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宋文化的定位与争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23: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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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  

  

   宋代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曾是早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热门的话题,近来仍有不少继声,甚至衍生出“宋代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厓山之后无中华”之类话题。

   最近,罗小虎专访余英时还特别提到这个问题,说:“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主张清学为宋明理学的一个发展,冯友兰也与钱说大致相近。而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又说,‘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己’。可见钱穆先生和陈寅恪先生都致力于建立新宋学”。一一显然,这个话题目前仍有“当代性”。

  

  

   当年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特有会心,或许受了王国维影响,或至少两君在此意见一致。

   王氏在《宋代之金石学》中列举了宋代在文化创造上的种种傲人的业绩,然后写道:“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第七○页)。

   陈寅恪则早在一九一九年留学美国哈佛时,就驳斥过一般人认为宋代是“衰世”的看法,说:“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阿奎纳,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吴宓日记》第二册,第一○二~一○三页)。

   到了一九四三年作〈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时,他又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金明馆丛稿二编》,二四五页)。认为:

   (一)赵宋文化乃是华夏民族文化发展的最高成果,处于无可置疑的顶峰地位;

   (二)赵宋文化又是今后我国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今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到了晚年,一九六四年,他仍然坚持:“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天水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第一六二页)。

   王水照〈陈寅恪先生的宋代观〉一文,认为陈氏如此推崇宋代,是因为“宋代文化正是最充分体现了他的『中体西用』、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文化理念;独立自由的治学宗旨;以及崇尚志节的文人品格的一种文化类型”(二○○一年三月,中国文化,十七、十八期合刊)。

   所谓中体西用、中国文化本位,是说陈氏认为宋人吸收了佛老而又不失中国之本位。此种成就,足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面对西方文化之参考。所谓宋代有自由治学精神,是说宋人能突破汉学“传不破经”之戒律,以己意说经。所谓宋人具气节,则是他对宋代知识分子的评价。

   这三点,我都很不同意。

   一、宋人尚气节,固多例证,但相反之例,同样也不少。若说整个时代均以气节相尚,则两宋又未必比得上东汉。以此推崇宋人,令人不明所以。何况宋代党争攻伐之烈,几无是非可说。士大夫知识分子之行事与气量,有待改善之处,恐怕还不少。

   二、汉儒说经,乃至六朝隋唐义疏,“传不破经”云云,本来就是后人之误解,从来没这回事儿(详见龚鹏程《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一九七九,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古人既无此戒律,宋人又如何打破它?且宋人之以已意说经,非打破传统,乃是另造了一个传统,故伊洛渊源、道统传承,门户未必不较汉儒之讲家法师法者更为森严。再者,元祐有党人之碑、理学遭伪学之禁,学术自由之环境也是谈不上的。

   三、至于说吸收佛老而不失本位,陈寅恪屡屡言之。其实先生之长唯在考证,对此思想之大势,并不能掌握,所以谈来颇为粗疏亦多错误。

   老庄甚或道教,根本不是外来文化,怎能与佛教混为一谈?可是先生一再混言,说:“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之类荒谬的话,并以此为吸收外来文化之证。

   关于佛教,则说宋人“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吴宓日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可是宋人到底吸收了什么佛教义理之精萃呢?三法印?四圣谛?十二因缘?缘起性空?诸法唯识?业力流传?止观?法界观?一念无明法性心?宋人注四书五经时,用了哪一项?以上哪一点已与儒教宗传合而为一?

   这是不懂佛教义理的人,看到佛家讲心讲性,宋儒也讲心讲性,就以为宋人是援佛入儒、吸收异教。实则全是胡扯。何况,佛教中国化,由南北朝到宋代,经历了七八百年,其儒家化多么严重!现在倒过来说儒家偷了佛教的东西,岂非盗诬主人?

   再说,宋儒之学,重在四书,对五经注解本来就不多,注五经时又用了什么佛理?

   换言之,推崇宋代文化者,近人以陈寅恪先生最为知名、最具代表性。但尊之不以其道。所推崇的理由,全非宋代文化之真相貌与真精神。

  

  

   陈寅恪之外,另一种宋代文化观,是胡适提出的。

   胡先生在其英文专著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中指出:中国唐代以后、五四运动以前,已发生过四次文艺复兴:禅宗的产生,代表中国文化第一次复兴。宋代新儒学以世俗哲学取代中世纪宗教,可看成是第二次文艺复兴。明代戏曲与章回小说兴起,对爱情与人间生活乐趣坦然颂扬,可称为第三次文艺复兴。清代朴学对理学反抗,在文献研究上带来重视证据的新方法,是第四次文艺复兴。

