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星:我的规划实践回顾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 次 更新时间:2019-01-04 16:43:40

进入专题: 城镇规划  

周一星  

  

   今年恰逢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38年前的1980年,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成立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组,1993年学组升格为学术委员会,也已过去25年。在这期间,随着国家发展的步伐,学组/学委会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1980年代重点关注中国的城镇化和国土规划;1990年代重点关注区域城镇体系规划;进入新世纪,区域规划多元发展,城镇体系、城市群、发展战略、都市区、都市圈、主体功能区,等等多种规划,百花齐放、百舸争流,让人眼花缭乱。我经历了各个阶段,直到2007年后成了一名看客。拙文重点回忆我参与过的一些规划,借此以个人经历记录高校地理专业在我国城市规划发展中的部分过往。

  

1、初学城市规划


   我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留校后最早接触城市规划是在“文革”后期的1973年。教研室为了寻找专业出路,把几位教员派到北京城市规划局探路。我参加张景淦先生领导的城市工业布局与水源污染专题研究,执笔《南郊水源七厂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报告》。这成为我与北大同事林雅贞、董黎明1978年承担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局的任务,编写《城市规划手册·环境保护》的源头,后来有了1981年第一本合著《城市环境与规划》(城市规划知识小丛书之十二)的出版。对城市规划的学习延续到邯郸总规(1974)、平谷总规(1974)、承德总规(1975)和西大街详规(1977)、唐山后于家店村灾后重建规划(1976)。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北大第一次承担中等城市——芜湖的总体规划,这是对北大规划学习阶段的一次检阅。第一次就获建设部的科技进步奖。

   这期间,我对邯郸和芜湖两地铁路编组站选址方案的建议,在若干方案比较中胜出,被城市总体规划采纳,最终建成实施,尤感欣慰,这两次成功无形中增强了我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自信心。

   这以后,在追随张景哲老师研究城市气候的同时,我选择城市地理作为教学科研的主攻方向,一边研读、翻译国外城市地理论著,一边开始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1981年对我具有标志意义:开设了城市地理本科生课程;完成了第一篇独立署名的论文《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1982年参与嘉兴总规,负责城市性质和铁路货场选址。1983年参加《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纲要研究》的廊坊部分工作。

  

2、城镇体系规划的实践


   我主持的第一个规划项目是1985年的济宁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我国新创的城镇体系规划是以城镇为重点的区域规划,首先是从市域尺度开始的。

   济宁市1983年实行“市带县”,1985年3月扩成一市九县,在校友韩连绪的牵线搭桥下,同年济宁市邀请北大去做规划。教研室主任魏心镇负总责,人员分两部分:董黎明负责济宁中心城市总体规划,我和魏老师负责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城镇体系规划当时没有参照物,我的工作套路来自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的知识基础:首先调查中心城市的吸引范围;然后分析城镇体系发展的基础条件,包括历史基础、区域基础、经济基础,由此寻找其中的发展规律,明确规划依据;规划的主要任务是人口与城镇化水平预测(包括新设市镇的建议),并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网络结构。我体会空间网络结构并非孤立,而是融会了城镇规模和职能在内的综合性结构要素,可以看作整个规划的综合和浓缩,集中体现规划的观点和思想,尤其应给予重视;然后再分区或分重点问题进行解析;最后提出实施对策。这一构架基本上参考了我当时讲授的城市地理学课的结构。

   这次规划提出了“复合中心城市”①的概念与战略,建议济宁联合相距很近的兖州、邹城共同组成复合中心城市来带动全域发展,以应对济宁地理区位、经济实力与“小马拉大车”不相匹配的矛盾。

   “

   注释①复合城市中心  “复合中心城市”在理论上的解释是,大城市的形成要素(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被分散在空间很接近、联系很密切的几个城市时,若实现它们的优势互补,可以组合成一个带动力和竞争力很强的大都市。拿现在的时髦术语,应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类似理论我还应用到周口规划的周(口)项(城)淮(阳)复合中心和新疆奎屯-乌苏-独山子。

  

   回北京后,我随即写了总结性文章《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方法和问题》,发表在创刊不久的《城市问题》1986年1期上。

   1987年,山东泰安市也邀请北大做《泰安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争论、其他五个县(市)的双中心或三中心结构、工业布局和城址选择的颇多历史教训、小三线企业面临外迁、乡镇企业用地极度分散,等等,都是新的挑战,需要一一加以解决。我从心底体会到地理学“区域差异理论”的厉害!真的是一个城市一个样,一个区域一个样!坚信必须吃透地方情况,规划不能“依葫芦画瓢”!它支配了我一辈子的规划态度。

   北大的城镇体系规划从山东做到浙江、福建,后来又做到广西。1990年我主持《梧州地区城镇体系规划》,发现梧州市辖苍梧一县从地区析出,1989年刚刚做完体系规划,这几乎就是中心城市没有腹地的规划,而余下七个县的梧州地区,政府游离在外,仍驻梧州市内,地市分割,矛盾重重。梧州地区成了没有中心城市的区域。这类极为典型的地域不完整问题,暴露了按行政区做体系规划的弊端。广西建设厅规划处长李春芳接受我们的建议,后来董老师主持的南宁、柳州和1993年我主持的桂林城镇体系规划都是在地、市分割的情况下,两者“合二为一”一次完成的,效果好得多。我特别重视体系规划前要分析中心城市的吸引范围,梧州案例促使我总结以往经常遇到的地域完整性问题,写了《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避免“就区域论区域”》一文(《城市规划》1996年2期)。

