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苏民: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

——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5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10: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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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苏民  
而奖秦桧为管仲,以长其杀岳飞解韩刘之忮心也。职有繇矣”(25)。

   王夫之还进一步指出赵普之余智、胡安国之《春秋》学不仅导致了大宋的灭亡,明朝统治者“习用其误”,遂亦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其说云:“古之受钺者曰:‘阃以外,将军制之。’当其有事,天之下,地之上,无弗行也;当其无事,而兵习于吏,吏习于帅,威信之行久矣。不将其将,独操其兵,宴居深宫者遥执其敛纵,高谈簿书者分持其短长,挟疑以使,临敌而易之,如稚子之握饴,蚁附其上,而不任人以殴之,何其惫也!宋祸已极,而溢于谭经者之师说,流及昭代,习用其误,总戎尸其名,督抚操其实,中枢捉其肘,阁票扼其咽,科参夺其胆;白面之赞画,游吻之参谋,且足以制大将死生之命,而天下已拱手而授之人,悲夫!故善说《春秋》者,废胡氏之言兵,未为不知治也”(26)。在这段话中,王夫之对为什么“阃以外,将军制之”的军政原理阐述得十分明晰而充分,对宋明两朝以“胡氏之言兵”来制御军队的手段及其祸害也说得十分具体而生动,把道学家为帝王设计的“制大将死生之命”的手段揭露得淋漓尽致,使人切实感受到宋明帝王和道学家心理之阴暗、手段之机诈。牟润孙说王夫之“盖痛心于熊廷弼袁崇焕之被杀,遂致讥于文定”(27),是切合实际的;而他以《春秋胡氏传》源自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程颐《春秋传》为理由来为胡安国辩护,恰恰说明了宋代道学主流的共同本质。

  

二、《宋论》论胡安国与秦桧“以志合相奖,非知人之明不至”

  

   时下宋史研究者论及胡安国与秦桧的关系,大都沿袭朱熹的“知人不明”说。据《朱子语类》载,秦桧至,“胡康侯初甚喜之,于家问中云:‘秦会之归自虏中,若得执政,必大可观。’康侯全不见得后来事,亦是知人不明”(28)。而王夫之的看法则相反,《胡安国与秦桧同情》一文专门批评朱熹这一观点:“上有不能言之隐,下有不能变之习,贤者且奉之以为道之纲,奸人遂乘之以售其忮害之术。迨乎害之已著,且莫知弊之所自,而但曰:‘知人其难!’故贤为奸惑,而庸主具臣勿论也。夫岂然哉?”(29)

   王夫之认为《春秋胡氏传》最大的失误,是“兵权不可假人”说:“尝读胡氏《春秋传》而有憾焉。是书也,著攘夷尊周之大义,入告高宗,出传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耻,起建炎之衰,诚当时之龟鉴矣。顾抑思之,夷不攘,则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诺趋伏之能尊;夷之攘,非一身两臂之可攘。师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而胡氏之说经也,于公子翚之伐郑,公子庆父之伐于余邱,两发‘兵权不可假人’之说”(30)。《春秋胡氏传》又何止是“两发‘兵权不可假人’之说”,起码有十次(31)。王夫之认为,胡安国以说经为名向宋高宗反复申说的“兵权不可假人”说,其实并非真正的圣人之道。他说:“考古验今,人君驭将之道,夫岂然哉?前之胤侯之于夏,方叔、召虎、南仲之于周;后之周亚夫、赵充国之于汉,郭子仪、李光弼之于唐;抑岂履霜弗戒,而必于‘今将’也乎?”那么,又如何理解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王夫之解释说:“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谓也。故《易》曰:‘在师中,王三锡命。’锡命者王,在师中者‘长子’。在其中,任其事。而以疑忌置之三军之外,恩不浃,威不伸,乍然使之,俄然夺之,为‘弟子’而已。弟子者,卑而无权之谓也。将而无权,舆尸之凶,未有免焉者也。唯胡氏之言如此,故与秦桧贤奸迥异,而以志合相奖。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执以为道者非也。”(32)

   胡安国所执之道既然不是古代的圣人之道,那又是什么呢?王夫之指出,是“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的统治术;而所谓胡安国说经的“专家之说”,不过是给宋之君臣上下——所谓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长久奉行的这一统治术罩上了儒家经学的神圣光环而已:“石守信、高怀德之解兵也,曹翰之不使取幽州也,王德用、狄青之屡蒙按劾也,皆畜菹醢之心,而不惜长城之坏。天子含为隐虑,文臣守为朝章。胡氏沿染余风,沁入心肾,得一秦桧而喜其有同情焉”(33)。正是宋朝君臣的这一统治术,构成了胡安国与秦桧相知相契、“以志合相奖”的思想基础。

