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从历史的大视野看中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1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20: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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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导读:中国道路是过去我们所经历的,现在我们面临的,以及未来我们将要达到什么样的前景。我们正在进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89年,我们受到西方对我们的封锁,1998年遇到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今年2018年,我们又遇到了重大的外部挑战。遇到了美国当前发起对中国的贸易争端,中国没有走到美国所希望的道路上去,他们竞争不过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所以有危机感。 2018年是中国民族复兴之路上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的前进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障碍,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要经历种种考验。所以,今天我们讲中国道路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要理解最近的30年,一定要理解1949到1979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定要理解从1919到1949年,从五四运动到建国的历史。

   多年前在一个国际组织的会议上,会议主持者给我五分钟时间,要我讲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五分钟很难讲透,当时我心目中浮现的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我说中国何止是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几十年来,13亿以上的人口,几乎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其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内乱和暴动,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外移民和战争。从世界史的视角看,这就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


什么叫中国道路

  

   为什么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成功,而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世界上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国家不止中国,但40年来,中国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它的发展规模、速度、势头和成就,确实前无先例。中国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道路是怎么走出来的?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所谓延续性,首先是时间概念和历史概念,但又不仅是时间和历史。有的人喜欢说合法性,其实最重要的概念是正当性和延续性,延续性也是正当性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民族文明不能延续,也就谈不上发展。

   也有人说,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个案,没有普遍意义,不可复制,所以不能称为“模式”。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思想,所以称不上模式。似乎除了英美式的道路,就没有别的道路和模式。从世界历史看,其实有多条发展道路、多种模式。比如欧洲有德国的莱茵模式,有北欧模式即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政府为全民提供医疗、教育和社保服务;亚洲有四小龙模式等等。在法学领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两套法律。

   我一般不用中国模式的提法,但认为中国模式是说得通的。大学本科的经济学常有模型分析,模型就是model(模式)。说到中国道路,道路可以是英文“way”,即路径或方法,也可以是《道德经》谈的“道”。从道的层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清楚。

   分析西方理论,其实各种各样的理论首先都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研究的个案主要在英国,英国当时是“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各地都有领地,但作为个案,第一英国是一个岛国,第二它是千万人口级的国家,第三,英国持续高速发展的最初30年,那时国内工人阶级处于赤贫状态。

   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一般都是以对劳动者的压榨作为代价,当年还没有考虑环境问题。他们成功的秘密也不是简单的“城市化、工业化”,那是被美化的说法。英国当时是第一个完成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人口去了北美、澳洲、非洲建殖民地,征服南亚大陆。我们则是在1840年之后不断地丧权辱国,国势衰落,民不聊生,碰上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看不见的手,但实际上还有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同时作用,才有了斯密时代的英国。英国的世界市场是怎么开拓的?是以炮舰作为后盾野蛮侵夺,就是靠国家的力量,国家财政支持的海上武力来称霸世界。没有1929年、1933年的大衰退,就没有二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大战100年了,人们至今还在探讨: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有许多偶然的原因,以及背后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原因。可见实事求是地探究事物本原,不是那么容易的。

   西方人看这段历史,和我们不太一样。我有几位西方的朋友写了几本关于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书,如《中国人在想什么》、《当中国统治世界》、《当中国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其中明确提出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在西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位朋友写了《亚当·斯密在北京》,是我和他的一个学生翻译的。

   外国人对1840年之后中国百年衰落的看法,和我们很不一样。我们说,因为清廷腐败无能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英国人却在思考,为什么他们拿下了澳洲、北美、非洲和南亚,却没有拿下中国?当时法国跟着英国瓜分了非洲,在中国却碰了大钉子。

   《亚当·斯密在北京》也说到,世界几大古老文明都衰落了,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的文物,为什么中国这个文明,1840年后看来气息奄奄,为什么100年后又站起来了?结论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太厉害,所以拿不下来。这是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我们作为第五大文明,是从延续5000年的文明走出来的,100年算什么?那仅是历史的一瞬间。

   西方历史社会学的一个著名学者阿明说,一个5000年的文明,从1840年衰落到1949年就站起来,经过40年或70年就富起来,又强起来,这是世界奇迹。

  

中国道路形成理论体系方能体现正当性与合理性


   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1993年巴威尔来访,我去机场接他,坐的是一辆“面的”,那种车噪声很大,后面冒烟,门还关不严,路况很差。他坐在那样的车子里,却在从首都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感叹地说“狮子正在醒过来”。在他眼中,200年前拿破仑关于中国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改革之初,我们刚进大学,全班96个人只有我有一辆自行车。当时在南方的家庭刚有洗衣机和黑白电视机。于光远带队去匈牙利,回来给我们做报告说,到本世纪末,大部分家庭就会有冰箱、彩电、洗衣机。我们都说这是画饼充饥。可从这往后,中国几乎十年一大变。所以如何看中国,应该是当代最有意思的事情。

   总之,当我们考察的一个对象,它覆盖的空间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蕴含的普遍性就偏强。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十几亿人口。世界上除了中国和印度,一般大国也就几亿人。中国现在的富人数量应该等于日本总人口了。一些人总说中国经验只是一个例外,是偏离人类发展的主流。但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人在这个道路上走,还能说只是一个个案、一个例外吗?

   所有的普遍性都寓于个性之中。人的认识都来自经验,经验是归纳出来的。那么对中国经验的归纳,是不是可能不只是要解释中国,还要能对别人有所借鉴。当然,我们还在继续探索和不断完善,我们不打算强加给别人,但至少中国经验可以拿到世界上,和大家分享。

   我们讲中国道路、中国学派,不能只是做中国研究,最终要形成理论体系。你的概念和方法不但能解释自己,还能解释世界其他的地方。这样,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体现。

  

在国际比较中全面认识我们走过的道路


   从改革之初开始,我们就比较重视借鉴学习国外经验。比如1978年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后来访问美国。当时我们比较重视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改革的经验,曾经多次派团考察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当时我们还特别重视学习四小龙的经验。

   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原来是学社会学的,曾经做过多年社会调查,研究发展问题,包括贫困、就业等。延安、井冈山及贵州许多少数民族的山区我都跑过。为了做比较,1995年我去过印度最偏僻、最贫穷的克拉拉邦。有意思的是,那个邦一直是共产党执政。

   我们按照UNDP的人文发展指数,测量当地的发展质量。UNDP发展报告除GDP等指标外,还加了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这两个指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也是他们最先提出的。按照UNDP的模型,克拉拉邦并不是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他们的人均寿命和社会平等程度都很高。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是在我们之后才去的那里。

   用这个指标体系测量中国,虽然我们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发展质量已经达到了中等发展水平。而且克拉拉邦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做法都是从中国学来的。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1978年是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什么之前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我们的国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我们才有条件一心一意搞建设。

   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最核心的就是实事求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先是拨乱反正、抓纲治国。1978年开始了全国性的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当时思想争论非常激烈,在学校里甚至两个同学可以因不同观点打起来。有学哲学的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同意,那什么是实践的成果?一件事实践了5年没有成功,是不是就永远不会成功?坚持实事求是,哲学上没那么简单,实践上更难。

   马克思和列宁是我们的老师,但我们不是机械地照搬他们的现成结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比如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时才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则是反过来,恰恰是生产力不发展的条件下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俄国走的是城市革命的道路,我们则是从农村革命开始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改革开放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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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导刊》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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