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 我在杭州大学的教学生涯

——纪念杭大新闻系创办六十周年的访谈记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3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23: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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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若 (进入专栏)  

  

   【按:浙江大学传媒和国际文化学院,为纪念其前身杭州大学新闻系创办六十周年,邀约十多位教师和有关人士,口述所知道的该系历史情况,汇编出版了《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口述史》。该书由何扬鸣教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2018年又经补充修订、刊发于浙江大学传媒学院的微信公众号。本人应约接受了前后两次访谈,下面是经我重新校阅修订后的访谈记录,现作为最后文本刊发于此】

  

   何:我们杭大新闻系是1988年正式恢复的,请你谈谈你所知道的情况,好吗?

  

   张:好的。上世纪50年代,全国只有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两所大学设有新闻系,因为1952年全国实行院系大调整,颇有历史的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都被停办了。前者,改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后来并入了1955年设立的人民大学;后者,并入了1929年创立的复旦大学新闻系。

   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教育系统也要大干快上,于是杭州大学、南京大学、江西大学等地方院校也纷纷办起了新闻系。据我所知,当时复旦大学就有三位教师被调到杭州大学支援建系工作,他们是胡其安(副教授)、朱振华(讲师)、陈裕祥(助教),另外分配来新闻系应届毕业生华祝考、丁沂(女)两人。

   1958年以后不久,大跃进出了问题,还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和整顿的方针,许多建设项目纷纷下马,教育战线也大规模收缩和精简。杭州大学的新闻系因此也在1961年停办。

   “文革”结束以后,全面拨乱反正,新时期开始,整个国家把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这个情况下,杭州大学就同南京大学、江西大学一样,重新把新闻系恢复起来。当然这里有一个过程。一般先是在中文系里设立新闻专业,我们杭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是由俞月亭、邬武耀老师负责的。后来俞月亭调去福建电视台任台长去了,张大芝老师接替他的职务,这时就在酝酿恢复新闻系,并着手积极筹备。所以,杭大新闻系的上马、下马和复办,都要放在全国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待。

  

   何:你刚才提到,杭大新闻系建系的时候,复旦新闻系来了五个人支援我们。你也是复旦新闻系出来的,你对这五位老师熟悉吗?

  

   张:是的,这五位老师我都认识,我一个一个地介绍一下。

   胡其安,当时是副教授。他是留英的政治学博士,1950年前后回国,在复旦大学任教,当时给新闻系开的是政治学概论,主要是讲国体、政体、法律等知识。我在复旦时他并不属于新闻系的编制。记得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新闻系教师思想改造活动时,新闻专业课的教师有王中、余家宏、赵敏恒、舒宗侨、曹亨闻、杜月村、朱振华、张四维,非专业课的老师有教文艺学的蒋孔扬、教教育学的曹孚,另外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望道也参加新闻系的学习。所以胡其安老师可能是1953年以后转入新闻系的。他是国际政治方面的专家,著作颇多,调到杭大新闻系来似乎并不对口,后来调到北京去做外事工作,担任过外交部某司司长,这也是顺利成章的事。当年他是青年才俊,很得学生尊敬,后来和我班女同学刘真芬结为伉俪。上世纪90年代移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任教。我2003年去美国时还同他通过电话。

   朱振华,当时是讲师,后改名正华。他40年代毕业于复旦新闻系,在校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常和时任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教授联系,所以他们之间比较熟悉。毕业以后长期在美国人创办、舒宗侨主编的上海《联合画报》社工作。上海解放后在其他报社工作过,后来任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主讲新闻编辑学,又任《复旦大学校刊》主编(当时的校刊还没有被党委接管,编辑完全自主的),所以他是新闻专业真正的行家。在复旦新闻系,他是和学生最为接近、交往最多的教师,他把许多热爱专业的学生吸收到校刊社来工作,我当时也正是在那里学到了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校对等等的实际操作本领。朱老师为人耿直,个性内向,不善交际,当年杭大新闻系下马就被送到浙江师范学院去,实在可惜。我调到杭大以后,他曾来我处做客小住。

   陈裕祥,当时是助教。他比我低一班,与丁淦林、陈韵昭、徐培汀等人同班,毕业后一起留校任助教的。留校任教,一般来说都是学业较好的,1958年调来支援杭大,应该是个新秀。但他的命运不如上述几位同班同学,后来不知怎么又调去上海,据说到某中学教书去了。

   1958届毕业生华祝考、丁沂。他俩都是调干生,所以届别虽晚,年龄不小。华祝考我本不认识,朱振华老师来杭州时,同他见过一面,知道他在中医学院编中医杂志,心想做这件事也不容易。丁沂是我同班同学夏鼎铭的夫人,他们是师生之恋,育有一子一女。她在杭大时间不长,大概想尽量离家近一点,就调到嘉兴去教中学了,“文革”以后调入复旦从事教学管理。我去复旦时总会去看望他们夫妇,很不幸她2016年患了绝症辞世了。

   以上是五位杭大新闻系的开拓者和初创者,如今除了华祝考外,都已作古,我这里对他们作些介绍,向这几位师友表示由衷的怀念,也希望在杭大新闻系的史册上记下他们的名字和简况。

  

   何:对,我们新闻系要永远记住他们。好,现在再来谈谈你,你是怎么想到要来杭州大学的呢?

