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岳 戴康:超越结构与行动范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6 次 更新时间:2019-01-03 00: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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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岳   戴康  

   第四,忽视了行动者目的的活动。行动主义范式普遍批评结构主义者的狭隘,将行动者的作用降低到结构的作用之下。行动主义理论家认为,在社会变迁中,行动至少发挥了和结构同等重要的作用,甚至认为,“行动者不是简单的结构承载者,而是结构的创造者”。(29)由于斯考切波拒绝公开承认行动者的作用,反对“意志论”的适用性,因此,《国家与社会革命》遭受“攻击”的“火力”也是最为猛烈的。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塞维尔指出,大革命之所以爆发,离不开巴黎知识分子为革命者提供的意识形态或文化,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启蒙之下,第三等级才找到了反对并推翻旧制度的正当性。(30)

   结构主义理论的缺陷很大部分可以算作是行动主义理论的优势。首先,结构主义对“结构”要素缺乏共识,但是,行动主义在行动者与结果直接的解释因果中,“行动”或“行动者”基本上没有分歧。其次,结构主义理论家在解释因果的时候,往往在“因”与“果”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轻视寻找导致因果关系的中间变量。其三,结构主义理论家在致力于宏观历史叙事的时候,忽视了微观行动者创造历史的作用,而行动主义理论以“个体”为单位的分析恰好弥补了前者“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问题倾向。不过,行动主义范式并非完美无缺,当它试图从光谱的一极走向另一极的时候,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丝毫不会少于它所否定的那一方,只不过两者存在的缺陷有时候是相异的,有时候是相似的。

   行动主义范式面临的第一个难题类似于结构主义范式,采取静态的方式对待行动者的作用。静态的观察常常否认行动者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回应。在斯科特看来,农民在社会结构上隔离于主流社会,在地理上远离中心,而且在文化上也疏离于中心,新的价值和文化对他们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因此,他们的行动不是试图积极地改变社会秩序,而是要维持那个带来基本生存的旧秩序和社会关系。(31)波普金假定,在精英们的组织和动员之下,选择性激励等策略能够确保他们一成不变地按照利益最大化来保持集体行动的热情和利他主义的精神。(32)然而,在某些条件下,人们通常表现的是弱理性的,因为有利于行动者的行动选择是有限的,而且在做决定之前,过去的形势会影响到行动者是否做出理性决定。(33)

   第二,行动主义理论家在评价行动者社会贡献的时候,存在着较大分歧。塞维尔曾经激烈地批评过斯考切波忽视法国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作用,不过,斯考切波反驳道,以卢梭为代表的许多启蒙知识分子事实上反对新的制度安排。(34)斯科特和波普金代表了上述分歧。虽然斯科特注意到精英和外部联盟的作用,但是他坚持认为,作为行动的文化不是由精英构建出来的,作为整体的农民是革命的核心行动者。(35)在波普金看来,相比于农民,政治精英的组织和动员作用更加举足轻重,因为如果没有可靠的领袖,追随者在通过成本—收益计算之后,在革命之中,要么缺乏坚定的信念,要么千方百计地“搭便车”。(36)

   第三,对行动者作用的强调,反映了人类学家自我想象的局限性。斯考切波非常尖刻地指出了行动主义理论家所存在的重大缺陷。针对塞维尔的立场,斯考切波毫不客气地断定,由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有关“社会秩序建构”的意识形态,只能由人类学家自己而不是行动者来赋予其对革命行动的意义和价值。(37)她认为,人类学家凭借田野经验和专业任务将自己完全沉浸在社会活动之中,他们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

   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范式向我们展示了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这些优势和劣势来自于它们过于强调结构或行动在社会变迁中的相对重要性,尤其在对待某些变量的时候,学者们不太容易将这些变量在结构或行动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比如,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既可以看作是行动者的行动原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结构。(38)波普金和斯科特都提及到村庄共同体在集体行动中的动员作用,以宗族等为核心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在斯科特那里扮演了社会精英的替代物,而在波普金那里则决定着农民是否会“搭便车”。很显然,任何关于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事实,都不能单方面地对社会变迁做出终结性的解释,(39)因为仅仅依靠结构或行动者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路径,容易带来理论的不一致和解释的异常。(40)结构与行动之间相互影响和塑造的事实——“结构既塑造人们的行动,行动反过来也塑造结构”(41)——迫使理论家不得不做出新的理论尝试。

   在这方面,斯考切波又走在了前列。她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未能同欧洲国家一样建立起保障工人利益的父权式福利国家(paternalist welfare state),而是建立起保障士兵和妇女利益的物质主义的福利国家(materialist welfare state)?她的《保护士兵与母亲》回答了上述问题。斯考切波采用了一种新颖的分析方法,即政体中心分析(polity-centered analysis)。“这种研究路径将政体视为行动的中心场域(locus),同时认为政治家或社会团体实施的政治行动受到政府和政党体制的制度结构的重要影响”。(42)不同于《国家与社会革命》,斯考切波并未像以前一样侧重于分析结构化的制度和宏观的互动关系,而是将行动者融入政体分析之中。《保护士兵与母亲》在理论上有许多贡献:一方面,它打破了“美国研究的例外论”,将其纳入到了比较政治的范畴;另一方面,它放弃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方法,采用了相关性方法。(43)

