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论康有为于戊戌变法前的宪法观及其宪法史地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 次 更新时间:2019-01-03 00: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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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威  

   【摘要】 康有为1897年在《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中最初使用“宪法”一词,这表明康有为所使用的“宪法”一词直接源于日本,并且是从近代意义上理解宪法概念的。不过,康有为视《春秋》为中国古代的宪法,注意将舶来的“宪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兼顾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康有为积极倡导宪法概念,将宪法概念传授于弟子,传播于社会,上呈于朝廷。从其对“宪法”一词的使用频率、宪法问题的研究水平、宪法概念的传播范围和宪法学中国化等方面来看,康有为的识见超越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和报刊,但他不可能在戊戌变法期间提出立宪法的主张。

   【中文关键词】 康有为;戊戌变法;宪法;中国化;《春秋》

  

   众所周知,康有为是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推动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并持续活跃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舞台之上,堪称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包括宪法领域在内的许多学术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有关康有为宪法思想的论述已有很多,根据利用中国知网的检索,可发现专门讨论康有为的著作约有240种,除专门讨论其书法成就者外,绝大部分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论及康有为的宪法思想;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有关康有为宪法思想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多达4000余篇,几乎涉及康有为各个时期论述宪法问题的所有方面。

   其中,有关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宪法思想的著作和文章,多集中于一个问题,即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是否提出了立宪法的主张。对此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持肯定的观点,相当多的宪法学教科书和宪法学论文都认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提出了立宪法的主张,[1]此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戊戌奏稿》收录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另一派表示反对,即否认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提出了立宪法的主张,该观点先是出现于史学领域,后来传入法学领域,[2]其持论的基本依据是《杰士上书汇录》收录的《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明显不同于《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笔者认为,《杰士上书汇录》收录的《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更为可信,而《戊戌奏稿》收录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确曾作伪,不能作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主张立宪法的依据。不过,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除《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外,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其他文献中是否还有关于宪法的论述?若有,分布于何处?康有为这些有关宪法的论述,是否达到了主张立宪法的程度,或者即使没有达到立宪法的程度,和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比,康有为在宪法史上居于何种地位?尤其是对于舶来的宪法和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康有为是如何理解的?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尚未有专门研究。本文拟围绕此逐一探讨。

  

   一、康有为在1897年选择使用“宪法”一词

  

   康有为是推动晚清变革从“洋务”和“器物”转向“维新”和“制度”的关键人物,而宪法是近代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那么康有为必定是晚清时期最早认识宪法制度的中国学者之一。欲研究康有为认识宪法制度的历程,须首先考察其最初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和出处。

   (一)《日本变政考》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

   《日本变政考》是一部集中表达康有为之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著作,“对光绪帝的倾心变法,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康有为两次将这本书进呈于光绪皇帝:第一次是在1898年4月10日,即戊戌变法于1898年6月11日正式开始的两个月前;第二次是在同年6月21日,即戊戌变法正式开始的10天后。但是康有为并没有公开出版该书,该书一直存放在故宫昭仁殿,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学者发现。因此,《日本变政考》的写作时间就成为确定康有为使用“宪法”一词之时间的关键。《我史》是康有为在1899年初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其中“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部分的记载为:

   十二月,重游广西,与羽子兄偕镜函偕行。镜函学佛,若有得,而狂不可近,盖所谓天魔入心者,到阳朔,遣之还。自丙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4]

   其中,“稿乃具”意味着《日本变政考》编译完成;“是年”指的是光绪二十二年。农历的光绪二十二年的最后一天并非公元1896年12月31日,而是1897年1月30日。而前述引文描述的是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事情,这意味着康有为编译完成《日本变政考》的时间是公历的1897年1月。鉴于编译该书跨越了若干年份,且没有正式出版,适当的做法是,将该书编译完成的时间,即1897年1月,作为康有为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

   (二)《日本书目志》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

   《日本书目志》是一部介绍日本各科书目的工具书,于1898年春由上海大同译书局正式出版。其中第5门即政治门和第6门即法律门,都收录了若干宪法学著作的信息。茅海建猜测,“康(指康有为——引者注)所撰《日本书目志》并不是靠其收藏之书,很可能是依据日本某一图书馆的馆藏和文图书目录,或者是依据大量日本出版商的广告”。[5]王宝平进一步证实,康有为编译《日本书目志》的资料“出自日本《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一书”,而该书由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事务所于明治26年7月编辑出版。[6] “明治26年7月”即1893年7月。

   梁启超曾撰《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刊于1897年12月12日的《时务报》。前述《我史》引文提及,《日本变政考》“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那么,康有为编译《日本书目志》的时间当晚于《日本变政考》,即晚于1897年1月。此外,《我史》“光绪二十三年”五月部分载“编《春秋考义》《春秋考文》成,撰《日本书目志》成”,[7]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即1897年6月。结合前述情况,应将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定为1897年6月。

