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刚: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命感——我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同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8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2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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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  
1、非均衡理论与中国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1990年代中后期)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一直是我关心和研究的重点。1990年代中叶起,追求经济受益最大的微观经济组织再造,都必然导致原来处于隐形失业状态的劳动力大量被释放,成为显性失业人群。当失业问题在中国日益严峻时,我逐步把精力放在失业问题的理论和对策研究上。宏观经济非均衡模型主要研究三大非均衡:凯恩斯失业均衡;抑制性通货膨胀(即短缺经济)均衡和古典失业均衡。尽管三种非均衡状态的基本前提是固定价格假定,但是形成机制不一:古典失业是由价格机制僵化而导致的;凯恩斯失业由总需求普遍不足所导致;抑制性通货膨胀则是供给不足所引起,具体如科尔奈所描述的经济主体软预算约束所导致。但是,中国经济很难完全对应于这三种非均衡状态中的一种。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是一个失业经济,7亿5千万劳动力,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启动总需求扩张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但是,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完全替代的情况下,那么启动总需求也无助于经济水平的提高,资本短缺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同时,由于计划经济带来的制度扭曲,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十分严重,瓶颈产品到处存在。1995年正是由于总需求的过分扩张,经济增长动力重启,导致经济过热,引发两位数的高速通货膨胀。一般说来,一个存在大量失业的经济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通货膨胀的。面对中国宏观经济错综复杂的状态,非均衡理论经过适当修正可以很好用来描述和揭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根本问题,从而提出对策性建议。

   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原理是:第一,做对激励,做对价格信号;第二,大规模引进FDI(外国直接投资)和将高比例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第三,在不同阶段启动总需求中极为重要的消费需求(食品、轻工业产品、家用电器、汽车和住房);第四,融入全球化,出口导向推动经济增长。这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开始显性化,工人大规模下岗,农村劳动力进一步涌入城市,多元劳动力市场开始在中国形成,失业问题一时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如何分析当时失业的各种成因,形成促进就业的对策,需要我们很好地进行研究。1997年我完成《失业经济学》一书,与我的学生们一起合作完成《隐性失业论》和《中国就业制度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关于中国劳动就业问题的三部曲。同时,我也在《经济研究》等杂志发表很多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的文章。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1999年3月,复旦大学和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成立了 “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我担任了该中心的主任。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问题在中国宏观经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导致的人口结构改变,带来一系列新问题:2004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劳工短缺,工资迅速上升;家庭的低抚养率导致高储蓄,消费不足;旺盛的投资推动着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效率并不高;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老龄化加剧导致养老保险帐户不能平衡;等等。2000年前后,我将宏观经济研究转向消费、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动态有效等问题的讨论,以及对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体系的研究。2001年9月至2002年7月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一年,使我有机会将养老保险重要文献进行系统的研读。

   如果说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是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话,那么对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则是从人口结构、储蓄率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我的研究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出现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并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具体机制,那就是:未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必将通过利率或养老保障的代际转移总额来影响第一代人退休以后的消费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储蓄率,而中国未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由于内需和创新的不足,金融市场改革的滞后,中国居民的储蓄并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个人最优储蓄率也就偏离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律。人口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解决未来中国养老保险可持续的关键,而不是单纯将养老保险体系从现收现付制转向个人基金制就能够解决这个难题。2000年前后我的这些观点多次在《经济研究》和其他杂志上发表,2005年由我主编的 《养老保险经济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修订版在中信出版社再次出版。

  

   2、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和经济转型的研究(2000年代)

  

   在研究了失业和社会保障等宏观经济问题之后,我开始逐渐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及其对国民福利的影响。我发现,在繁荣的宏观经济运行的背后,存在着许多严峻的结构性矛盾,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机制上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果不通过进一步改革加以解决,会演变成经济发展中随时爆发的危机。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的成因可以由两个供给因素和一个需求因素来解释。

   首先,中国的人口红利和1990年代中后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造就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的比较优势。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和廉价的劳动成本吸引了大量FDI进入,使得中国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与国际资本和技术相结合,爆发出巨大的生产能力。FDI的流入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资本积累,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使得本国的企业通过“干中学”的方式迅速与国际前沿生产技术接轨,对中国经济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呈上升趋势。

