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苏民: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

——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2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10: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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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苏民  
民族利益与君臣之义孰高?国家富强与礼乐教化孰先?宋儒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以尊王为春秋大义。程颐《春秋传》申说“王与天同大”及对“弑逆之人,辨之宜早”之旨,亦强调“以尊王为先”(73)。胡安国继承了这些思想,把《春秋》大义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原理联系起来。朱熹论《春秋》,自云“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74)。而王夫之则与以上诸儒相反,他坚定地认为,攘夷与尊王相比,攘夷是最重要的;国族与君位相比,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富强与儒家的礼乐教化相比,以维护民族利益为至上原则的富强价值观念应居首位。

   (一)论“不以一时君臣之义废古今夷夏之通义”

   与宋儒之所谓“《春秋》大义,以尊王为先”的观点不同,王夫之鲜明地提出了“不以一时君臣之义废古今夷夏之通义”的命题。他把“义”具体区分为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古今之通义三个层次,处理三者之关系的原则是:“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批评宋儒“执其一义以求伸,其义虽伸,而非万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严,而义愈病”(75)。

   王夫之认为,以“一人之正义”看,“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然而,倘若你所忠于的君主“非天下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即使所事者是为天下所共奉之君,也还有比君臣之义更高的民族大义,“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因此,对于不能保中夏、卫社稷的昏君,绝不应无条件服从,而应坚决反对,此所谓“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反之,如果对丧权辱国的昏君也无条件地服从,眼看国土沦陷而无所作为,则“一时之义伸,而古今之义屈矣”(76)。

   以“古今夷夏之通义”为标准,王夫之把“天下之罪人”亦分为三个类型:“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之所以说桑维翰是“万世之罪人”,就在于他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的极坏先例,由此导致“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效法桑维翰者接踵而来,“贻祸无穷,人胥为夷”(77)。

   (二)“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

   民族之大义高于君臣之义,即王夫之所说的“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从人的族类生存的自然权利出发,王夫之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自畛其类”:“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因此,“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78)。只有能“保其类者”才能“为之长”,只有能“卫其群者”才能“为之丘”(丘,丘赋,古代田赋制度,此处指向老百姓征税的权力——引注),是以君权“可继、可禅、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79)。

   王夫之以这一观点重新评说历史,发出了许多在道学家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惊世骇俗之论。《读通鉴论》载:“桓温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恶温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于是而中挠之情深于外御……呜呼!天下之大防,人禽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统,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况仅王导之与庾亮争权势而分水火哉!”(80)他认为,即使桓温北伐中原而成功,篡夺了东晋王朝的皇位,也比使华夏民族沦为游牧民族的奴隶要好;而腐儒们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反而以桓温“志存乎篡”来阻止其恢复中原,且后世儒者竟对此毫无异议,岂不可悲?

   王夫之借谴责东晋儒臣因桓温北伐遭枋头之败而幸灾乐祸,联想到岳飞被杀之事而发挥道:“秦桧之称臣纳赂而忘仇也,畏岳飞之胜而夺宋也。……飞而灭金,因以伐宋,其视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视皋亭潮落、碙门飓发、块肉无依者,又奚若也?……徒为疑忌,以沮丧成功,庸主具臣之为天下僇,晋、宋如合一辙,亦古今之通憾已!”(81)王夫之认为,即使岳飞灭金后夺了赵家的帝位,也比北宋的徽钦二宗被金人俘虏北去,蒙古铁骑追到崖山、陆秀夫背着南宋末代小皇帝跳海的结局要好。

   (三)论国家富强

   与胡安国所传《春秋》经旨相一致,朱熹亦强调:“制御夷狄,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82)而王夫之则认为,孔子作《春秋》的根本宗旨是“贵夏必先赵武,尊王授权桓文”(83),即只有像赵武灵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重视国家富强,才是真正的“贵夏”,亦才是真正的“尊王”。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入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晚明则是徐光启等人所实践的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为了使华夏民族免于“披发左衽”之祸,且须授权齐桓公、晋文公这样实力强大的诸侯,在晚明则是要信任而不是疑忌像熊廷弼、袁崇焕那样的爱国将领,以充分发挥其保卫国家的作用。

