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 次 更新时间:2019-01-04 2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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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翔  

  

四、案例检验


   理论以实际观察为基础,且能够被经验事实所验证。为了验证以上结论,本文选择安哥拉内战的两个阶段作为案例。选取这一案例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具有可比性。比较研究的对象越相似,就越容易分离出造成研究对象之间差异的那些因素。(97)相同点是比较的基础,差异性是比较的价值,宗旨是找出差异的原因所在,采取“最大相似原则”进行设计,可以清晰地寻找到是哪些因素导致特定差异性的发生。其次,这个案例具有代表性,有着广泛的适用性与推广性。安哥拉内战的第一个阶段(1975-1991年)的逻辑在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内战中均有体现,安哥拉内战的第二个阶段(1992-1994年)类似于南苏丹内战、摩尔多瓦内战等。再次,通过案例比较,能够有效地考察何种情况下内战演化成代理人战争,何种情况不会走向代理化。安哥拉内战的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走向代理人战争,在后一个阶段并没有代理化,可以在案例内演变(within case variation)中考察这其中的差异。最后,采用单一案例不同阶段的比较分析,通过过程追踪法,可以有效控制背景条件,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变量,对比分析不同阶段变量变化产生的影响。

   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面向大西洋,背靠刚果(金)、赞比亚、博茨瓦纳与纳米比亚等国。安哥拉原是葡萄牙殖民地,20世纪60年代开始掀起独立运动,并先后出现三支民族解放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MPLA)、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FNLA)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UNTIA)。1974年葡萄牙发生“康乃馨革命”后,新政府与安哥拉三个民族解放组织在1975年签订《阿沃尔协定》,同意安哥拉独立,并把权力移交给安哥拉各派组成的联合政府。1975年3月,“安解阵”部队袭击了“安人运”的军营,而后“安盟”与“安解阵”联合对抗“安人运”,该年8月安哥拉内战正式爆发。这场内战持续27年,分为1975-1991年、1992-1994年以及1998-2002年三个阶段。(98)在此期间,安哥拉从反殖民战争转化为内战,再从内战演进成代理人战争,最后回落到内战层次。出于研究需要,本文选取安哥拉内战的前两个阶段作为考察对象。

   (一)1975-1991年阶段

   安哥拉内战的第一阶段从1975年8月开始,直到1991年5月各方签署《比塞思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从根本上说,安哥拉内战本身是各民族解放组织争权夺利的结果。(99)但在内战开始前后,美国、苏联、古巴、南非以及扎伊尔等国就积极介入其中,把安哥拉不同武装派别作为实现自己利益的代理人,冷战与内战呈现出交织互动状态。美国、南非与扎伊尔大力支持反共的“安解阵”与“安盟”,苏联与古巴积极援助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安人运”,安哥拉战场背后事实上是苏联—古巴联盟与美国—南非—扎伊尔联盟的对峙。在大国竞争日渐激烈的时代,美苏两国均把安哥拉作为地缘政治竞争与意识形态博弈的舞台,维护超级大国的威望与战略信誉。冷战的二元政治特性促使美苏把这场内战放在东西方对抗的逻辑框架下,呈现出明显的刺激—反应模式,一方的行为很快招致另一方的果断反应,有着强烈的意愿扶持代理人服务于本国利益。冷战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对抗+无战争”,“对抗”指的是两个一级大国之间以及两个对峙的同盟阵营之间彼此的冲突和对抗,“无战争”指的是两个一级大国不发生直接的战争。(100)作为次级施动方的古巴与南非等国有着干预内战的各自诉求,安哥拉内战参战方自主性不足使得自身沦为外国代理人。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推动了该阶段安哥拉内战的代理化进程。

   首先考察外部干预意愿。安哥拉内战爆发后,美国通过“隐蔽行动”提供资金、培训军事与技术人员、招募雇佣兵等措施支持“安解阵”与“安盟”。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判断,要是美国不采取措施抗击苏联,任由安哥拉形势发展,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平衡将会被打破。(101)1975年年底,“安人运”逐渐控制局面,权力天平向“安人运”倾斜。尽管有国会的掣肘以及《克拉克修正案》的阻碍(102),美国依然加大援助“安盟”的力度,以抵消苏联力量的延伸——“安人运”的权力渐增。里根上台后坚决主张“低烈度战争”战略把苏联从第三世界推回去(roll-back),宣称苏联操纵着正在进行的所有动乱,如果苏联不卷入这种多米诺骨牌游戏,全世界就不会有热点。(103)接着美国向“安盟”提供先进的“毒刺”式导弹,援助资金、人员培训及其他武器装备,这些主要通过扎伊尔与南非流向安哥拉反政府武装。(104)美国支持“安盟”是认为必须回应苏联打破世界均势的行为。美国把安哥拉内战视为美苏零和博弈的一部分,强调保持区域平衡以使得更大的全球平衡得以维系。(105)同时,美国积极与南非及扎伊尔合作。南非白人政权出于维护边界利益、经济投资等,充当美国的代理人,大量南非军人直接与“安人运”作战。扎伊尔由于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安哥拉的预期收益以及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与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的姻亲关系,积极支持“安盟”在安哥拉南部地区的活动。1975年8月后,美国利用南非、扎伊尔等国向安哥拉反对“安人运”的武装提供重达1500吨的军事装备。(106)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就积极支持“安人运”,培养军事人员及供给军需物资,以推进“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试验”。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实力的增强以及在欧洲逐渐缓和,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更具有进攻性。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107)苏联认为南非与扎伊尔是美国的代理人,希望以“安人运”等进步力量为代表,消灭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及南非等国的白人少数统治集团,还可把安哥拉作为向津巴布韦人民联盟、西南非洲民族联盟、非国大等解放组织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仅仅在1987-1990年,苏联就为“安人运”政府提供了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中苏分裂促使苏联把中国的挑战作为其第三世界战略优先考虑的因素。(108)比如由于中国支持“安解阵”,刺激苏联大力援助“安人运”。介入安哥拉内战是苏联在第三世界推行积极扩张政策的体现,也是其通过低代价军事参与把对抗压缩到最低限度。(109)与此同时,苏联积极利用古巴作为自己干预安哥拉内战的伙伴与代理人,形成古巴出兵、苏联出钱出武器与军事顾问的干预模式。苏联认为古巴特别适合为苏联的利益进行代理人介入,因为其可以提供大量的黑人士兵以及其当时的不结盟国家身份。(110)古巴为了自身的威望、荣耀与意识形态目标,先后派出多达18000名军人参与配合“安人运”的军事行动。(111)

