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刚: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命感——我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同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2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2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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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  

  

我的就学之路:从杭州西湖之畔到巴黎塞纳河左岸


   十年“文革”,损失大者,莫过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百废待兴的中国,恢复高考成为最为迫切的事情。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决定,高等院校停止推荐上大学,当年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春季与秋季连招两届学生,足见当时最高领导层对于人才的重视和渴求。1975年初我高中毕业,先后在农村、工厂锻炼已近三年,报名参加1977年的高考成为我自然的选择,但当时我的父亲身患绝症已经两年多,正在他工作的上海瑞金医院进行治疗,需要我陪护。在父亲的病房里边照顾他边开始我的高考复习。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非常不稳定,在这种压力下,我的复习也是断断续续,时常难以为继。1977年11月2日父亲还是离我们而去,极度的悲痛使我心灰意冷,我放弃了高考复习,高考于我一下子变得十分遥远。但是,时间总是能抚平一切,丧父的悲痛在一个多月后慢慢得以缓解,多年渴望的大学梦又重新燃起,我又果断地捡起复习书再次开始复习。

   当时全民崇尚自然科学,向科学进军、读理工科是青年学子的首选,但我情况特殊,时间又紧,觉得考理工科把握不大,而文科考试更注重于平时的阅读和积累,需要突进复习准备的内容相对少一些,权衡之下,我报考了文科(近年来经济学成为显学,入学分数线高于理工科,是始料未及的)。仓促之间,凭借平时喜欢阅读有所积累的底子,我终于顺利通过考试,榜上有名。1978年春天我有幸迈入杭州大学的校门,成为骄傲的“77级”,那年我20岁。

   大学四年之后,我被分配到一地级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工作分配还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考生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本科专业是经济学,但是法院以成立经济法庭为由,将我挖走。这一不按常规招人的行为,却又一次丰富了我的经历:两年法官生涯。1982年至1984年我国正好经历了“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我并没有去经济法庭,而是走马上任,成为刑庭的助理审判员,开始独立办理刑事审判案子。刑事审判工作对我来讲,不仅专业不对口,也发挥不了我的特长,因此我萌生了考研继续深造的念头。当时与我同窗四年的未婚妻毕业之后被分配在浙江省委工作,与她相聚是我1984年考研的重要动力。

   1984年我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开始硕士研究生学习,师从宋承先教授。当时的复旦大学经济系经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和多年建设,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聚集了一批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学科门类众多,人才培养不拘一格。我们学生戏称复旦经济学院是“寡头垄断”,而不像有些高校经济学院是“独家垄断”,往往在一名太师爷的根须上发展壮大,我们较少近亲繁殖的现象。“资本论”研究早年有漆琪生教授,后来有张薰华教授,他的《资本论解读》很具个人特色,一部《资本论》,由他的“圆圈的圆圈”框架来概括。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有蒋学模等教授,蒋先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发行数量之多、影响之广,是同时代其他政治经济学教材难以企及的。西方经济学方面有吴斐丹教授和宋承先教授。吴斐丹教授后面转到人口经济学方面,创办了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宋承先教授在文革最为艰难的时期,也没有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他跟踪现代经济学的前沿文献,尤其在经济增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福利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为我们学生开的专题课基本集中在这四个方面,他的研究生也大都在这四个领域选取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题目。更难能可贵的是,宋教授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他曾经写过一本《资本论解读(四)》,即对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经济学说史部分进行解读。除此之外,复旦大学还有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洪文达教授,货币银行学研究方面的陈观烈教授,他们也都各具风采,在各自的领域建树颇丰。

   1960年之后,在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基础上孕育出了其他经济学系科和研究所。如世界经济研究所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建立的,专注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鼎盛时期有100多位研究员。后来慢慢衍生出美国经济研究中心、欧共体经济研究中心、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结构。之后又陆续成立了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系。1985年在这些系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下属有经济学系,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系,世界经济研究所等,包括之后陆续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保险系和公共经济学系。我作为1984年进入复旦大学经济系的默默无闻的硕士研究生,20年之后,即2004年起执掌这个具有丰厚学术和文化底蕴的学院十余年,是我在学生时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1984年我在复旦经济学系这样一个学术氛围浓厚、人才辈出的地方开始我的西方经济学硕士阶段学习。我的本科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一部《资本论》带我进入经济学的研究和思考。《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其副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即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写成,总结了当时马克思能够接触到的主要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对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加图等重要经济思想家的学说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总结,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建剩余价值理论。