   根据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康有为全集》的查阅,康有为在1897年之前的著述中虽然使用了一些和“宪法”相关的语词,如“宪章”“宪典”“章程”“议院”“制度”,这些语词散落于《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处,但康有为并没有在这些著作中使用“宪法”一词。据此推断,康有为最初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是1897年1月和6月,其出处分别是《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

   (三)康有为选择使用“宪法”一词

   “宪法”对译的是Constitution一词,然Constitution一词在1897年之前已出现多种译法,比如国律、国法、国宪、国例、国章、章程、宪章和宪法,散落于各种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律学著作,以及一些词典和报刊。[8]出现这些不同的译法,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宪法学知识来源的多样性,即除日本外,还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宪法学研究当时尚处于萌芽阶段,译法多且分散,未能形成统一的、公认的基本范畴。

   康有为继承晚明以来的经世致用理念,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关心国运,博览群书,早年游览香港和上海,购得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图书3000册。康有为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列国岁计政要》《万国公法》《日本国志》和《重订法国志略》等著作,以及《万国公报》《申报》和《西国近事汇编》等报刊。据此推测,前述使用“宪法”一词及类似语词的图书和报刊,康有为基本上都阅读过,并且大致理解这些译法的含义。

   鉴于这些译法在1897年之前已然出现,且康有为知晓这些译法的存在,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中使用“宪法”一词达113次,偶尔也使用“国宪”和“国法”,但没有使用其他译法,且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都明确区分了“宪法”和“章程”,认为宪法高于章程,重于章程,从未用“章程”来指代“宪法”。这意味着康有为使用“宪法”对译constitution一词,系经过了一个认真地“选择”的过程。

   (四)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宪法观

   1897年1月至1898年9月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使用“宪法”一词57次,在《日本书目志》中使用47次,在《上清帝第五书》[9]中使用1次,在《波兰分灭记》中使用9次,在另外四份奏折中各使用1次,合计共使用118次。根据这118次的使用情况,可将康有为的早期宪法观概括为如下十大方面:

   1.宪法对于国家的意义方面。宪法不仅有利于统合国家,“宪法至公至理也”,[10] “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11]还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避免国家受辱,“日本之所以力整国政,博采宪法……以免此不公不平之大耻大辱也”。[12]

   2.宪法对于变法的意义方面。宪法不仅为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13] “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14]

   3.宪法功能方面。宪法旨在划分权限,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范围及其行使方式,“定宪法公私之分”,[15]规定臣民的权利和义务,“所谓宪法权利,即春秋所谓名分也”,[16]保护臣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保护吾民之权利”。[17]

   4.宪法制定过程方面。制定宪法不是二三人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一些苛刻的条件,必然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日本变法二十四年,而后宪法大成”,[18] “日本变法,日异月殊,经百十之阻挠,过千万之丛弊,刮垢除旧,改良进步,乃得成今日之宪法”。[19]

   5.宪法学著作方面。康有为将宪法学著作分为两类,即“帝国宪法”和“外国宪法”,此处“帝国宪法”指的是日本国宪法。康有为列举了外国宪法学著作7种,列举了帝国宪法学著作28种,还对若干宪法学著作进行了评价,例如认为“《国宪泛论》、《美国宪法史》、《各国宪法》、《万国现行宪法比较》四种最精”。[20]

   6.宪法和章程的关系方面。康有为有时并列使用“章程”和“宪法”,如“皇上每日亲临,王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草定章程,酌定宪法”。[21]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阐述了两者的区别,例如写道,“欲变总纲而宪法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分目而章程之书靡得而读焉”,“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22]

   7.宪法和律例的关系方面。康有为有时并列使用“宪法”和“律例”,“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23]康有为的弟子欧榘甲阐发了两者的区别,“政者,宪法也,刑者,律例也”,“盖吾以从诸教之民皆一例视之,皆有宪法以安之,而所以待诸教之民皆一体治之,皆有律例以定之”。[24]

   8.宪法和成文法的关系方面。康有为的表述,如“定宪法”“制宪法”“布宪法”“草宪法”,显示了“宪法”的成文法属性;康有为称“宪法为永远不磨之宝典者”,[25] “典”字本身就有成文的含义;康有为主张模仿的明治宪法正是成文宪法。

   9.学习外国宪法方面。康有为认为,欧美是宪法制度的先行者,中国要变法自强,必须向其学习,“改宪法而图维新,以为旧法不可用,非采万国之良法设局令草定新法不可行”,[26]不过在具体的学习对象方面,应当学习日本,“我中国今欲大改法度,日本与我同文同俗,可釆而用之”,[27] “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28] “吾但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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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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