   其次考察内部行为体自主性。安哥拉内战的三个民族解放组织均脱胎于民族独立战争时期,都希望独立后掌握大权。但是各方的能力并没有压倒性优势,于是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成为战略选择,对于大国援助有着显著的依赖性。通常的认知是,对于美苏在非洲的干预活动,当地的民族主义被视为重要的障碍。(112)不过对于安哥拉内战三方而言,更多考虑的是权力政治博弈,任何一方缺乏外界的有效援助,就会被另一方在战场上压制。在1974年前后,由于“安人运”内斗不断导致实力受限,苏联暂时中止对其支持(113),这就使得“安人运”在与“安解阵”的冲突中屡屡受挫。接下来,苏联运输大批军事装备,加上古巴军队的屡屡进入,增强了“安人运”的军事力量并在战场上频频得手。“安人运”政府还希望对安哥拉社会进行激进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影响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114)这无疑均需要来自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有力支持。同样,“安解阵”与“安盟”在1975年年底美国暂时中断援助以及南非军队撤出后,战场形势日渐糟糕。1976年年初,“安人运”占领反政府武装首府万博,“安解阵”被彻底击垮,“安盟”也无法阻止有效反击。在“安解阵”逐渐退出安哥拉内战后,美国把援助的主要对象转向萨文比领导的“安盟”。萨文比几度访美,请求美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有评论指出,安哥拉所有三个民族主义组织都缺乏实力,犹如一盘散沙,极力求助于外国势力。(115)

   (二)1992-1994年阶段

   安哥拉内战的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9月开始,直到1994年11月各方签订《卢萨卡和平协议》为止。1992年10月,由于“安盟”对于选举结果不满,认为存在舞弊行为,其领导人萨文比拒绝政府在其控制区域行使管辖权,阻碍和平进程并重启战端,双方打了两年的城市争夺战。1994年11月,联合国特派团进驻执行和平使命,积极推进安哥拉国家机构统一重建以及民族和解事业。由于冷战结束后,原本作为施动方的外部大国纷纷抽身,这个阶段的安哥拉成为“冷战弃儿”,进入所谓“真正的内战”状态。(116)在这个阶段,尽管内部行为体特别是“安盟”的自主性较弱及对外需求强,但是由于外部干预意愿较弱,从而内战没有走向代理化。

   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地区形势的变化,外部干预安哥拉内战的意愿趋弱。随着冷战逐步走向终结与大国竞争烈度的渐次降低,外部国家借助代理人介入安哥拉内战的意愿趋于弱化。贝瑟尼·拉希纳(Bethany Lacina)指出,冷战后发生在安哥拉等国家的内战不再作为共产主义与西方进行竞争的舞台。(117)对于美国来说,随着“安人运”政府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及美国政策的调整,克林顿政府“重新发现”安哥拉,不再从东西方关系的框架看待安哥拉内战,更多从人权、民主扩展以及经济利益等考虑制定对安哥拉政策。布伦南·克拉西伯格(Brennan M.Kraxberger)直言,冷战结束了,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也结束了。(118)局势的变化使得美国支持“自由战士”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动力不再,减少对安哥拉的军事卷入,希望以民主方式实现和平。面对1992年9月以后“安盟”挑起内战,美国不再支持且向其施压,要求其通过谈判实现民族和解。

   在这个阶段的内战中,苏联已然解体,不存在干预安哥拉的条件。不过,在这前后,苏联及之后俄罗斯的干预意愿也逐渐下降。事实上,早在1988年莫斯科峰会上,戈尔巴乔夫就向里根提议,只要美国停止对“安盟”的支持,苏联就中断对“安人运”的援助。他认为亚非拉国家的区域冲突应把所有各方的利益考虑在内,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119)1990年,苏联不再援助“安人运”。俄罗斯延续之前戈尔巴乔夫的收缩战略,全力解决国内问题,无暇顾及国际事务。(120)作为苏联阵营次要干预者的古巴,对于安哥拉内战的热情同样变淡。在1988年年底,美苏与古巴及南非四方签订《纽约和平协议》后,古巴及南非从安哥拉撤军。古巴军队于1989年4月到1991年5月从安哥拉撤军,换取纳米比亚独立。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南非停止干预安哥拉的内部事务,并支持1991-1992年的和平进程。(121)

另一方面,内战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掌握安哥拉政权的“安人运”自主性强化,作为反政府武装的“安盟”则有着较强的对外依赖性。冷战结束以后,掌握国家政权的“安人运”依托庞大的石油收入推动政府军事实力增长明显,有5万正规部队及4万防暴警察,军队人数与武器装备都强于“安盟”。1989年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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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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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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