发生的争端造成基督教会分裂,由此产生的暴力冲突导致帝国社会秩序的破坏。在这次争端中,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聂斯脱利争端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政治因素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最终包括帝国首都在内各地社会秩序的失控致使掌权者不再支持聂斯脱利,导致了聂斯脱利派在争端中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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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实施支持与保护基督教的政策之后,基督教会的地位日益提高,基督徒人数不断增加,基督教逐渐成为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中的主流宗教,但与1-3世纪基督教早期传播过程中一样,教会内的异端①运动依然此起彼伏,出现了各种与主流观点歧异的思想,引起了各种争端。4世纪初,由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教会内部发端的阿里乌派(Arianism)②争端曾困扰了基督教会与拜占庭帝国超过大半个世纪;阿尔卡迪乌斯(Arcadius)皇帝时期,教会内部曾出现导致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下台的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③争端;在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时期,又发生了聂斯脱利争端,这次争端是围绕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us,bishop of Constantinople)而起,聂斯脱利的支持者与追随者则在争端中得名聂斯脱利派(the Nestorians)。与前两次争端相同,聂斯脱利争端不仅在教会中造成分裂,也导致了对立双方的暴力冲突,并由此造成社会混乱。

   关于聂斯脱利争端,5世纪教会史家苏格拉底(Socrares of Constantinople)的《教会史》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最集中、丰富的史料[1](P169,P170-172)。6世纪史家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在其《教会史》第一卷中也记载了聂斯脱利争端,并描绘了聂斯脱利遭到放逐后的情况,但对聂斯脱利在君士坦丁堡主教任内的行动则着墨不多,只叙述了他与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的神学争论[2](P8-25)。此外,聂斯脱利本人也有著作传世,其中对聂斯脱利争端的细节以及双方的神学观点有详尽叙述,但其中也未提及他在君士坦丁堡任职期间的其他事件[3](P96-380)。就聂斯脱利而言,他自然认为自己是受到陷害的正统派,而西里尔的观点则属异端[3](P334-335),并声称西里尔派的异端观点导致了战争与瘟疫的爆发[3](P363-365)。5世纪教会史家苏格拉底虽对聂斯脱利造成教会分裂极为反感,但他认为聂斯脱利并非异端,宣称他“毫无来由地担忧只不过揭示了他极为无知”[1](P171)。埃瓦格里乌斯则站在正统派立场上称聂斯脱利为“异端”和“渎神者”[2](P9)。此后拜占庭史家在此问题上大都接受埃瓦格里乌斯的判断,并认为聂斯脱利的下台是由于其神学观点[4](P71)[5](P15)。

   聂斯脱利的神学观点是否违背了尼西亚会议规定的正统教义,历来存在争议。在国外学者中,奥尔森(Roger Olson)认为西里尔对聂斯脱利的批评言之有理[6](P225)。安纳斯托斯(Anastos)认为聂斯脱利是个伟大的神学家而非异端[7](P140)。在德国著名教会史家毕尔麦尔(Bihlmeyer)与提克肋(Ttichle)在傅恩克(Franz Xaver Funk)的《教会史教科书》基础上编成的《教会史》[8](译者序,P1)中认为,“这位不幸的宗主教大概怀着善意(bona fides)”,“不过,他的教导并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8](P203)。沃尔克(Walker)指出聂斯脱利“同情后来被宣布为正统的观点”[9](P171)。现代著名德裔美籍新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认为“如果我们说聂斯脱利的观点是异端的,则可以认为这是一切异端中最无辜的”[10](P83)。鲁弗斯(Loofs)称聂斯脱利并未犯下其敌人指控的罪行,他的遭遇是“一场悲剧”[11](P60)。在列举了前人大量关于聂斯脱利学说是否合乎正统的观点后,布拉滕(Braaten)认为,聂斯脱利如果没有得到一致赞同的话,那么他也几乎得到了普遍的同情[12](P265)。布鲁斯·雪莱(Bruce Shelley)宣称,“整个事件充满令人作呕的强权政治的味道”[13](P122)。当代古巴裔美籍神学家冈察雷斯(JustoL.Gonzales)认为,西里尔在以弗所所谴责的并非聂斯脱利的观点,而是加以丑化歪曲的观点,而聂斯脱利在争论趋于白热化时也的确过分夸张了自己的观点并且未采取任何行动来澄清对他的神学见解的种种歪曲,当他遭到罢黜流放时,“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但已为时过晚,来不及修补了”[14](P343)。当代国内学者中,雷海宗指出聂斯脱利与正统派的分歧在于对“圣母的称呼上”[15](P22),徐家玲认为聂斯脱利争端是教会权力斗争的产物[16](P57-58)。实际上,在早期拜占庭帝国的教会争端中,各派别成为正统或被斥为异端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得到政府的支持,阿里乌派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与瓦伦斯皇帝时期就是法定的正统派,只是由于塞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以后的皇帝均为尼西亚派,阿里乌派才一蹶不振。在聂斯脱利争端中同样存在政府力量的干预,实际上,一开始皇帝塞奥多西二世本是聂斯脱利的支持者[11](P45),只是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而转变了态度。至于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确实是聂斯脱利争端中的重要背景,但在381年,君士坦丁堡教会在法律上的地位已经高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而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主教内科塔里乌斯(Nectarius)却并未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交恶。此外,在内科塔里乌斯与聂斯脱利之间的历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中,因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主教进行激烈斗争而下台并在史料中留下了记录的只有与聂斯脱利,同样引起了社会秩序动荡的仅金口约翰一人而已[17](P48-97)[18](P102-323,341-372,458-463)。结合各种史料以及前人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聂斯脱利遭到罢免与放逐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他所引起的争端成为了社会混乱的源头,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使首都及周边地区秩序濒临失控,这就迫使掌权者收回了最初对聂斯脱利的支持。

