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19-01-01 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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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  

  

   古代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交融最耀眼的舞台,它浓缩了亚欧大陆漫长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演进,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与交融。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商品互通、文化交汇、文明包容、人文交流、科技互动,沿线各国人民共同谱写了经济互利、人文互启的伟大的史诗乐章。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

   古代丝绸之路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共同绘就了人类文明繁荣的壮丽篇章。古代丝绸之路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典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古代丝绸之路开创性地打通东西方大通道,首次构建起世界交通线路大网络。古代丝绸之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堪称世界道路交通史上的奇迹。大大小小、难以胜数的中外交通线路,构成古代丝绸之路的“血脉经络”,构筑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建构了古代东西方世界相互连通的交通网络,成为亚欧大陆之间最为便捷的通道。

   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古代伊朗)崛起,成为横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为三大洲道路连接提供了条件。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东征,贯穿东西的交通线得以连通,由欧洲、中亚进入我国中原的交通线也畅通起来。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正式贯通了中原至西域的通道。公元73年,班超前往西域,之后甘英奉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由此打通了由西域至条支(在今伊朗一带)和安息(西亚古国,领有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并抵达波斯湾沿岸的道路。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开始出现。西汉中叶,汉武帝遣使远航,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

   有人把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划分为西北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东北亚丝绸之路,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划分为东洋航线、南洋航线和西洋航线,但事实上,古代陆地和海上通道远比这些要多。众多的通道使得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东西方使节、商队、僧侣、学者、工匠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沿线国家商贸与人文交流的半径由此被大大扩展,贸易市场半径由此被大大拓宽。唐朝宰相贾耽记载了唐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之间的“安西入西域道”和“广州通海夷道”,同一时期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记载了连接阿拉伯世界与我国的“呼罗珊大道”。中外文献对丝绸之路相向而行的记载彼此呼应,表明丝绸之路不仅通衢广陌,并且是最具活力的国际贸易走廊。道路的互联互通,既是古代丝绸之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前提,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最突出的标志。

   古代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大流通,率先实现了东西方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生命线,通过丝绸之路,我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输出到沿线国家;来自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珠宝、药材、香料以及葡萄、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等各类农作物络绎不绝进入我国。

   丝绸是沿线国家商品交易中最主要的高档货物。原产于我国的丝绸,在古代西方国家十分名贵。在古希腊购丝绸、穿丝绸成为富有和地位的象征,甚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和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像等身上都穿着透明的中国丝织长袍。安敦尼执政时期,中国丝绸几经转手到了罗马,已是贵若黄金。在阿赫门王朝时期,丝绸产品和生丝是波斯与中国商人交易的大宗商品,波斯人采用萨珊传统纺织方式进行再加工,赋予中国丝绸新的活力。在中亚,索格底亚那(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人精通丝绸贸易,公元4世纪时,我国长安等地集聚着不少以经营丝绸为主的索格底亚那商人。为了争夺对中国丝绸贸易之利,公元571年拜占庭联合突厥与波斯发生了一场长达20年之久的“丝绸之战”。

   公元5世纪前后,我国茶叶通过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陆续传入南亚、中亚、西亚,15世纪一经传入即迅速风靡整个欧洲。茶叶贸易使沿线国家的贸易收入大幅增加,带动了沿线经济的繁荣及相关行业的突飞猛进,转口贸易也随之长足发展。茶叶改变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茶叶贸易影响了中世纪欧洲的资本和经济体系。17世纪以前,中亚和欧洲人日常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器、木器和金银器。随着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西方不仅激起了一股“中国热”,而且掀起了一场日用品革命,欧洲制瓷业兴起,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发生重大变革。

   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交互传播,广泛而又深刻地推动了沿线国家生产进步乃至社会变革。丝绸之路是我国与沿线各国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之前,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炼铁术等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相继传入西方,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因素。

   我国古代造纸术大约从公元4世纪起传入朝鲜和日本,公元8世纪传入中亚、北非和欧洲。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中被大食俘虏的唐朝士兵不少擅长造纸,大食依靠他们在撒马尔罕开办了造纸厂,“撒马尔罕纸”以其精美适用而闻名遐迩。8世纪末,阿拔斯王朝先后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办造纸厂,大马士革一度成为欧洲用纸的主产地,造纸技术又传到埃及、摩洛哥。随着12世纪西班牙、法国出现造纸作坊,中国造纸术席卷意大利、德国、英国。