   为了“保其类”“卫其群”,王夫之设计了民族崛起、国家富强的美好愿景:在这个富强的国度内,“天地之产,聪明材勇,物力丰犀,势足资中区而给其卫”(84);在这个崛起的民族中,人民自由地从事其勤劳致富的经济活动,“治地者,有而富有;起功者,有而日新”(85);这个民族在世界上,“财足自亿、兵足自强、智足自名”(86)。他坚信,只要能够做到“不以天下私一人”、“不以一人疑天下”,“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必能“族类强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87),亦必能“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足以固其族而无忧!”(88)

   当然,王夫之也绝不否认“德业”“纪纲”对于国家富强的作用,但他强调,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突破儒家“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观念,真正实行法治。其《春秋世论》云:“或曰有治人无治法者,非也。治人之有,不敌贿人。……乃治人之不可待,而贿人相寻。三代以下之天下,所以相食而不厌也。民穷而激为盗贼,民困而息肩于夷狄,盗与夷乃安坐而食民,悲夫!故后世之末造,虽得清慎之相,刚正之吏,终不能禁天下之贿……得百治人不如一治法,谁谓其无治法哉!”(89)与顾炎武论“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黄宗羲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一样,王夫之《春秋》学所提出并阐发的“得百治人不如一治法”的命题,乃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在政治哲学方面最具有现代性的思想成果。

   ①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2页。

   ②宋高宗:《文宣王赞》,载《全宋文》第20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③宋高宗:《孟子赞》,载《全宋文》第205册,第167页。

   ④宋高宗:《赐秘书省手诏》,载《全宋文》第204册,第80~81页。

   ⑤宋高宗:《秦桧画像赞》,载《全宋文》第205册,第168页。

   ⑥程颐:《春秋传》,载《二程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86页。

   ⑦胡寅:《先公行状》,载《崇正辩·斐然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50页。

   ⑧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褒赠伊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9页。

   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页。

   ⑩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771页。

   (11)《宋元学案》卷四十四《赵张诸儒学案(全祖望补本)》,其补充说明云:“魏公曾用陈公辅得谤,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学,与丰公有异同,未必然也。陈公良翰、芮公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黄宗羲全集》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20页。

   (12)胡寅:《先公行状》,载《崇正辩·斐然集》(下),第553页。

   (1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857、1774页。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927、2379、2856页。

   (1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六,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51页。

   (1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五,第1650页。

   (17)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0~251页。

   (18)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载《宋史研究集》第3辑,台湾,编译馆,1966年,第116页。

   (19)姚瀛艇等:《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20)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6~518页。

   (21)王夫之:《船山诗文拾遗》,载《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921页。

   (22)王夫之:《春秋家说·叙》卷上,载《船山全书》第5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06页。

   (23)王夫之:《春秋家说·叙》卷上,载《船山全书》第5册,第106页。

   (24)王夫之:《春秋家说·叙》卷上,载《船山全书》第5册,第106页。

   (25)王夫之:《春秋家说》卷上,载《船山全书》第5册,第147~148页。

   (26)王夫之:《春秋家说》卷上,载《船山全书》第5册,第147~148页。

   (27)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载《宋史研究集》第3辑,第116页。

   (2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八,第3155页。

   (29)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34~236页。

   (30)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4~236页。

   (31)如卷二“卫州吁弑其君完”条、“翚帅师”条,卷三“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条,卷七“庆父帅师伐于余丘”条,卷九“公子庆父如齐”条,卷十“公子庆父出奔莒”条、“郑弃其师”条,卷十六“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条,卷二十一“作三军”条,卷二十七“公会晋师于瓦”条等等。参见胡安国《胡氏春秋传》,钱伟彊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32)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4~236页。

   (33)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5页。

   (34)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5~236页。

   (35)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6页。

   (36)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6页。

   (3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八,第3162页。

   (3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载《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668页。

   (3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669页。

   (4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668页。

   (41)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第143页。

(4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1136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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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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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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