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期待与失望: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分歧的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1 次 更新时间:2019-01-02 11:32:17

进入专题: 胡适   国民党政府  

尤小立 (进入专栏)  

  

   摘  要: “九一八”后,国难当头,加之国民党政府方面的笼络,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善。出于和平主义的理念,胡适最初的“主和”,鼓吹与日本“直接交涉”,表面看与汪精卫一致,其实他们之间在外交理念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就胡适自身言,“战”与“和”也有个“内”与“外”的差异以及内心的纠结。而看上去与胡适并不投契的蒋介石,却采纳了胡适的部分建议,但部分采纳并不能满足胡适的期望。这亦折射出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体制内官员与体制外知识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胡适面对国难的复杂心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中华民族空前危机的局面,自由主义知识人多是寄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形成社会重心,以便更有效地抗日,胡适亦不例外。然1931-1937年间,一方面时势瞬息万变,另一方面,胡适的对日策略也是一个变量,且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表达差异极大。作为知识人,他更多从道义和理性出发,贡献一己之见,因而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冲突与牴牾就不可避免。而从此复杂关系中,亦可见政府与民间因为所处地位的不同而产生出的认知和取向上的差异,以及面对民族危机,胡适心态的隐性和显性的多重面相。[ 有关1931-1937年间胡适对日策略的相关研究,大陆学界主要有耿云志:《胡适与抗战》,收入其编《胡适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胡明:《抗战前夕胡适反日思想探微》,《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张太原:《〈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第2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尤小立:《从国际视野看胡适与傅斯年对日策略的异同》,《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海外的研究,包括张忠栋:《从主张和平到主张抗战》,收入其《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7年;蒋永敬:《抗战史论》第5章,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

  

一、国难下的笼络: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的改善


   如所周知,20年代末,是胡适一生中对国民党及其政府批评最为激烈的时段,但自从1930年11月重返北平后,与国民党之间的直接冲突相对变少,其中较大者,如1931年1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上海光华大学辞退教授罗隆基,胡适以为“此事是教育部的大错”,[ 胡适1931年1月11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页。]“实开政府直接罢免大学教授之端”,出于维护“学术上和自由”和“职业之自由”,为罗隆基事,亦为国民党政府对《新月》杂志“不取公开的辨正,又不用法律的手续,只用宣传部密令停止其邮寄”[ 胡适致陈布雷,1931年1月15日,《胡适全集》第24卷,第74,76,75页。]致信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布雷表达不满和抗议。半年之后,即7月30日前后,他又为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北平公安局警员搜查,逮捕店员和搜去《新月》第2卷第8期一事,与北平地方当局交涉。7月30日日记中记有此事详情,并剪录了《益世报》7月24日题为《好大胆的月刊  竟敢诋毁约法  要查禁你了》的报道。胡适讥此报道说:“这是最早的记载,标题最妙。有这样的报纸,难怪有这种政府!”[ 胡适1931年7月30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31-132页。]

   有两个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共同影响了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转变。其一,是国民党政府对胡适的态度转变,其二,则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1931年9月17、25日,11月11日,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三次电邀胡适出任国家财政委员会成员,“就经济改造事宜与国际联盟合作”。[ 以上分别见胡适1931年9月17日,1931年9月26日,1931年11月11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48,152,156,148页。]胡适与宋子文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就在收到第一次邀请函前的两个月,胡适还在日记中提到宋子文遇枪击的报道,显然对之相当的关心,[ 胡适1931年7月24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29页。]而接到第二、三次邀请函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在民族危机的关头,胡适于公于私都无婉拒的理由,于是在接到宋第三次(即11月11日)电邀后,胡适只好应允。结果,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即公布财委会的名单,蒋介石且来电邀胡适赴南京开财委会议,不过胡适称病未赴会。[ 胡适1931年11月11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56页。]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引发的民族危机使国内的民族主义意识迅速增强。王汎森先生已观察到,“九一八”事变在中国知识人中间直接引发了“我是谁”的追问。[ 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71页。]此追问虽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层面,像政府主导的“尊孔读经”的重燃,以及“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出现,就根本上说,都是追问“我是谁”的具体实例,但民族主义一向为国民党所倚仗,因而文化层面的问题往往又有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而现代性的追索,仍困扰着新文化一代知识人,胡适等体制外的知识人在文化层面以外,亦同样关注中国政治和社会现代转化的问题,然而此问题又处于探索阶段,一切皆尚无定论。后来在争论“建国问题”时,胡适对此曾有反思,他说:“现在仍是建国的问题。这问题不完全是‘师法外国’的问题,因为我们一面参考外国的制度方法,一面也许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几千年历史里得着一点有用的教训。这问题也不完全是‘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的问题,因为一来此时的世界正在演变之中,无有一个已形成的现代;二来我们的病状太危险,底子太虚弱,恐怕还没有急骤追随世界先进国家的能力。”[ 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1934-35年自由主义知识人中间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亦是表现之一。

