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尚才: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1945年以后的航行自由规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 次 更新时间:2019-01-01 22: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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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尚才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主流倾向是将规范的扩散与演化割裂开来加以研究,这使得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境地。通过引入议题身份概念,突出行为体能动性,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系统性解释。规范在扩散进程中的演化依赖于两个条件,行为体的认知偏好差异及其敏感性。议题身份决定了行为体的认知偏好与利益界定,认知偏好差异导致了对规范的差异性解读,而对规范变化引起的利益界定调整的高度敏感性则促使认知差异转变为认知竞争。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是通过行为体在双向说服过程中不断调整认知结构实现的,认知结构的妥协层次决定了规范的扩散—演化结果。1945年以后,海洋强国在推动传统航行自由规范向全球范围扩散时与第三世界国家基于主权规范确立起的认知发生了冲突,经过长期的双向说服并达成妥协之后规范实现了扩散,但是已然由倡导最大自由的强规范转变为有限度自由的弱规范。

   关 键 词:国际关系理论  规范扩散  规范演化  航行自由  海洋法会议

  

   规范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研究议题,学界先后对规范与认同、利益、行为之间的关系,规范自身的属性、产生、扩散及演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对规范本身的研究中,相关学者为简化分析难度纷纷采取“悬置”方法,规范的扩散与演化被分割开来,演化被视为扩散完成后的另一项进程。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对二者交叉性的忽视,即如何理解规范在扩散过程中发生的演化呢?人道主义干涉规范及1945年以后的航行自由等规范都在经验层面给出确定性回答。那么,为什么规范在扩散过程中会发生变化?规范在扩散过程中的演化遵循了什么样的机制?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并不能通过将扩散与演化机制简单叠加起来加以解释,相反需要确立起新的变量关系。

   本文认为,行为体能动性构成了规范在扩散进程中演化的解释基础。规范倡导者在推动规范扩散过程中会受到接受者的抵制和反向说服,表现为不同规范或对同一规范不同理解之间的相互竞争,而认知联盟会加剧这一态势。行为体能动性源于议题身份决定的行为体认知结构差异及其对规范引起的利益界定调整的敏感程度。基于对规范的不同理解,高度敏感性会促使行为体积极争取自己认知的适当性。在双向说服过程中,双方的认知发生妥协,利益界定的变化逆向建构了规范内容。调整后的规范实现了双向扩散,规范接受者接受了新规范,倡导者则对其进行了重新内化。

   本文采用过程追踪方法分析航行自由规范在1945年以后的扩散与演化过程,选择该案例主要出于下述考虑。首先,航行自由规范在扩散之前已经有了明确界定,通过比较可以直观理解其发生的变化;其次,航行自由规范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实现了制度化,可以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加以分析;第三,案例中互动各方都表现出了积极的能动性,避免了传统研究存在的“好规范偏见”(The nice norms bias)。

   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梳理了关于规范扩散和演化的既有解释,指出“悬置”方法导致对行为体能动性的忽视以及对扩散进程中规范演化研究的缺失;第二部分提出本文的解释框架,从议题身份出发界定认知竞争的生成条件,借助双向说服机制阐释了认知结构调整与扩散—演化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依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记录等资料对1945年以后航行自由规范的扩散—演化过程展开过程追踪,从经验层次对本文提出的解释框架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结论并对不对称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如何推动认知妥协、促进规范扩散做出回答。

  

一、关于规范扩散与演化的传统解释及其局限

  

   规范研究主要存在于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文献当中。规范是英国学派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在国际关系理论“经济转向”之后依然如此,这成为后来出现“观念转向”以及建构主义兴起的基础。①“国际社会”概念蕴含着规范内涵,连带主义者更是将其置于突出位置。②然而,受本体论和认识论限制,英国学派并未对社会化机制及其终点形成理论化描述。③相关研究大致概括如下:一是“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规范扩散。国际社会由欧洲向世界范围拓展,欧洲的制度、规范等处于优势地位,非西方世界主动融入或被强制同化;二是强调规范的作用,但忽视规范自身的演化问题。如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国际社会观存在冲突,所以,中国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这种静态理论忽视了观念在碰撞—妥协进程中发生演化的可能。④英国学派的原初界定奠定了后续研究的基础,但也成为长期难以跨越的藩篱。建构主义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更为系统的研究,下文将着重对建构主义相关解释及其局限性做出阐释。

   (一)规范扩散与演化的“悬置”解释

   建构主义将规范界定为共有信念、文化或者行为体共同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⑤早期研究将规范作为自变量,认为规范具有“建构性”效应(constitutive effects)和“管制性”效应(regulative effects),通过塑造身份和认同来影响行为体的利益界定与行为。⑥近期研究将规范作为因变量,探索规范自身的属性、演化等。建构主义的主流研究将规范的扩散与演化视为两个独立议题,这尤其体现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教授的著作当中。⑦

   规范扩散的广义界定同时包含适用范围与内化程度两个维度的变化;狭义定义则是指规范获得关键行为体支持,即达到“倾斜点”(tipping point)之后,与“内化”开始之前的阶段。⑧规范扩散是一个有主体的单向推进过程,倡导者处于关键地位,它可以是个人、国家或国际组织。⑨倡导者通过“教学”与“说服”等机制传播新的价值取向,规范接受者或是出于获得合法性和避免“伙伴压力”等原因主动学习、模仿新规范,或是在强制压力下被动接受新规范。相关研究具体集中于下述方面。首先,影响规范扩散的因素,包括:(1)规范结构。新规范的扩散会受到规范网络中其他规范的支持或削弱。⑩(2)规范的形式(清晰程度)、内容及时间等。规范的形式越清晰、内容与人道主义等价值观念越契合等,越容易实现扩散。(11)(3)国内结构(国内的制度、利益和规范等)。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开放程度、国内利益分配以及与国内规范的匹配程度都影响到规范的传播。(12)其次,规范扩散的各种机制,如“教学”“说服”及“模仿”等。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国际研究学院杰弗里·切克尔(Jeffrey T.Checkel)教授对此做了经典性总结,提出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扩散机制及其条件范围。(13)

