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美国两党政治走向及对特朗普外交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19-01-04 23: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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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明  

   内容提要: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集中展现了当前民主、共和两党所面对的重大挑战。在民意诉求焦点从“文化-族裔”转向“经济-阶层”的背景下,两党在政策理念、选民分布结构、组织梯队及动员模式上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调整与选择。正是由于两党的不同变化,特朗普的“本土主义”和“反建制派”倾向暂时为共和党赢回了蓝领中下层群体的支持。这就意味着,民主党需要寻找到夺回蓝领中下层的新理念,而共和党则需要努力维持“特朗普联盟”。共和党的内部调整决定了特朗普外交政策上的混合路径,即在接受共和党传统对外政策倾向的同时尽量为“让美国再强大”的“本土主义”倾向创造更多实现空间。

   关 键 词:两党政治  蓝领中下层  特朗普  本土主义  反建制派  对外政策

  

   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两党初选中的冲突到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后两党尤其是共和党内部不断出现的矛盾可以看出,如今美国的两党政治正步入一个重大调整与重新定位的阶段。“由于两党内部分裂,可以说美国现在至少有四个党……唯一能超越两党相互蔑视的,是两党内部派系的彼此敌视”,甚至目前的两党体制已被认为近乎于“空壳状态”。①那么,民主、共和两党到底面对着怎样的挑战?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去年大选后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两党政治正经历着何种调整,未来方向又将如何?尤其是,政党政治维度上的变动将给特朗普对外决策带来怎样的影响?基于对2016年大选政治的回顾以及选后美国政治现实的初步观察,本文将尝试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2016年大选与美国两党政治的挑战

  

   2016年美国大选因其复杂的民意氛围、不同寻常的参选人、出乎许多人意料的结果以及在美国政治史中可能具有的节点意义等特殊性而引发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剖析。②国内学术界在选举前后也就所谓“特朗普现象”或“桑德斯现象”及其反映出的美国困境、特朗普当选的深层次原因、特朗普所面对的限度与不确定性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研判。③在众多研究中,政党政治的变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角度。从该视角出发,“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在不同程度上领导了各自党内的“反叛”,也预示着两党在如何回应选民诉求上都遭遇了新挑战,进而引爆了各自内部的重大分歧。必须承认,这些挑战或分歧虽然在2016年大选中得到集中显现,但远未因为一场选举的落幕而烟消云散,而是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长期存在。具体而言,当今美国两党政治的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政策理念、选民分布、组织梯队及动员模式等方面。

   (一)两党政策理念无法有效回应民意。贯穿整个选举周期的各项民调显示,经济与就业始终是美国公众最期待政治人物解决的核心事项,紧随其后的是反恐与国家安全、移民事务以及奥巴马医改去留等议题,这种民意倾向一直延续至今。④虽然美国经济在主要指标上呈现复苏,但民众仍不满意于低水平的经济提升与就业增加,为两党的政策理念调整提出了迫切要求。

   事实上,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作为两党政治分野标志的议题大多集中于“文化-族裔”维度,两党在竞选中传导给选民的“信息”属于所谓“文化战争”范畴。但新世纪以来,“文化战争”遭遇解构:一方面,随着选民代际变化特别是“千禧年一代”数量的激增,同性婚姻、堕胎等议题的争议性下降,控枪等议题持续僵持,移民与族裔议题逐渐下沉为经济与就业议题的子议题;另一方面,关注经济与就业的民意诉求凸显了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民众的忧虑与不满,以蓝领中下层群体最为显著。随着民意聚焦从“文化-族裔”维度向“经济-阶层”维度的转移,两党原本的“文化战争”也就随之嬗变为所谓“边境战争”,即“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在国家发展方向、美国应对全球化、美国与世界关系再调整等议题上的激烈对抗。⑤而这一新维度客观上打乱了以“文化战争”划界的两党分野,激化了党内分歧,进而推动了党内调整。