   其中,大可注意的,是程朱格物穷理的哲学精神,发展出了“可行的科学方法”。在价值系统上,他们有着与近代西方科学同样的怀疑精神,只服从证据而不轻信权威;在方法上,他们要求每个理论、每个语言学的观点、每段历史陈述都要有事实依据。

   故经宋代文艺复兴之后,中国在宋以后八百年的历史中,确实已养成了一种“科学传统”。未来年轻一代,只要吸收西方理论、养成实验习惯、掌握运用精密仪器的技巧,摆脱古老习惯的无意义的抵制,科学文明就能在中国传统文明上继续生长。因为,科学即“系统的知识”,原是中国格物穷理思想的合理发展﹝Hu Shih. The Chinese Renaissance:The Haskell Lectures 1933(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 Chapter 3.﹞

   宋代文艺复兴之前,禅宗的文艺复兴,据胡适看,则是中国思想对印度思想的革命。犹如基督新教对原先天主教的革命,废弃了一切仪式、礼拜、忏悔、念经、念佛、寺观、佛像、僧侣、戒律等。但如此还不够。南宗禅更进一步,连禅定也废除了:“当日南北之争,根本之点只是北宗重行,而南宗重知。北宗重在由定发慧,而南宗则重在以慧摄定。故慧能、神会虽都说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此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绝大解放。禅学本已扫除了一切文字障和仪式障,然而还有个禅定在。直到南宗出来,连禅定也一扫而空,那才是彻底的解放了”(〈荷泽大师神会传〉,《作品集》一六,页一三五)。

   案:如此论唐宋,真是齐东野语。以慧为知、以定为行,已是大误;谓南宗以慧摄定便是不坐禅、不要禅定,更是笑话。胡适研究过禅宗史,竟对禅宗如此隔膜,不知禅宗仍有丛林、仍有寺庙、仍有戒律、仍有清规、仍有礼拜、仍有忏侮、仍有仪式、仍有经典、仍立文字,实堪骇叹。

   他对宋代文化的评价,也同样是河汉其谈。宋人之格物致知,根本不是科学实证的方法,所以伊川尝言:“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已收其心而不放也”(《遗书》,二五)“格物穷理,非是要穷尽天下之物,但于一事物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如言孝,其所以孝者如何”(十五),“或问:进修之术何先?曰: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十八)。

   格物,是为了致知。知什么呢?知万物之理。穷理,乃能尽性。故格物致知,是心性修养上的工夫。伊川释格“物之物”,举“孝”为说,即是此意。《遗书》卷十八又云:“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查之于身,其得尤切”,此与卷七说:“致知,但止于至善。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不须外面。只务观物理,汎然正如游骑无所归也”,都显示格物之物,不应从外在实际存在的客观物上去求,而是道德修养上的问题(详龚鹏程〈理性与非理性:论近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收入一九九○,东大图书公司,《近代思想史散论》)。

   因此,胡适所推崇的宋代文化,也非宋代之真面貌真精神。

  

  

   第三种宋代观,则是日本人内藤湖南所提出来的。

   据王水照的看法,陈寅恪的宋文化观可能与内藤湖南有关。内藤于一九二二年发表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陈氏是否读过内藤氏此文,现已无资料查证;但他看过内藤氏的《蒙古开国之传说》则是可以断言的。因陈氏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文中曾引用过。《蒙古开国之传说》原载于一九一三年《艺文》第四年第一二号,但陈氏所见者为一九二九年日本弘文堂出版的内藤氏史论集《读史丛录》。〈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是内藤氏的一篇影响极其广泛的著名论文,初刊于一九二二年《历史与地理》九卷五号,后收入内藤氏的另一史论集《东洋文化史研究》,此集与《读史丛录》是前后相衔的。种种迹象表明陈寅恪极有可能看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见前引文)。

   内藤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甚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陈寅恪则并未使用唐宋对比的方式来论宋文化,也未界定宋文化为“近世”。故陈氏虽可能看过内藤此文,要说曾受其影响则甚为牵强。

   内藤之说,在日本史学界被归为京都学派,另有东京历史研究会反对其说,认为宋代并非近世,而是中古。两派争闹,已近百年,其是非非本文所能遽断。但我以为这种唐宋对比的论述型态、将唐宋之交视为中国历史分期之关键时刻的做法,不仅较胡适、陈寅恪之宋代文化观更能掌握宋文化之面貌,分期法本身也更具方法学之意涵。

   我自己对宋文化的研究亦即采此进路,而加以变通发展。不但想为宋文化在中国史上的地位重做厘定,也想把这种研究当成一种方法来运用。我另有〈唐宋文化变迁〉一文,载《年报:一九九九龚鹏程学思报告》,集中讨论此种唐宋文化变革之研究,说明其理据及其可能的进展,请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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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龚鹏程大学堂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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