   我国古代印刷术是沿丝绸之路西传的又一重要技术。早在公元7世纪我国就发明雕版印刷,在吐鲁番、敦煌等地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北宋时期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不久,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至13世纪,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将这一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登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欧洲第一家印刷厂在意大利设立,印刷技术迅速传遍整个欧洲。

   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盛赞中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他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页)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三大发明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事实上,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为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古代丝绸之路助推了多样性文化交流,是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相互浸染、相互包容的重要纽带。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文明之路,丝绸之路横跨亚欧非数十国,把中华、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及希腊、罗马等各古老文明联结了起来、交融了起来。

   东西方文化交流遍及音乐歌舞、天文历算、文学语言、服装服饰、生活习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民乐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通过与当地音乐形式、演奏技巧的有机融合,不仅成为沿线国家民族化、地域化的代表和标志,而且深深地镌刻在了沿线各国各民族文学、戏曲、歌舞伴奏、民间生活等各个方面。被称为“民乐之王”的琵琶,在南北朝时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经由西域传入我国,不仅在隋唐成为九部、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而且造就了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等多个琵琶流派,以及《塞上曲》、《夕阳箫鼓》、《十面埋伏》等传世名曲,白居易、元稹、苏轼等文人墨客都留下了咏叹琵琶的流芳千古的诗词歌赋。在唐代,琵琶从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从我国传入日本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品。

   曾经活跃在丝路之上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历史无法一一记录他们的名字,但仍然有不少文化使者名垂千古。公元627年,玄奘历时17年西行5万里,游历110余国,带回657部佛经,翻译经论75部,堪称继承印度正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公元753年,六次东渡终获成功的鉴真,在日本弘传佛法,开创门派,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经中东远道而来,历时4年多,于1275年到达元大都。他在我国游历17年后写下《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古老中国的热烈向往。14世纪初,阿拉伯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从非洲之角摩洛哥来到我国,书写了中阿文化交流新篇章。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扬帆9万里,足迹遍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中华文明远播四海。

   早在公元1世纪初,儒学已传入朝鲜,《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成为朝鲜人的经典读物。5世纪以前,儒学经朝鲜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到日本的儒家学者。隋唐时期,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学习中国文化,回国后他们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和草书,创造了日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而儒家文化随之普及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

   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互动,与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相伴始终,丝绸之路在把多种文化、多种文明紧紧连接起来的同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丝路文化和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不朽贡献。

  

   二、古代丝绸之路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启示

   虽然古代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起有伏,但通过贯穿东西方的陆海通道,最终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多元文化大交融,这是不争的事实。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史,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经济社会的繁荣是基本动因。经济繁荣是国运昌盛的缩影,是古代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兴盛之时大都是古代中国最强盛之时。从汉唐到宋元,从明代到清中叶,我国综合国力强盛,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

   两汉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铁器与牛耕普遍使用,水利设施大量兴修;冶铁、铸铜、煮盐、纺织和漆器业兴起。官铸五铢钱的通用,为商业注入活力,使商品交换从以物易物转型为物币交换,带动了长安、洛阳、邯郸等商业性都会的兴旺。都城长安九市中以东、西二市最大,尤以东市最繁华,市内商贩云集,商铺林立,各类货物琳琅满目。

   唐代经济社会空前繁荣。公元628年唐朝完成统一后,兴建大型水利工程160多项。以曲辕犁和筒车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广泛使用,促使农业蒸蒸日上,到公元749年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丝织业、造船业以及以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为代表的陶瓷业异常发达。柜坊和飞钱的出现,使商业贸易和资本流通更加便利。长安城繁花似锦,整座城市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

   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我国成为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引领者。而古代丝绸之路聚合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产业、资源配置,成为各方利益交汇的经济走廊。历史表明,经济的进步和繁荣既是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也是丝绸之路持久兴旺的动力源泉。

   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进一步强盛。历史新起点,带来发展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乘国家改革开放之势而上,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势而为,为我国更好、更持续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开辟了崭新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沿线各国无一例外地面临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多层面宽领域国际合作的愿望和诉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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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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