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岳 戴康:超越结构与行动范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19-01-03 00: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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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岳   戴康  

   内容提要:20世纪后50年,社会科学在解释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两大互为竞争的理论范式—结构主义与行动主义。对社会变迁的解释,前者偏重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结构关系,而后者侧重以行动者为中心。两大理论范式互相批评,指责对方所存在的解释缺陷。不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先锋理论家们清醒地意识到两种传统范式固有的不足:二者都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结构或行动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更大。从20世纪末开始,这些理论家们尝试进行新的范式革命。以查尔斯,蒂利为代表的学者们在对革命和社会运动理论加以综合的时候,提出了动态的政治过程理论。他们主张采用“过程—机制”的方法和“相关性方法”,动态地分析重大社会变迁的过程和结果。在他们看来,过程—机制理论能够将结构主义范式与行动主义范式嫁接在一起。通过文献分析,本文从本体论的高度,梳理了范式革命的内在逻辑,从而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新的工具。

   关 键 词:结构主义  行动主义  结构—行动范式  抗争政治理论  革命  structuralism  agentialism  structure-agency paradigm  theor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social revolution

  

   凭借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是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使命。通过研究重大的制度变迁与大规模的革命集体行动,社会科学家们试图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又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与后果。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围绕着社会变迁这个本体论同题,理论家不断地更新理论生产,以便对一个个历史谜团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漫长的学术创造最终通过若干理论范式的形成与更新得以体现,实现了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不过,“范式革命”不是静止的,也不应该是静止的;相反,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城市化、民主化、革命、去殖民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背景之下,从这些社会变迁的结构与结构关系出发,去解释它们生成的原因与后果,社会科学家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理论范式。最具代表性的是现代化理论,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将结构主义范式的演变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之间画上等号。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结构主义理论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理论家质疑,用结构去解释结构是否忽略了更加重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变量。换言之,除了静止的、客观的结构要素,精英与大众行动这些主观因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是否扮演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行动者理论范式几乎在同时成为结构主义范式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理论竞争者。行动主义范式摒弃了结构主义范式静止、客观、线性等简单化的研究倾向,将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和心理倾向视为改造社会的重要条件,其中,人们的行动理性成为有别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行动主义范式从一开始就遇到结构主义理论家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挑战。他们怀疑,如何将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行动者从结构之中独立出来,使得行动与结构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因果变量,而不是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关系。显然,行动主义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这样一个难题,直到结构—行动理论范式的出现。

   结构—行动范式不是一个理论革命的折中方案,而是对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范式内在缺陷的理论反省。早期的史学家在研究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曾经无意识地采用过兼顾结构与行动的方法,不过,他们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描述的层面,没有尝试理论化。相对于史学界的先行者,结构—行动理论是以范式革命的面目出现的,绝不是将结构主义与行动主义的理论加以简单地拼凑。结构—行动范式尊重历史的现实性,强调结构因素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结构的双重性”,①通过互动性分析去寻找社会变迁更加真实的答案。互动性分析侧重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动态关系,寻找那些促使双方互动的恒久机制,社会变迁的多样性来自于这些机制之间的不同组合和历史排序。②在过去二十年里,结构—行动范式已经在理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人们理解历史和评估未来提供了难得的认识论工具。

   本文的讨论建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经典文献的梳理与解析,框架性地图绘结构主义、行动主义与结构—行动理论范式的大致轮廓及范式演变的内在动力,解码结构—行动范式的重大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结构主义与行动主义:范式竞争

  

   兴于20世纪60年代的实证结构主义理论受到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的极大影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了后者的研究传统。通过对社会宏观而抽象地分类(社会由文化系统、个性系统与社会系统构成),帕森斯认为,在文化系统与其他两种系统的互动过程中,这些结构与彼此之间的互动,能够影响到人的行为模式。③帕森斯社会理论的最大贡献(也是他的理论目的)是:在单一的或多重的结构要素与社会变迁之间建立紧密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推导公式对后来的结构主义理论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结构主义理论家将“现代化”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通过对现代化的具体过程(如工业化、商业化、民族国家建设、城市化等)去解释社会和个体的变化。在结构主义理论家看来,现代化本身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成为社会变迁和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根本原因。

   社会学家在解释那些大规模反叛行为的时候,倾向于强调现代化带来的连锁因果反应:在深度变革的时代,社会充斥了极端的不平等;冲突极化、对峙、社会危机引起社会衰败;反叛行动就是底层民众对这种结构背景的回应。④从社会结构的变化理解集体反叛,是社会学家采用的另一个研究路径:商业化带来农民—地主—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变化,这些变化或者导致民主制度的出现或者以专制制度收场;⑤土地拥有者与耕种者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矛盾,他们对待矛盾的态度以及社会化解矛盾的能力,决定了农民革命的形式,或反叛,或革命,或改良;⑥现代化带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它们是近代以来历次集体反叛的深层次原因。⑦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在研究方法上逐渐地从“社会中心观”向“国家中心观’转移。他们认为,随着现代国家的不断成长,国家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得到惊人的提高,而国家结构则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行动结果。⑧在对法国与英国的研究中,蒂利发现,民族国家在农村的扩张以及中央权力的议会化,一方面带来了民众的抵制,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央政府成为大规模抗议的主要目标。⑨