   其次,在人口红利时期,由于家庭负担下降和家庭储蓄率上升,高额储蓄通过金融体系转化为投资资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长期维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原因。而开放带来的信息流入,使得中国可以迅速吸收国外技术,并结合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在有些领域甚至实现弯道超车。

   第三,从需求方面看,中国拥有13亿人口,7.5亿劳动力,在劳动生产率增长背景下的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市场容量是其他经济体所不可比的。在很多产业的发展上,可以迅速发挥规模效应,如家用电器、汽车、移动通信设备、房地产、互联网购物与支付等。伴随着中国快速工业化、全球化而发生的快速城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住房改革释放了居民的住房需求以及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内需的增长,带来中国工业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的转换。前面两点的因素是供给侧的,第三点是需求侧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供给侧改革需要与需求侧扩张相对应。

   供给与需求的有机配合使得中国经济在2001年后迎来了长达七年之久的高速增长。消费是总需求的重要部分,从理论上说,消费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注重消费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历程中,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阶段上,正是中国居民的消费增长打开了供给侧投资的空间。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许多改革措施从供给侧着手,为此后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在需求侧打开了居民消费增长的新空间。这些改革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改革;1998年的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清理和股份制改革以及中国坚定不移地加入WTO。

   这些改革的完成,使得中国经济再一次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分税制改革助推了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展开的区域竞争;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催生了民营企业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城市住房产权制度改革与交易为居民消费升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打开了新通道;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呆账坏账的清理,为后面金融机构的轻装上阵以及金融扩张做好了准备;最重要的是加入WTO之后,我们迎来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工业企业充分融入全球产业链,带来投资的大量增长和TFP的提高。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为我们带来了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此后外汇储备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重要的资产端来源,最高时外汇储备达到4万亿之巨,为日后的基础货币发行及其金融扩展打下结实的基础。外汇储备的增加,一方面体现了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力的大幅增强,导致人民币经历了长期和持续的升值。汽车和住房的消费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建设,使得中国产业从轻工业到重化工业的结构型转变。

   另外,随着2000年以后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户籍制度的松动,住房建设、土地拍卖、城市交通和环境改善在市场机制下产生良性的互动,既满足了人民对住房和环境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又通过土地拍卖筹集到城市建设的资金,由此构成住房建设、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的投资高潮。而住房、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又进一步引发对钢铁、水泥及其他建材等重化工的投资,形成中国此后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从需求看,2001-2008年经济增长的推动是汽车和住房的需求增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化工投资的增长,外贸出口的增长。从供给侧看,是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土地红利、赶超红利和结构红利等诸多红利的又一次充分释放。

   但是,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背后,潜在的矛盾也在悄然积聚,原来适应经济形势所制定的政策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也逐渐衍生出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经济体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和全球经济的非均衡运行。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由于全球产业链与全球分工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价格的差异导致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出口贸易迅速增加,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成为世界工厂,外需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此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逆差的巨额积累,而中国则是贸易顺差的巨额积累,形成可观的外汇储备。这其实是全球经济非均衡的表现,长期而言,是不可持续的。供求非平衡源于深刻的全球分配问题,全球化尽管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引致了地区的分化、国家的分化以及阶层的分化。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都只是在金融领域采用量化宽松的办法进行治理,这样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全球资产的泡沫、资产收入和劳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引发全球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危机。所以,当中国经济增长到一定规模时,内需必须上升,增长的需求动力必须要得到转换。

   第二,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房地产泡沫、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环境恶化等问题明显。分税制改革后,以地方房地产发展为基础的土地财政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激励和财源,是一种典型的发展型财政。1998年的房改尽管推动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充分发展,但地方财政改革与土地市场改革的滞后在短期却引发了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升,致使房地产发展泡沫化,在中国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中埋下潜在的隐患。此外,发展型财政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得地方其他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供给不足,环境和能源等问题被忽略,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持续,需要未来的城市化和市民化过程进一步解决。

第三,市场化改革滞后导致服务业效率低下以及要素配置扭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改革相对滞后。中国的服务业长期被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垄断,服务业效率较低,抑制了中国内需的增长。此外,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相对于产品市场相对更为落后。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扭曲严重降低了要素配置的效率。一方面,中国投融资体系将金融资源分配到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制造业过剩产能三个部分,导致房地产泡沫的高涨,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以及制造业产能过剩下的萎靡不振,金融体系无法真正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主导金融体系下的金融抑制和“政治优序融资”使得非国有企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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