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刚: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命感——我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同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8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2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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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  
特别是小微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较困难,金融没有发挥应有的配置资源的功能,从而降低了配置效率。

   第四,受户籍制度、公共产品短缺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农村人口不能大规模转移进入城市,以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得到完全释放,而农业的现代化经营问题又尚未解决,使得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低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新空间被严重限制。

   第五,改革开放40年,政商关系日趋复杂。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农业和轻工业的产业特征相对简单,对制度的要求也低,企业家只要遵循“消费者是上帝”就可以了,全球产业链背景下的出口产品的生产,标准和规则由国际制定,也相对简单。过去四十年的改革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实验-推广,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一旦当经济发展到了本国房地产、重化工和金融等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对制度的要求提高,权利与市场的关系变得复杂,既得利益阶层迅速形成,以往的实验-推广模式越来越难,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要获得制度红利比过去更加困难。未来,我们既需要一定的“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的牵绊继续推进改革,又需要一定的制度灵活性保持地方改革的激励与勇气。

  

   3、资源错配、结构扭曲与金融体制改革研究(2008年至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增长速度逐渐下滑,宏观负债率不断上升,金融风险不断累积,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我对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思考和理解又有新的深化,更加关注全球经济非均衡之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分水岭。其实,在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上一轮高速增长时,许多矛盾已经显现,只不过被当时的高速增长所掩盖。在长期的供给侧因素方面,自从2004年起,中国就出现了“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开始显现,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一方面,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状态的分化拉大了国内收入差距,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消费不足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依靠出口消化,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1998年之后中国经济中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经济增长中的货币因素越来越重要,以至于M2占GDP的比重迅速超过200%。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资产负债扩张“挤入”或是“挤出”两个阶段的重要分界线。1998年房改之后,随着城市住房和土地价格的上升,基于房产和土地抵押的资产负债扩张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发展的核心动力,资产负债扩张对实体经济主要发挥“挤入效应”。在融资需求受限情况下,资产价格的提升,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资产泡沫可以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入效应。但是2008年后,为应对经济增速下滑推出的包括4万亿计划在内的一系列货币与财政刺激方案,使得总需求越来越依赖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投资,制造业发展的动力不再。资产负债的持续扩张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挤出效应。金融扩张单兵突进,但是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和金融监管体系建设滞后,造成各种金融乱象,金融资源被各类企业和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配置到投机领域,甚至传统的工业企业也将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作为自身利润的主要增长点。金融机构则纷纷减少商业贷款,以向房地产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表面高收益部门提供融资。而当运营现金流无法覆盖债务成本支出时,企业通过继续举新债以偿还旧债。不断累积的债务存量进一步增加偿债风险,导致金融体系融资减少和企业投资下降。

   由此可见,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中资产负债的发展是在经济结构扭曲和制造业投资下降的情况下展开的,房地产业通过泡沫化成为支柱产业继续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在房地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土地财政为基础、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为杠杆,尤其以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影子银行,为逃避金融监管,继续提升杠杆率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些投资项目的实施已经在金融领域积聚起巨大的金融风险。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金融风险的积累反映了很多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性问题: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软预算约束,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发展,国家隐性担保下的刚性兑付,这些因素导致债权融资市场价格信号混乱,投机部门对价格信号的不敏感。这时,单纯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无法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更为严重的是,在虚拟经济高度发展并回报率居高不下时,在一定时期内,泡沫可以继续自行发展和实现,虚拟经济吸纳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甚至将经济中的原本可以用于实体投资资金也转移到虚拟经济获取投机利润,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困难。这时,金融风险问题已经积累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否则将会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出路,一是继续的改革,向制度要红利;二是进一步对外开放,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冲破既得利益者的堡垒;三是充分打开需求侧的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在增长的过程中逐步消化过去10年积累的金融风险。

   我的这些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思考和观点,在发表于各类国内外经济学杂志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中均有体现,包括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十多篇论文和《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和《学术月刊》等杂志的百余篇论文,以及即将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资产负债扩张与实体经济增长》一书。2011年,我的研究成果《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轨经济问题探索》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此外还出版了《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2014)等几部英文著作和几篇英文的论文。

  

胸怀天下:与时代共命运,同呼吸


   我1994年成为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1997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我自己还是研究生期间,就开始在复旦参加宏微观经济学的讲授,1993年回国之后,每学期都上课,从未间断。我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先后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中级和高级宏观经济学、失业经济学和非均衡经济学等课程,主编出版了《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多本教材。所独立承担的宏观经济学系列课程获得了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精品课程奖,所领衔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06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名师”,2007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我在复旦经济学院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工作人员迄今大概有百名之多,很多学生也是我多年研究工作的合作者,他们很多人在学术上已经超越我,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看到他们活跃在国内外各个领域的工作岗位上,倍感欣慰!在科研和教学之外,也担任多年系和学院的行政工作:1999-2003年担任复旦经济学系系主任,2004-2015年担任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在经济学教学和行政工作中,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变、经济学科和经济学人才队伍的建设,自然也积累了很多想法,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

   另外,为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决策咨询工作也是我们这一代学者所义不容辞的工作,我曾经担任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决策咨询专家,目前担任上海市决策咨询专家,福建省政府的顾问,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将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等研究所得,向政府和社会建言献策,是我们十分高兴做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在决策咨询活动中,获得大量来自实践的信息和想法,理论联系实际,也大大深化了我们的研究工作。非常荣幸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我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这是对我多年研究工作的最大奖励!

   从接受教育的角度看,我们这一代人既是不幸的,又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在文革大革命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也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中小学的学业。中学毕业以后去了工厂和农村,知道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农民的艰辛。经济学需要有使命感和现实感。工厂和农村的劳动锻炼,尽管十分艰苦,但是,对于我们日后研究经济学是有好处的。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大学应该首先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通识教育就是通过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告诉学生,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将来人类将走向何处,在关怀人类命运的大前提下做好自己的专业。

   简而言之,“天下意识”是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更何况经济学家。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通识教育是从农村和工厂所经历的苦难中获得的,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远胜过于对自己个人问题的关心,这也是我们对于经济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持续的动力。同样地,作为经济学人,我们也是不幸的,因为我们是中国经济学发展非常封闭和落后的时代开始接受经济学,经济学的基础训练相当地不足。

   但是,同时我们又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跟随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一同前进,亲自参与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过程。并且进入今天看来已日益成为显学的经济学领域。一部《资本论》让我们感受到经济理论的逻辑之美,硕士研究生阶段我开始接触到现代经济学。作为一位处于中国经济学转轨和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学者,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不足,经济学在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又是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的,因为我们经历了中国经济的转轨和中国经济学的进步。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设置实验,因此,经济学大规模做实验的机会很少。但是,中国经济转轨相当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学试验。作为一位中国经济学人,能够亲临其境,每天面对大量涌现的经济学问题,“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为解决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而不懈努力。作为经济学人,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一代幸运的经济学人。

   强烈的使命感迫使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在经济学理论修养还不够丰满,经济学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掌握还不够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阵,上下求索,与时代共命运,同呼吸,胸怀经邦济世的志向,为中国经济的转轨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微博力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其成就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罕见。但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面临的任务和挑战仍旧是巨大的。今年我正好60岁,作为一个学者,不敢奢望退休。很多旧问题还没有想清楚,新问题又不断涌现,古人云,活到老,学到老,前面的学术探索之路永无止境。未来我希望自己继续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同行,一路探索,一路总结,为中国经济发展献计献策,也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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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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