   就胡适而言,“九一八”事变让他感受到中国社会重心的缺失,虽然这一担忧含有多个层面的内容,[ 胡适1932年12月5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78页。]但使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则是终极目标,故在日本以中国是“非现代国家”为侵略理由时,胡适会有激烈的反弹。不过,要将寻求“社会的重心”落实到具体现实之中,倚仗彼时势力最强的国民党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以便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亦是知识界的共识。1932年1月27日,胡适与翁文灏宴请“国难会议”的北方熟人,其中有任鸿隽、蒋廷黻、傅斯年、林宰平、汤尔和、李石曾等十四人,胡适在日记中说:“大家交换意见,都以为这会议不当限于讨论中日问题,但也不应对国民党取敌对态度。当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改善。”[ 胡适1932年1月27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66页。]这其实也是胡适对国民党及其政府态度转变的原因。

   国民党政府中对胡适态度改变的不仅是宋子文,1932年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对胡适也极力笼络。由于汪精卫后来沦为汉奸,胡、汪抗战前的关系变得相当敏感,曾有学者以汪拟任命胡为教育部长一事,证明他们的“沆瀣一气”。其实,胡适不仅谢绝了汪之好意,[ 胡适致汪精卫(稿),1933年4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8-209页。其实,汪还曾想请胡适为驻德大使,亦被后者婉拒。同前,第211-212页。]后来与汪的想法也完全不同,而汪精卫本人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得像汉奸。应该说,“九一八”之后,胡、汪之间确有文化人的那种彼此欣赏,故在十年后再见时,胡适会在日记中感叹:“他此时颇憔悴,不似从前的丰满了”。[ 胡适1933年6月13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204页。]但在胡适还有一层原因,这就是他作为自由主义者对文人政府的天然信赖。[ 蒋永敬教授认为,1920年代末,胡适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训政”时,“亦正是汪反对南京方面的时期。与胡的立场,可谓‘异曲同工’”。参见其《抗战史论》,第336页。]

   行伍出身的蒋介石也同样在争取胡适。1932年12月,蒋希望与胡适“谈谈哲学”,并事先将其所著《力行丛书》附赠参考。[ 胡适1932年12月5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78页。]他1933年3月赴华北时,就接见胡适、丁文江等北平知识界名流,商讨对日政策。但正像胡适这位实验主义者无法真正与蒋介石这位信仰阳明心学者谈哲学一样,胡适虽不断地提供对日政策方面的建议,却始终无法与国民党政府人士达成完全的一致。

  

二、外交方式的现代与传统:胡适和汪精卫在对日外交上的冲突


   “九一八”之后,以《独立评论》同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人中“主和”派占多数,胡适亦不例外。不过,他的“主和”与汪精卫一致而特别引起争议。但从1932年1月汪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胡、汪之间在对日政策上的分歧远大于一致,只不过这个分歧因为存在于日记、书信或私人领域,没有公共领域中的一部分发言那么引人瞩目。

   胡适晚年常自称 “九一八”以后自己是“少数派”,这个“少数派”主要与“主和”有关。他说:“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 本段与下两段,分别见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胡适全集》第18卷,第227,222,227页。]在叙述这段话之前,胡适还谈到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他本人所主张的“不抵抗以及反对对日作战”亦遭到旅美中国学生和朋友的反对。而他之所以有此主张,从中国古代来看,是受墨子的“非攻”和老子的“不争”影响,就西方渊源看,则与基督教的“容忍原则”(胡适译为:“人家打你右颊,你所左颊再转过去让他打的原理”)以及英国作家诺曼·安吉尔和杜威的“建设性的新和平主义”、“新国际主义”的启发。

   此处胡适有一个微妙但重要的变化,即由纯粹的“不抵抗”到“建设性”地依靠法律和规则的转变。胡适说:“杜威和安吉尔二人都有助于在1915到1916年间新思想的成长。我也开始舍弃我原有的不抵抗哲学而接受一种有建设性的,有关力量和法律的新概念,认为法律是一种能使力量作更经济有效利用的说明书。”

   正像胡适1915年5月6日在等待袁世凯政府决定接受日本政府有关《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的前一天晚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一样,“九一八”事变亦使其纠结不已。因为彼时中国面临的情形让他的“建设性的”法律或规则的提倡变得难以让人接受。但切实地看,他反对对日作战,实出于无奈。他后来说,在1931-1937年的“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这个最大的不同即他所说的,“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导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结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有同样认知的,并非胡适一人,丁文江亦有相同的言论。但胡适“主和”虽出于理性的认知以及对于客观现实的理性考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尤小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胡适   国民党政府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29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8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