   从结构出发确立起的扩散模型忽视了行为体能动性的作用,社会化进程完全以倡导者偏好为导向。这里暗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即历史发展是单线式的,模仿西方是其他地区的唯一积极选择。(14)然而,规范接受者并非任由倡导者“绘画”的“白纸”,决策者个体因素及行为体议题身份塑造了接受者的偏好和利益界定。(15)与此同时,认知联盟与“团结外交”(solidarity diplomacy)的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接受者的参与能力,这二者的结合意味着“教学”过程并不必然由“教师”主导。例如,政治觉醒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组成集团在国际组织中投票,20世纪被视为欧洲的最后一个世纪。(16)对行为体能动性的忽视导致了对规范演化的忽视,因为接受者会被社会化为新的倡导者,规范自身则不变。然而,许多规范正是在扩散过程中出现了内容和属性的变化。传统研究揭示了规范强弱差异的现实与衡量指标,却难以回答强弱转变的根源、机制等问题。(17)

   规范演化构成了规范自身变化的第二个维度,建构主义围绕演化过程、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等内容,论述了三类变化。首先,规范内容的变化。一些学者曾批评传统研究将规范演化界定为规范扩散,忽视了规范自身内涵的变化。(18)这一批判反证了此类研究的重要性,但批判本身并不准确,玛莎·费丽莫等人已经做出了探索(19);其次,规范属性的变化,即正向演化(进化)与逆向演化(退化)。(20)加拿大学者麦基翁(Ryder McKeown)认为传统研究存在“好规范偏见”与忽视国内进程等问题,规范作为人为构建的机制具有非恒久性,会出现被挑战以及衰退的现象(21);再次,规范整体的变化。在规范竞争过程当中,一些规范击败或取代另一些规范获得主导地位的动力、原因、类型、机制、条件以及结果等。(22)由上述研究可知,规范结构与行为体能动性都被用来解释规范演化,但关于能动性的认识仍然过于狭隘。规范接受者既可能被动抵制规范扩散,也可能积极参与并宣扬自己的主张。此外,三类规范演化之间的相关性难以得到充分解释,即一类演化是否会以及如何转变为另一类演化。

   总体上,上述研究采用的是将问题分割后单独对某一子问题加以研究并对子问题之间相关性进行主观回避的“悬置”方法,这种方法虽然能够促进知识的积累,但最终会造成对事物本质的歪曲理解。(23)规范在扩散进程中演化并不能通过分别解释扩散与演化来回答,它的生成机制也并不是扩散机制与演化机制的简单叠加。解释该现象需要确立起新的变量关系,而行为体能动性则是将二者统合于单一进程的关键节点。

   (二)关于规范扩散与演化相关性的“第三类研究”

   “第三类研究”以扩散与演化的相关性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起点是被主流研究所忽视的行为体能动性。切克尔提出“文化匹配”是决定国际规范能否成功扩散的关键因素,而在逻辑上与“文化匹配”相关联的正是行为体能动性。(24)主流研究最忽视的问题正是此类研究开始的地方,接受者的能动性成了最初的研究重点。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强调地区结构对国际规范的框定与重构,提出了“本土化”问题,从国际组织学习及本土背景构成地区规范的两种来源。(25)与主流研究注意到的被动、消极能动性不同,学者们呼吁破除结构预设和重视规范竞争,关注被传统研究忽视的边缘大国、小行为体如何参与构建国际制度。(26)这种积极能动性的提出标志着研究走向深入,但是一个更需警惕的问题是在强调接受者能动性的同时避免对倡导者作用的忽视,否则极易沦为单向扩散模式的接受者翻版。行为体能动性研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扩散与演化相关性的提出,如阿查亚指出规范发展是非线性的,扩员等因素会对规范本身产生影响。(27)然而,相关学者未能在行为体能动性与扩散演化的交叉性之间确立起可靠的解释机制,转而尝试直接在扩散与演化之间建构起因果关系。不幸的是,这样的因果解释机制并不可靠。扩散带来的新成员可能遵守也可能违背规范,因而,扩员既可能增强也可能是破坏规范的权威性;而且,这种解释机制还存在循环论证的危险。规范传播过程也是相互建构的过程,规范在扩散过程中调整,并通过调整实现扩散。(28)

其他学者做了进一步的探索,他们从行为体能动性寻找解释扩散与演化相关性的答案。有学者提出了“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问题,即规范在国家和区域层次会被解构或重构,然后反馈至全球话语当中。(29)一些学者将规范接受者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进程界定为“双向社会化”,如中国在被国际制度社会化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国际社会的变革。(30)其他学者则直接以规范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异为研究对象,关注行为体话语交锋在规范演进中的影响,并将框定竞争视为塑造规范演进轨迹的重要机制。(31)这些研究提供了一种较为可靠的解释路径,但一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例如,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框定?面对众多的、内容相互对立的规范,人们是如何在这些相互对立的规范之间进行选择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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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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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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