  

一、聂斯脱利争端概述


   君士坦丁堡主教西西留斯(Sisinnius)去世后,在君士坦丁堡教会中出现了关于主教继任人选的争议,一些人支持长老腓力(Philip),另一些人则支持长老普罗库鲁斯(Proclus)[1](P168-169)。塞奥多西二世的宫廷决定不支持竞争中的任何一方,而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外挑选新主教,来自安条克教会的聂斯脱利因其出色的布道能力以及节制禁欲的声名成为宫廷的主教人选。聂斯脱利是一名修道士,也是安条克教会的长老,同时还是安条克学派④重要成员莫普苏埃提亚主教塞奥多尔(Theodore,bishop of Mopsuestia)的学生,在君士坦丁堡主教职位空缺三个月之后,他被召到首都,并于428年成为君士坦丁堡主教[1](P169)[19](P137-138)。

   在成为主教后,聂斯脱利对君士坦丁堡教会中惯用的“神之母”(Theotokos,Mother of God)这个词汇提出了异议。根据奥尔森的观点,Theotokos本意是“生神的人”,其含义是圣母生下耶稣时,所生的就是神,强调“耶稣是真神”这一信念;在5世纪早期的君士坦丁堡,基督徒普遍使用这一词语谈论马利亚与耶稣,在唱诗和祷告时,常常说马利亚是Theotokos[6](P218)。这一观点受到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神学的影响,他们认为,神的儿子是一种神圣的存有,而耶稣基督这个人则是人性的存有,由于道成肉身,从在马利亚的胎里开始,神的儿子与人性的联合产生了只有一性的神人存在;虽然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承认耶稣基督具有人类的心智和灵魂,但更强调他是穿上人类肉身的逻各斯[6](P219)。因此,Theotokos这个强调耶稣神性的词语受到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重视。出身于安条克学派的聂斯脱利则继承其导师塞奥多尔的观点,拒绝接受这个短语,“他并不否定基督的神性;但是,他强调救主的人性既是现实的,也是整全的”[13](P121),“他拒绝将作为人的耶稣的行为和痛苦归于神性”[13](P122)。因此,当聂斯脱利到达君士坦丁堡后不久,就开始对这一词汇发起了进攻。据苏格拉底记载,一名从安条克陪同聂斯脱利来到君士坦丁堡的长老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在教堂里宣布,“不要称马利亚为‘神之母’,因为马利亚只是一个女人,而神不可能由一个女人所生”。他的这番话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令许多教士、信徒困扰,因为他们一向受到的教导是把基督看成真神,决不因为他取得肉身而把他的人性与神性分离,因此阿纳斯塔修斯的话在教会中引起了很多反对意见,聂斯脱利则在布道中与他从安条克带来的心腹持有相同观点[1](P170)。聂斯脱利认为,基督徒不能称马利亚为“生神的人”,因为把两三个月大的婴孩称为神是巨大的错误,而问题的根本在于聂斯脱利认为这种称呼会使基督的二性混淆,他认为神性不会为人所生,正如它不会死亡一样,神性乃是不变、没有激情、完美与不朽的;尽管耶稣的人性是马利亚所生,但他的神性并不是从她诞生,并建议教徒称马利亚为Christotokos,意为“生基督的人”;他声称,从神学而言,“基督是女人所生的”是正确的,但是说“神是女人所生的”就不是正统的神学[6](P220)。聂斯脱利在布道中宣布,“任何人不应称马利亚为神之母。因为马利亚是人类,神不可能由人所生”[19](P138)。

聂斯脱利的观点在教会中引起了巨大争议,令教会陷入分裂状态。君士坦丁堡的一名律师尤西比乌斯——他在日后成为多里来昂主教(Eusebius,Bishop of Dorylaion)——首先谴责聂斯脱利观点,认为他是异端的人士[19](P138)。曾是君士坦丁堡主教职位竞争者的普罗库鲁斯当着聂斯脱利的面公开反对他的说法,在428年末的这次布道中,他宣称马利亚是神与人之间的独特桥梁,经由她,兼具神人二性的基督来到世间,马利亚是所有女性的荣耀,通过她,所有的女性得到荣誉,她是当之无愧的“神之母”[19](P138)。除来自君士坦丁堡教会内部的反对声音外,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Cyril)也是聂斯脱利的主要反对者,他认为,耶稣基督生命的主要作用就是,神的儿子承担了一个人性与存在,同时仍然是真神;在道成肉身里并无人类个体的自我,耶稣基督通过马利亚,取得了人类的肉身,而马利亚则生了在肉身中的神[6](P226)。429年开始,西里尔开始通过信件对聂斯脱利的观点进行抨击,在他致埃及修道士的信中声称“神之母”这个短语保卫了神与人在基督中的真正连结;他的信件副本很快传到了君士坦丁堡并引起聂斯脱利的不满,此后西里尔给聂斯脱利写了一系列的信件,这只是引来了聂斯脱利的反驳,并未缩小神学观点上的差异,于是西里尔向罗马主教塞莱斯廷(Celestine I)寄送了反对聂斯脱利的信件。在收到西里尔的信件后,塞莱斯廷于430年8月召开意大利主教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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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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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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