   1994年北大承担《洛阳市域城镇体系规划》。1997年顺利通过了由吴良镛、郑孝燮、周干峙、李准、赵士修、胡序威、崔功豪、夏宗玕等著名专家领衔的50人庞大评审团队的审查。在河南省得了奖,在环境科学出版社出了书。2003年应邀重访洛阳,有机会检验10年前的规划,我发现,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与当年预测非常接近;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城市性质和城市发展方向,已被逐渐接受;利用漯(河)阜(阳)地方铁路纳入国家路网开辟联系长三角的捷径,带动洛阳以至全河南发展的规划建议,也即将实现(高速公路已先期实现,高铁最近已经开通)。作为一名规划人员,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幸福的回报?

   现在回想当年给我们帮助的专家领导和一起团结奋斗的师生,我除了感恩,就是感慨了!从这以后,北大进入了以个别教员为主,独立组队承接规划任务的时代。

   洛阳规划还带给我一个副产品。我从1978年芜湖规划以来就一直在思考“城市经济联系方向”的问题,经过此次洛阳案例的进一步充实,回校后迅速成稿。恰好1997年10月学委会在绍兴召开年会,胡序威主任准备提携我担任城镇体系规划学组组长,嘱咐我一定要准备一个主题发言,我就用“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为题首次在会上交流,听取意见。不过文稿《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一直到1997年底才投到《城市规划》,次年2期发表。荣幸的是这篇文章在2013年被收入张庭伟等主编的《城市读本(中文版)》。

   具有强烈地理色彩的城镇体系规划,从1980年代中期起步,1990年写入《城市规划法》,直至1990年代中期,都处于初创阶段,现在来总结它的短长,我认为:

   (1)体系规划的“三大结构”与传统城市总体规划的三大重点(性质、规模、空间布局)是相呼应的,无可非议;

   (2)体系规划,很重视对区域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分析建议,但受建设部事权的局限无法组织落实,使不少有远见的规划建议一时成为“空谈”,这是很大的教训;

   (3)当时体系规划有对区域环境的分析建议,例如济宁体系规划,就考虑到兖济煤田的气煤煤质和微山湖的浅碟状环境,否掉了当时上大钢铁的动议,但必须承认,其重视程度与现在相比有差距;

   (4)基本缺失对土地供需的分析和管制,土地一票否决是后来的事;

   (5)普遍认为研究的色彩较重,可操作性不太高。在我的思想深处,城镇体系规划是提供思想和战略为主的“软规划”,不能用“硬规划”加以类比。政府部门在理解与领会了规划思想的前提下,如何操作管理是他们的本职和强项,而这恰恰是学者的弱势。

   记得在洛阳规划接近结束的时候,我回北京参加了建设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内容框架”的讨论,不久就收到由侯捷部长签发的红头文件《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从此,我国城镇体系规划进入了逐渐规范的第二个阶段,其内容也更丰富了。

   1994年下半年,广西建设厅在完成了全区八大块的体系规划以后,要我们汇总成自治区的城镇体系规划,这是我参与过的唯一的省域尺度规划的实践。

   工作开展后很快发现,把八片体系规划拼接起来的想法是无论如何不可行的。我们考察了当时的热点地区广西南部后,一再讨论,决定把全区的整体性问题作为这次规划的重点,把八个地市的规划仅作为专题报告的一部分。

   1996年8月8日,在南宁顺利通过了自治区组织的专家评审,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中规院赵瑾、地理所胡序威和叶舜赞、自治区副主席袁凤兰和各地市各厅局领导,都参加了,结论认为是一份优秀的规划。但是1998年新上任的自治区领导有“东南西北中”的新发展思路,刚通过的规划就作废了,要求我牵头与某规划院合作重做。

   住建部总结多年来我国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实践,2010年发布了《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使城镇体系规划又进入一个新阶段。体系规划的第三阶段,我就无缘实践了。

  

3、发展战略规划的实践


   21世纪初,我接连做过四个不同空间尺度的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个是2000年的济宁—曲阜都市区的发展战略研究。

   1986年我提出中国要建立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的概念后,北大团队曾有多人,包括宋伟、孙胤社、赵新平、赵永革、史育龙,在1990年代参与探讨中国都市区的界定指标、方法和形成机制。在我国经济和城市化经过1990年代的快速发展后,无论统计上、管理上还是规划上,都已经迫切需要组建都市区[1],来解决城市高速发展中与周边地区产生的大量需要协调的问题。

恰好在2000年,济宁邀请我们去做《济宁大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起因是2000年山东省委17号文件在《重点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战略》中提出:“到2010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城镇规划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361.html
文章来源:村庄与城市 公众号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