   就民主党而言,基于“文化战争”的所谓“身份政治”以及日渐形成的“全球主义”立场难以迎合关键民意。在去年耗时持久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代表着“平民主义”路线、重视蓝领中下层诉求的伯尼·桑德斯异军突起,促使“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希拉里·克林顿接纳了相关政策表述。但最终的选举结果说明,这种理念上的应急嫁接并未帮助民主党稳住蓝领中下层,究其原因至少有三。

   其一,所谓“奥巴马联盟”(Obama Coalition)的彻底瓦解压缩了民主党的选民空间。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的胜利被认为是跨意识形态、跨年龄、跨族裔甚至跨宗教整合的结果。而其中关键一步即吸引了蓝领中下层的选票、稳住了中西部各州,重演了“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和克林顿“第三条道路”的成功。⑥但不可否认,“奥巴马联盟”的民意基础是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民众对变革的迫切期待。换言之,“可以相信的奥氏变革”暂时迎合了这种期待,但并不意味着民主党彻底放弃了“身份政治”的政策理念。奥巴马执政后的事实证明,其推进的经济刺激计划、全民医改、气候变化与能源改革、移民改革等政策议程逐渐疏远了蓝领群体。更为严峻的是,奥巴马所承诺的“变革”尤其是在经济与就业上的切实改善,始终未能令蓝领中下层满意。⑦在这一大前提下,被普遍认为将延续奥巴马政策的希拉里即便公开质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难以再维系“奥巴马联盟”,蓝领中下层期待着新一轮的变革。

   其二,虽然表面上接纳了桑德斯的部分主张,但希拉里的主要政策理念还是回归到“身份政治”层面。所谓“希拉里联盟”所聚合的群体,如女性、非洲裔美国人、城市青年人、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与在选举中至关重要的蓝领中下层存在着颇多差异。其结果即固化了蓝领中下层群体对希拉里的刻板印象:“她不关心我的工作”或“她不会争取帮我留住工作,而会将工作机会给少数族裔或者外国人”。⑧这也是将近80%的特朗普支持者抱怨“政府在扶助少数族裔群体上做得太多了”的原因所在。⑨

   其三,民主党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维护蓝领利益上原本就存在两难选择。对于如何在“经济-阶层”维度上充分呼应,“新民主党人”和“进步主义民主党人”(Progressive Democrats)之间存在分歧。前者强调发展经济、扩大贸易、实现“就业福利”的“全球主义”,后者则日益倾向于以贸易保护和“大政府福利”来维护国内蓝领群体利益的“本土主义”。选举期间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受访者中对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分别为56%和38%,而这组数字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为38%和53%。⑩可见,拥抱“全球主义”的姿态在民主党内占上风,加之“身份政治”导致的移民政策上的宽容立场,民主党也就逐渐失去了蓝领中下层特别是白人群体的选票。

   就共和党而言,回应关键民意诉求的是特朗普的“本土主义”倾向,而非共和党内部已有的其他主流理念。从去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混战状况看,党内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策立场在各参选人中都有代表,而特朗普最终获得提名的主要原因正是其在兼顾不同利益与理念的同时,提出了足以暂时回应选民诉求、吸引选票的“本土主义”理念。

   一方面,共和党内部的差异化利益与政策理念无法提供解决法案。与民主党以“身份政治”形成的相对趋同的利益诉求不同,里根时代以来的共和党逐渐形成了囊括商业精英、军事鹰派、宗教保守派以及蓝领群体的“大帐篷”。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再度将蓝领中下层召回民主党阵营之后,共和党仍是“生意”“枪炮”以及“圣经”的复合体,分别显现出重视商业与贸易、强调军事力量与军工利益以及颇具宗教保守色彩的社会政策倾向。(11)作为奥巴马“大政府”政策的回应,共和党内部再度涌现出以所谓“茶党”为代表的新势力。“茶党”势力的主要诉求体现为尊重宪法(即强调自由权利)、怀疑政府(怀疑政治精英、减少支出和税收、减少政府管制、强调个体自食其力)以及恐惧社会变化(对多元族裔趋势担忧、反对宽松的移民政策)。(12)这一新趋势进一步分化了共和党温和派特别是商业利益的影响力,促使共和党在极端保守化的方向上渐行渐远。(13)而“茶党”势力自身也由于财政议题在选举中的弱化而逐步与宗教保守派合流,形成了所谓“茶党福音派”(Teavangelicals)。

