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7 次 更新时间:2019-01-04 2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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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翔  
(29)在此基础上,他与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认为内战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有本国政府积极参与以及双方有效对抗的军事冲突。(30)其中,内战中的“政府”包括国家军队、地方警察以及以政府名义陷入冲突的公民。(31)

   代理人战争作为一种间接战略(indirect approach),通常指实力强大的大国或邻国不直接参与,而由其代理国或者国内代理方参与的战争。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认为,代理人战争作为贯彻外部力量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是国内冲突的双方充分利用人口潜力、资源及领土进行的战争形式。(32)杰兰特·休斯(Geraint Hughes)指出,代理人战争是非国家准军事组织从外国政府直接获取援助且与现政府发生冲突的一种战争形式。(33)代理人战争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施动方(activator)与代理方(proxy)之间有特定关系,且需要行动协调,交换情报,供给资源如军事援助、作战训练及顾问;二是大国的目的是影响事件同时避免直接干预及对冲突负责;三是大国提供军事援助给代理方推进战争朝着有利于大国战略利益的方向发展。根据代理方为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可把代理人战争分为国家代理人战争、反对派代理人战争、非国家行为体代理人战争、雇佣军代理人战争以及“混合型代理人战争”等。(34)本文主要涉及反对派代理人战争,即军事支持发生内战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反叛武装。

   对于代理人战争的把握,需要与一般的外国军事干预做出区分。应该说,代理人战争是军事干预的一种形式,但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首先,代理人战争是外部国家利用当地行为体而非自身的力量采取军事行动,军事干预通常是外部军事力量直接进入目标国家且参与战斗行动。弗里德里希·皮尔森(Frederic S.Pearson)指出军事干预通常意味着军队或武装力量介入其他国家的内部冲突。(35)其次,代理人战争一般是代理人与施动方基于利益同构之上的行为一致,二者共同协商形成共识或达成默契,代理方维系施动方的利益,施动方保护代理方的利益。二者相互合作,并非一方强迫另一方。代理行为是一种自愿行动,不意味着被施动方利用,应是双方共同获益。(36)施动方与代理方关系建立在互惠基础上,前者使用资源提供保护及经济军事援助,换取后者在前者要求下采取军事行动。(37)一般军事干预是外部力量的直接军事干涉行动,可能不一定是国内行为体(准代理方)主动要求的行为,双方的利益与意志可能会发生冲突。

   应该说,二战后代理人战争的频仍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二战后国际规范不断发展,导致依靠武装征服扩张领土的行为过时。(38)如在美国看来,直接军事干预将摧毁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的公信力,会激起全世界的一片谴责声。(39)同时,厌恶战争与追求和平的战后舆论是大规模冲突及直接军事侵略的掣肘因素。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现代战争的重要趋势包括战争破坏性急剧加深以及民众反战情绪不断增长。(40)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及核时代的到来,相互确保摧毁(MAD)使得大国避免直接冲突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战略默契。(41)菲利普·托尔(Philip Towel)认为,采用代理人战略对于阻止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在战争中直接冲突很关键,非常有助于减少总体战爆发的可能。(42)

   通过对美苏冷战史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代理人战争是双方对抗的重要形式。冷战期间,美苏在非洲、东南亚、中美洲和世界其他部分相遇或冲突,主要是由代理人进行。(43)20世纪50年代,把代理人战争描述为“世界上最廉价的保险”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这种核讹诈给苏联行动带来巨大战略压力的同时,也使得双方都不敢贸然直接发生冲突,代理人战争成为替代性选择。例如,1953年老挝内战爆发,美国认为老挝有共产主义化危险,把其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国及“反共堡垒”,向老挝右翼的诺萨万(Phoumi Nosavan)将军提供AT-6战斗机等先进武器对付国内的中左翼势力,苏联联合越南北部从河内空运军需物资给信奉共产主义的巴特尞(Pathet Lao)。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苏两国基本上达成大致的战略平衡,苏联赢得对美国的战略均势。1969年,美国拥有洲际导弹1054枚、潜艇发射导弹656枚、远程轰炸机540架,苏联则分别拥有1200枚、230枚和150架。(44)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对外扩张的加快及美苏紧张关系的加剧并没有引起两国的全面战争。但是双方在这个阶段代理人战争的频次很高,成为双方竞争权势的集中表现。

   可以说,代理人战争是国家间接冲突的重要战略,无须军事力量的直接碰撞,目的是维持或改变国家权力平衡,并成为一种利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理性选择。原本发生在一国内部的战争,最终演化成有外部参与的代理人战争是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内战代理化,顾名思义就是一国内战演变成代理人战争的过程。内战走向代理人战争的标准如下:一是内战方得到外部国家的实质性支持(政治外交声援、经济后勤以及军事援助等),战争出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d)倾向。内战中的代理方与外部国家在共同对付同样威胁时利益一致,代理方维持与实现外部国家利益的同时,从后者获取各方面支持。双方共同承担战争的政治与军事责任,施动方必须奖励代理方,报酬应该体现代理方的战争贡献。二是外部国家并没有接管或直接参与战争,战争一方或双方仍然是内战方,一旦出现直接参战就变成“超国家战争(extra-state war)”甚至是国家间战争(inter-state war)。(45)施动方支持内战中的一个代理方打击另一方,是利用第三方的间接冲突,不希望直接冲突,施动方必须确定能够控制代理方使事件不会朝不可预想的结果发展。据此,可以找出二战以后内战演化成代理人战争或内战代理化的具体战争数据集(见表1)。