   不过,斯考切波试图在结构与行动之间做出调和的努力,仍有令人遗憾之处。比如,在结构与行动这两者之间,她还是明显地偏重于结构,即她之前所倡导的“国家中心观”,以至于给人一种结构主义著作的印象。另一个有待改进的地方是,作者没有尝试挖掘那些联结结构与行动的中间变量。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新制度主义理论家在处理结构与行动的时候,特别重视观念(idea)(44)、文化(45)、行动框释(framing)(46)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将它们看作是联结制度与行动的中间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补缀避免了结构主义或行动主义理论过于简单化的解释。然而,即便如斯考切波在捍卫《国家与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倡导的那样,未来的研究应当将文化和意识形态整合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应当更多地分析影响社会革命的动态结构,(47)但是,上述这些努力仍旧没能成功地将结构与行动范式整合到一个框架之下。直到21世纪,查尔斯·蒂利和他的合作者共同推出过程—机制理论,范式整合才算真正地跨出了一大步。

  

四、迈向结构—行动的范式整合

  

   在扬弃了先前的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两大理论范式的基础上,蒂利转向了一个理解社会变迁和集体行动的动态政治过程理论。最初的理论框架反映在联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48)四年之后,蒂利和麦克亚当、塔罗共同出版了《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这本著作不仅标志着抗争政治研究进入新阶段,同时也标志着结构—行动的范式整合就此诞生。抗争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超越传统理论范式的局限,将普通抗议、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置于一个分析框架之下,克服结构主义或行动主义两极化倾向,拆掉不同理论发现之间的“墙”;在强调社会相关性的前提下,抗争政治理论以过程—机制方法历时性地揭示,在不同的情境之中,社会抗争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

   三位学者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去论证,为什么以往的理论可以被整合为一个更加优化的范式。基于对社会相关性的理解,他们认为,革命或社会运动研究中强调的政治结构、文化和理性选择的作用并不是彼此独立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诱发社会变迁,塑造社会变迁的不同结果。(49)政治过程学者强调“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变化影响到革命或社会运动的成败,不过,这些观点和理性主义的观点之间存在契合之处。比如,政治机遇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到理性行动者的成本—收益的计算、行动的决策,以及行动的结果。因此,“当政治过程理论家继续专注于政治机遇、理性选择理论家专注于个体或集体动员的时候,其实,理性选择学者对动员不同形式的阐述已经拉近了两种传统之间的距离”。(50)

   文化主义学者发展了许多概念和命题,去解释集体行动的原因,其中,框释理论(51)尤其具有代表性。在三位学者看来,文化主义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能够和政治过程与理性选择建立起联系:其一,行动者对怨恨的文化归因最有可能是在某种结构背景下产生的,而不是个人在孤立的条件形成的;其二,反抗性的文化塑造过程经常会受到客观结构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使得行动者对既有秩序的挑战更加容易。(52)在文化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关联性也是明显的。文化主义正确地指出了理性选择行动的基本诱因来自物质,不过,文化的因素也经常被行动的组织者利用;出于动员的策略考虑,他们会挑选某些特定的文化认同,作为动员行动者参与、保持内部团结的一种手段。(53)

   过程—机制理论是范式整合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也是结构—行动范式不同于传统范式的创新之处。(54)在构建抗争政治理论的过程中,蒂利和他的合作者们采取了既非结构主义的宏观分析又非行动主义的微观分析,而是回到了罗伯特·默顿的中观分析和机制辨识那里。(55)这种分析策略反映在了过程—机制理论中。他们认为,以中观代替宏观或微观更有可能得出更加一般性的理论。(56)过程—机制理论强调,革命、社会运动都是由相似的过程构成的,并且由相似的机制在发挥作用;社会变迁之所以呈现出相似或差异性,取决于那些关键的机制如何组合以及组合的顺序。(57)在抗争政治中,作者发现了几个关键的过程与机制,反复地出现在各种集体行动之中。在宏观层面上,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与相关性机制出现在动员、政治认同形成(forma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协同行动、社会利用(social appropriation)、规模变化(scale shift)等过程当中。三大机制清晰地反映了作者所尝试的范式整合的努力。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与相关性机制分别将结构要素、行动主义理论的文化因素以及结构—行动的互动特性整合进来。

   在相对微观的层面上,作者发现了三个特别常见的机制:经纪(brokerage)、扩散(diffusion)和协同行动(coordinated action)。(58)他们指出,任何单个的机制都不能全面地解释社会变迁,它们必须共同作用才能真实地还原社会变迁的过程与结果。上述三个机制同样反映了范式整合的努力:经纪机制主要是由某个或某些中间人将原来没有联系的人和地域建立起新的联系,这个机制充分地借用了行动主义范式当中行动者的作用;扩散机制指的是有关抗争形式、争议性问题或者抗议的框架从一个地方向其他地方扩展,这个机制既借用了结构的理论也借用了行动理论;在协同行动的机制下,行动者通过彼此合作,动员更多的人参与集体行动,这个机制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两个机制——由此,将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的范式连接起来了。

为了克服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范式的静态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蒂利改进了早期的“政体模型”和政治过程的理论不足,(59)由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由强调结构或行动者转向了重视两者之间的互动。之所以采取静态与相关性研究方法,是因为结构/行动以及机制之间彼此影响,有时候相互塑造对方。比如,政治机遇结构是一个静态地解释社会运动兴起的重要概念,但是,结构的稳定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内部和外部结构的互动,它们会变得或强或弱,或明显或晦暗。因此,范式整合者以机遇与威胁的归因(attribution of opportunity/threat)这个带有动态和相关性色彩的概念代替机遇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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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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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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