   但无论如何,共和党内部不同利益诉求虽然不同程度地与蓝领中下层群体存在关联,但都无法全面而彻底地回应其诉求。比如,虽然共和党的保守理念和传统价值观在蓝领中下层特别是白人群体中具有高度认同,“茶党”势力的“反建制派”倾向也迎合蓝领群体对政治精英的不满与不信任,但这些理念并未直接为蓝领群体提供解决经济与就业关切的任何方案,因而也无法制造有效的民意引力。

   另一方面,特朗普借助“本土主义”形成的“联盟”具有脆弱性。“美国优先”“让美国再强大”等口号以及“本土主义”主张填补了共和党在政策理念上的空缺,被认为为共和党赢回了所谓“里根民主党人”即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的支持,进而特朗普也成了自1984年以来首位同时赢得俄亥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及艾奥瓦等五个蓝领群体主导州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14)但必须看到,如今的“特朗普联盟”(Trump Coalition)可能与八年前“奥巴马联盟”同样脆弱。虽然其商业背景、对军事力量的重视、在移民等社会议题上的保守立场以及“反建制派”的身份定位分别满足着共和党内的不同利益诉求、实现了在竞选政治意义上的“最大化”,但如何在执政中特别是具体政策中有效平衡这些理念与诉求,决定着“特朗普联盟”的稳定性。同时,蓝领中下层群体这次政党“倒戈”的最大前提是对奥巴马八年执政的不满情绪以及对真正切实变革的急迫期待。换言之,未必是蓝领中下层群体真正理解并彻底认同了特朗普的“本土主义”议程,而是他们极度失望地放弃了民主党。(15)这就意味着,如果特朗普在短期内无法兑现竞选承诺、无法以具体政策效果回应蓝领群体,“特朗普联盟”极可能也只是昙花一现。

   (二)两党选民分布结构正在经历关键变化。民主、共和两党在政策理念上的不同选择直接决定了两党不同的选民分布结构,进而左右着两党政治力量对比的未来趋势。

就民主党而言,虽然少数族裔人口比例持续激增,但强调“身份政治”、以少数族裔为关键基本盘的民主党却并未获得相应提升的政治影响。其一,少数族裔激增的主动力来自于拉美裔的不断涌入和高生育率(16),而与非洲裔对民主党的绝对倾向(87%支持民主党、7%支持共和党)不同,拉美裔群体对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率大致为63%和27%。这就意味着,以拉美裔增长驱动的少数族裔增长并不能很快帮助民主党扩大相对于共和党的绝对优势。(17)甚至在事关重大的摇摆州佛罗里达,作为关键群体的古巴裔美国人反而长期保持着共和党倾向。(18)其二,少数族裔群体分布较为集中,并不足以在全美范围内构筑与人口比例相匹配的选举影响。非洲裔和拉美裔在州层次分别集中于南方和西部以及西南部各州。且除非洲裔在哥伦比亚特区微弱过半之外,少数族裔尚未在任何一个州的人口及选民结构中占据多数,因而也就无法确保民主党的主导。同时,出于复杂的政治考虑,所谓“少数-多数选区”(Minority-Majority District)的存在虽然表面上有助于少数族裔在国会众议院中的代表性,但却在事实上弱化了少数族裔群体可能带给民主党的充分席位。(19)其三,作为民主党传统“大票仓”,非洲裔群体的投票率却出人意料地明显下降(从2012年的66.6%降至2016年的59.6%)。该趋势初步说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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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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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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