   大学本科期间,我较少读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而是反反复复地阅读《资本论》原著,可以说是《资本论》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并用《资本论》的方法去体悟各类社会现象。也是自1984年,我开始接触全新的西方经济学。那个时期我们学习经济学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因为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在国内还处于空白状态,而接触外国各种经典理论和前沿理论的机会又不多。我的大部分时间穿梭于复旦的教室、图书馆和资料室之间,中文书籍看得较少,而是阅读大量的英文原版著作。好在当时世界经济研究所书库和阅览室里有许多国外研究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赠送的图书。通过孜孜不倦地研读国内外各种经济学典籍,提出问题,不断地比对中国的经济现实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学习很有成效。

   在此期间,在茫茫的外文书海之中,一本由法国经济学家让·巴斯卡尔·贝纳西教授写的著作《市场非均衡经济学》深深地吸引了我。真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深感于这一理论对于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中国的深刻意义,我准备用西方非均衡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我在撰写硕士论文的同时,翻译了贝纳西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此书后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借此书的出版,我写信给贝纳西教授,一是请求他写个中文版序言,二是希望硕士毕业之后去法国学习,跟随他继续非均衡经济理论的学习。

   1987年我硕士毕业,当时的复旦经济学系领导希望我能留校工作,但考虑到我的夫人在杭州工作,将来调动方便,他建议我也可以考虑继续在复旦直升读博(正好我硕士阶段学习成绩符合直升博士的条件)。1987年硕士毕业后我就进入西方经济学博士阶段学习。1988年初,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伍贻康教授带队的代表团访问法国人文科学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接待他们的贝纳西教授和后来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吉尼翁教授向他们打听我的情况。代表团成员、精通法语的谢荣康教授回上海后专门约我去他宛平路的家,向我转达法国两位著名教授对我的关心,我听完欣喜无比:出国留学梦或许成真?

   1988年我争取到国家教委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名额,应贝纳西教授的邀请,负笈法国巴黎,注册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cole de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实际在巴黎最好的大学之一——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的“DELTA”经济研究所(即今天的“巴黎经济学院”)——工作。那里聚集了一批法国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除非均衡经济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贝纳西教授之外,还有后来撰写《21世纪资本论》的皮凯蒂的老师、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盖讷勒教授,后来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吉尼翁教授,法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马兰沃教授等。联合培养博士生计划只给我在巴黎一年的学习时间和经费,但是我十分珍惜这样的求学机会,渴望能够在巴黎完成博士学业。在贝纳西教授、布吉尼翁教授和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副主任让多夫人的帮助下,我终于拿到一份稳定的法国国家奖学金,使我能够安下心来专注于学问。

   我主攻方向仍然是非均衡经济学。改革开放之初,关于改革的参照模式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和经济学界也有很多探讨和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即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和匈牙利模式。1986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时洛阳纸贵、影响很大。书中“投资饥渴、扩张冲动、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等词语把当时的经济问题刻画得入木三分,一下就成了那个时代经济学界的流行语。这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供给不足、物质短缺?科尔奈继承了哈耶克的传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必然存在政府和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部分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最终导致供给扭曲和不足。这种解释的必然推论是,“短缺经济”是与公有制相联系的、根本的制度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基因缺陷,难以解决。但是,科尔奈的短缺经济理论更多地是一种特殊情况的研究,缺乏系统性论证,业缺乏对更多非均衡情况的考虑。对此,非瓦尔拉均衡的分析框架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广、也更好的分析视角。非均衡理论源于凯恩斯的《通论》,后经帕廷金、克洛尔、巴罗和格罗斯曼等人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相当的发展和影响。1980年代初,让·巴斯卡尔·贝纳西成为这个领域的集大成者,前文所说1987年我翻译的贝纳西教授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一书,正是这一学派经过近20年发展的集大成之作,1988年我赴法留学时也非常有幸在贝纳西等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和领会非瓦尔拉均衡分析的精髓。

   留学期间我意识到,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一直坚守着“假定所有的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的瓦尔拉模型”,但同时人们都不得不承认,非均衡是市场的常态现象。基于我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思考,感受到非均衡现象对于处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体系而言是长期存在的,中国经济中的许多价格曾经是固定的,失业状态和某些重要市场的短缺曾长期并存,而且在当时迅速展开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双轨制经济体系的推行使得非均衡的现象呈现出更加独有的特征。1993年,在贝纳西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我完成博士论文:《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论文答辩通过后我回到复旦大学,先后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复旦大学经济系工作。1994年,我出版了《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1997年本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我的治学之路: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升华为理论


   留学期间和回国伊始,我的脑袋里始终装着两本书:一本是西方经典的经济理论,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另一本是中国丰富的经济现实,融到血液里的、属于中国人的经验和感悟。五年求学,通过思学相长、融会贯通、上下求索的过程,我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应该能有助于理解中国问题、探索中国实践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感觉终于可以为国效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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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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