  

   张:这也有个大的背景情况。我在1953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后来又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工作,说起来这是组织上经过再三挑选严格审查而后做出的决定。不过我这个人喜欢想问题,1957年中共开展整风运动,并且号召各界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可是,不久就来个反右,把许多积极提意见的人打成了右派。我就想不通了,在党的会议上汇报了我的想法。结果就被说成“为右派鸣冤叫屈”、是“右派的一丘之貉”。下乡“劳动改造”几年后,摘掉了“帽子”,又被发配到江西的中学教书。“文革”结束,1979年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我的事情也被“改正”了,说是“错划”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我并不指望有什么国家赔偿啊,精神抚慰啊,我只希望两点:一是回到我原来出生成长的地方,我祖籍江苏,我的父母亲人都在上海,他们已经年迈,需要我的照顾;二是回归我的专业,让我学以致用。

   1979年平反时,我已经在江西财经学院(现江西财经大学)教英语。我给上海原单位的领导提出,我并不指望回归原来的单位,我只要求把我收回上海,工作问题我自己会想办法。因为那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也急需补充力量,曾经被错划为右派的王中教授,已经回到新闻系重新担任系主任,我的老师余家宏教授是王中的助手,我的同班同学夏鼎铭、葛迟胤,低一班的同学丁淦林、陈韵昭、徐培汀等人都在母系任教,他们对我的人品和学识十分了解。余家宏教授明确说,只要你原单位把你调进上海,来复旦工作没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户籍问题是调动的最大障碍,有些上海急需的人才就是因为户口问题解决不了,因而调不进来。作为原单位,既然承认右派划错了,那么,从道理上讲应该全力解决这个问题,把错误发配出去的人收回来。可是,迁延多时,毫无进展,原单位最后说:上海户口问题太紧张了,几十万知识青年都要回来,实在没办法。而且后来中央也强调平反对象尽量就地安排,于是原单位也就一推了之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把目标转向南京或杭州。南京大学新闻专业有个女老师负责该系的复办筹备工作,我在某次开会时认识了她,她很想把我调过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郑旷也热情帮我推荐,但是以后听说也是卡在户口问题上。后来老同学夏鼎铭帮我出主意,并陪我去请王中教授助我一臂之力,因为王中在江浙新闻界不乏熟人。一打听,他正好有个山东《大众日报》的老战友于冠西,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王中教授二话没说,当即给我写了个便函,让我去找于部长。

   我在杭州竹竿巷77号一座小楼里,见到了于冠西部长。这是个很清静素雅的住处,一进门就感到主人是个文人。于部长很热情,说王中是他在山东《大众日报》时的同事,是他的老大哥。他答应给杭州大学的黄逸宾书记打个电话,谈谈这件事,只要他们确有需要就好办。但是他没有给我写什么条子,我也没有要他写什么书面的东西。过了几天,我直接去找了这个书记。他说:“对这个事情要研究研究。”

   当时,我已知道系友俞月亭正在主持新闻专业的工作,他比我晚几届,相互之间原来并不认识。但是经人介绍,大家一见如故,我同他谈了想要调来杭大的事情。他很热心,答应通过中文系领导向学校党委提出,我们新闻专业需要这样的人来任教。不过,一直到秋季开学后,才接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上告诉我,党委书记黄逸宾竟然以年龄为借口,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说什么:快50的人了,调进来还能干几年?老俞愤愤然地写道,此人60多了,还不想退位,人家还没到50,就嫌老了,岂有此理! ……这件事情就这样搁下来了。

  

王中教授亲笔推荐信

  

   何:那么,你后来怎么终于有缘杭大的呢?

  

   张:说来话长,不过也算是一种缘分吧。我当时回江浙地区有困难,就先在江西归队,从江西财经学院调到了江西大学新闻系。在那里教外国新闻事业史、传播学和新闻英语。江西大学新闻系也是“文革”后恢复的,上述课程都是“文革”后新开设的,根本没有人教,而我在这方面有些基础,也乐意开拓和钻研,于是便接下了。

当时新闻教育界和全国文化界一样,摆脱了极“左”路线的桎梏,思想活跃,积极性高涨。新成立的新闻教育学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接连召开了几次研讨会,比如1985年的南京会议、1986年的成都会议等,几位新闻学界的泰斗如复旦大学的王中教授、人民大学的甘惜分教授、陕西社科院的何微教授等相继出席,和大家一起议论新闻教育和整个新闻事业的改革和走向。何微当时担任陕西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他有意南下开辟新的教育科研基地,一度同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商定,前往武大加强新闻系的力量、兴建新闻研究所、出版一套新闻学丛书。当时刘道玉在武汉大学有许多改革措施,比如实行学分制、分设必修课和选修课、学生入学后可以转系等,做出了很多成绩,得到学界的肯定和拥戴。大约在1986年,何微和当时还在西北大学任教的桑义燐老师正式调往武汉大学,何微还担任了武大新闻研究所的所长。但是,不久以后他们的计划有所改变。由于武大校领导的变动,刘道玉离开了武大,这就影响了他们原有抱负的施展,正好杭州大学有意复办新闻系,他们便同张大芝老师联系,准备转移到杭大来共同创业。我当时在江西大学新闻系任教,并担任新闻史论教研室主任,作为江西大学新闻系的代表参加过新闻教育界的上述一些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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