   事实上,直接干预或入侵他国有着多种风险,包括国际不正义、消耗大(政治、财政及物质上)、外交非法性、国内反对及国家间直接战争乃至核大战等。国家间外交演绎中最后的语言只能是国家利益,围绕国家的物质与精神诉求展开互动,这是所有国际关系命题的原点。参与国在共同利益所涉及的问题领域是一荣俱荣或一损俱损的。(46)分析内战代理化的动因,需要综合考察施动方与代理方的利益一致性及利益匹配度。利益趋同对于施动—代理关系的作用,就如同共同战略利益的存在对于联盟的维持有着重要意义。(47)如果二者利益高度一致,有利于代理关系的形成;如果有着较大利益歧异,代理关系形成就会不畅。正如波提尔·达纳所言,代理化介入并非是干预方独自利益的展示,而是干预方与代理方有着共同利益或利益兼容使然。(48)从内战演化到代理人战争,应该是作为外部施动方与内部代理方预期利益认知的结果,施动方干预内战的意愿以及内部代理方对外部支持的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具体地说,内战代理化的过程要同时满足两个发生学条件:一是外部施动方有着介入内战的强烈意愿;二是内部代理方自主性弱及其对于外部支持的刚性需求。

   (二)外部施动方干预意愿

   对于发生内战的国家,外部国家是否采取代理化的干预政策取决于对自身利益的认知判断。有学者指出,第三方介入内战的动机是自我利益导向,有着多重偏向以及战后联盟形成的诉求。(49)约翰·纽曼(John von Neumann)认为行为体可以根据客观环境及已有信息对现实做出理性抉择,提出最优方案,其基本内涵包括理性预期、风险规避与效用最大化。(50)外部国家干预意愿受限于对预期收益及风险规避的理性盘算。第三方干预内战国家,是因为后者的战略重要性及从干预中可以获取未来利益。(51)国家对外决策会受到未来风险性及不确定性的干扰,存在着对不干预带来潜在损失的担心。事实上,采取干预政策可以获取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经济商业等方面的收益,这种预期收益会推动外部施动方的代理化偏好。

   预期收益的政治外交层面体现在扩大影响、权力抵消等。外部施动方通过内战中的代理人扩大在对象国的政治影响,以间接的方式改变战争进程并试图影响内战的结果,能够以较低的风险实现自己的战略与政治利益。事实上,外部势力的介入本身构成内战演变方向和发展动力的关键因素之一。(52)雅克布·加斯曼指出,第三方介入内战可能是立足于维持政府现状且试图扩大内战国家政府权威,或者是通过支持反叛组织重塑政治权威结构。(53)在叙利亚内战中,伊朗大力支持阿萨德政权是希望什叶派政府稳固以及伊朗影响力延续,沙特积极援助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的目标是寻求亲沙特的逊尼派势力执政。一定程度上,国家支持内战中的反对派(或称为平衡方),目标是降低对方的影响力。(54)外部施动方希望己方资助的代理人能在内战中维持均势甚至达到优势,使内战不偏离于己方期望的轨道。代理人战争对于那些试图改变权力均衡并扩大自身影响的国家来说,是一种有意义且有吸引力的选项。(55)分化与瓦解对手联盟、增加自身的权力地位也是干预者考虑的要点。(56)

   外部施动方依托代理人介入内战还希望达到权力抵消的目标,特别是介入内战的国家间互动可能是冲突型并形成竞争网络,为各自希望的内战结果相互对抗。很多情况下,外部施动方介入内战是为了反对存在竞争关系的另一个干预者,这本身是一种制衡干预行为,以抵消其他行为体的干预努力。在波黑内战中,南联盟对塞族武装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对冲克罗地亚对克族武装援助的努力。在迪伦·鲍尔奇·林赛等学者看来,弱化竞争对手的实力是第三方介入内战并支持其中一方的重要出发点。(57)外部干预的目标是对象国的政治权威,期望变更该国政府与反政府势力之间的力量平衡。(58)同时,通过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干预者之间的权力相对均衡。在冷战时期的美国看来,帮助亲苏国家的反苏叛乱力量会使现政权不稳,目的是在零和博弈中维系或改变地区及全球权力均衡。(59)

   预期收益的军事安全层面体现在保持本国安全、增加军事投射点等。内战与本国的安全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地缘毗邻性导致内战容易外溢到邻国,增加了外部干预的意愿与机会。(60)施动方采用代理化介入的间接制衡方式,向代理方提供武器、军事训练、顾问等支持,同时远离或看起来远离战争状态,实现己方风险最小化,可把战争限定在局部空间内,不至于危及本国的地缘安全。格雷·卡什曼(Greg Cashman)指出,内部冲突可能对他国带来安全威胁,通过支持政府减少不稳定性,保护受威胁群体,或者阻止危险的政治组织执政。(61)采取代理化而非正式参战可以避免国际社会反对及国家间直接对抗。在刚果(金)内战中,卢旺达、乌干达、安哥拉、津巴布韦等国各自支持内战一方,防止战争外溢到同样有着复杂种族与权力之争的本国。(62)外部施动方还希望扶持内战的代理方,为本国军事力量投射寻找立足点及延展辐射空间,增加军事安全的外延利益,并可达到制衡对手或潜在对手之功效。在叙利亚内战中,俄罗斯极力维系阿萨德政权,重要动机是继续控制具有地缘战略价值的塔尔图斯基地,其是俄罗斯维持在地中海地区影响力甚至南出印度洋所不可或缺的。(63)扩大军事辐射空间可以在军事上制衡地区或全球竞争对手。在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以伊斯兰圣战组织作为抗击喀布尔政府及其庇护者苏联的重要战略支点,后者的实力在这个“帝国坟墓”中极大跌损。(64)

预期收益的经济商业方面包括汲取自然资源、销售军工产品及挖掘潜在投资场所。内战国家如果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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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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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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