   从现代化这个变量,政治学家集中探讨,哪些结构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带来政治变化。政治之所以发生向民主的转变,“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成为政治学家考量的首要因素。经济增长通过有效性来提高政治的合法性,从而维持民主制度的存续;⑩增长也培植了中产阶级的反对力量,一旦经济出现衰退,建立在经济有效性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将会受到挑战,以致政权难以为继,政治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11)社会动员是政治学家解释社会变迁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构因素。亨廷顿发现,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因为政治转型而实现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相反,在那些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里,脆弱的制度无法满足人们的参与需求,致使人们在选举之外寻求政治表达,暴力与革命是常见的方式。(12)

   不同于结构主义范式,行动主义范式肯定个体或集体的行动者有目的的行为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由此来解释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发起行动,来改变令其不满的现状。行动主义理论家对于结构因素能够自动地转化为特定的社会变迁的结果(或制度更新,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持高度怀疑态度。相反地,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在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条件下,个体的或集体的决策才是决定结构能否导致社会变迁的关键。相对于常规行动,如游说、选举投票等,集体抗争行为,如革命、社会运动等,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要大得多。(13)行动主义范式尤其重视精英的行动以及产生的影响。在制造革命行动的过程中,革命领袖负责如何动员与组织群众,更重要的是,他们提炼与宣传革命理论,以便为群众找到反叛的理由和目标。(14)在民主化过程中,政治学家也发现了政治精英的作用。当民主化具备了初步条件,社会对政权制造了足够大的压力,政权内部的掌权者在谈判过程中就能够主导妥协的过程与结果,推动政体转型;(15)强硬派与温和派互动的结果不仅影响到民主转型的方式,而且影响到转型是否成功。(16)

   新制度主义学者将理性选择理论应用到制度分析当中,在精英之外增加了普通民众这个行动者。研究者假设,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大行动者群体,他们都按照利益最大化而理性地决策,制度变迁正是在双方的理性博弈中悄然发生的。(17)理性选择理论在讨论行动者促进社会变迁的时候,考虑到了“搭便车”问题。(18)在社会抗争特别是革命当中,由于对抗性行动尤其是暴力行动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特别显著,“搭便车”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不过,在那些具有共同背景的传统共同体,如村庄和行会,农民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网络为革命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合作的社会基础。(19)

  

三、在建构中反省


   结构主义理论家之所以更加青睐“结构”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个体或集体行动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影响,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结构决定着个体行为,也决定着政治和社会的变迁,除历史中的极少数伟人外,其他任何个体都无法去影响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迁”。(20)然而,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理论范式始终面临着既来自行动主义范式阵营也来自于结构主义阵营的批评。

   结构主义范式遭受诟病的第一个方面是,社会科学家对“结构”的构成缺乏统一的认识。例如,蒂利的《旺代》将结构具体化为“城市化”,(21)而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则将结构指向了阶级关系、国家结构与外部因素。(22)虽然前者希望解释的是集体反叛的差异性,而后者则着重解释结构导致的相似性结果——社会革命,但是,两者之间都是有关革命或反革命的议题。不同的结构要素影响到两者之间的理论对话。(23)

   第二,结构主义范式偏重于静态的分析,忽视了结构自身的变化以及由行动创造的结构。这是结构主义理论最具争议的地方。在有些学者看来,“结构”字面上就意味着“稳定的”和“静态的”。(24)一旦结构被当作“静止的”变量来对待,其解释的有效性充其量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下才能成立。从社会变迁发生的那一刻起,究竟之前的哪一个事件或时间才是影响社会革命的“关节点”,这是确保历史分析确信无疑的一个基本要求。(25)

第三,结构主义理论家过于强调宏观环境对人的行动的影响,忽视了中观的和微观的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在评价蒂利著作的时候,塔罗指出,蒂利致力于宏观历史解释的时候,没有兼顾到微观的地方性活动对宏观历史事件的回应。(26)斯考切波意识到,法国和俄国村社共同体的内部团结是革命行动的一个微观的结构条件,(27)中国则缺乏这种内部团结,据此,她将这种微观结构排斥在解释变量之外。邹谠看到了斯考切波对中国革命解释的漏洞。他认为,革命组织在农村地区的创新性行动不仅创造了内部团结,也为宏观历史演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机制。(28)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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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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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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