   王夫之更以历史事实来证明胡安国对秦桧不是“知人不明”,而是因为秦桧的主张“与胡氏春秋之旨相符”,是他们二人“促膝密谈,深相契合”的结果:“桧之自虏归也,自谓有两言可以耸动天下。两言者:以河北人归女直,河南人归刘豫也。……然而胡氏以管仲、荀彧期之,高宗终委国而听之,虽不知人,宁至于是!”(34)秦桧初相时与胡安国为宋高宗谋划了一个“枝弱者干自强”的长远之计,却不知此时高宗由于不久前经历了杭州守将苗傅和刘正彦发动的兵变(“苗、刘之难”),正在惊魂未定之时。这次兵变使高宗深知,其直接掌控的宿卫之旅根本就不是杭州守军的对手;若非韩世忠率部勤王,他就不可能恢复帝位。此时若实行秦桧和胡安国的主张,通过将诸帅军中的河南河北部曲遣回原籍来削减其兵权,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且当时“韩、岳之勋名尚浅”,并未对皇权构成威胁。秦桧竟然将他和胡安国的这一“未可即喻之高宗”的密谋直接提了出来,这才导致绍兴二年(1132)二人的先后去职。可是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再相时的情况却不同了:“已而群盗平矣,诸帅之军益振矣,屡挫女直之功日奏矣。三军之归向已深,万姓之凭依已审……高宗之忌之也始甚。桧抑术愈工,志愈惨,以为驱之北而不可者,无如杀之罢之,权乃尽削而事易成。……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35)。这段论述点明了宋高宗和秦桧解除诸将兵权的政治实践,正是《春秋胡氏传》所反复致意的“兵权不可假人”之说的具体落实。

   王夫之虽然驳斥了朱熹的“知人不明”说,但还是给胡安国留足了面子,即承认胡安国与秦桧“贤奸迥异”,前者是君子,后者是小人;且感叹道:“呜呼!亦孰知桧之别有肺肠,睥睨宗社,使不死,乌可制哉?”(36)但这是后话了,至少在践行“兵权不可假人”这一点上,所谓“君子”与“小人”是志同道合的,而非君子知人不明。《朱子语类》云:“秦太师死,高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为逆。”(37)王夫之说秦桧图谋篡弑,大概就是依据这条史料,但这是一条不见于其他史书记载的孤证。与此孤证完全相反的,则是宋高宗极有威权,而秦桧则处处避嫌、如履薄冰的大量证据,兹不赘述。

  

三、《读通鉴论》论胡安国《春秋》学为秦桧之嚆矢


   《读通鉴论》以《春秋》经旨来评说从秦朝到五代的历史,揭露胡安国《春秋》学讲的“防制权臣之道”反映的是宋朝帝王和士大夫集团的私利,以历史事实对胡安国、胡寅父子赞扬桑维翰而贬斥景延广的观点作了有力驳斥,并将五代史与宋史的类似史实相联系,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价值观作了深刻解析和批判。

   (一)论“五经之文无防制权臣之道”,批评胡安国《春秋》学为“宋人之私”

   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以丰富的经学知识和历史知识,进一步揭露胡安国《春秋》学出于“宋人之私”而“非圣人之旨”,并论及其对于宋高宗诛杀岳飞的作用。《读通鉴论》卷十七云:“权臣,国之蠹也,而非天下之害也,小则擅而大则篡,圣人岂不虑焉,而五经之文无防制权臣之道。胡氏传《春秋》,始惴惴然制之如槛虎,宋人猜忌之习,卒以自弱,而授天下于异族。使孔子之意而然也,则为司寇摄相事之日,必以诛三桓为亟,而何恶乎陪臣执国命?何忧乎庶人之议也?故知胡氏之传春秋,宋人之私,非圣人之旨也。”(38)

   既然五经无防制权臣之道,那么,又如何看待“生民之生死”与“一姓之兴亡”呢?王夫之说:“以在下之义而言之,则寇贼之扰为小,而篡弑之逆为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则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明王……未尝斤斤然畏专擅以削将相之权。……鲁之末造,三桓之子孙既弱,阳虎、公山不狃狂兴,而鲁国多盗,孔子伤之矣!徒以抑强臣为春秋之大法乎?故以知胡氏之说,宋人之陋习也。”(39)王夫之认为,孔子是把“生民之生死”放在首位的,所以绝不会“以抑强臣为春秋之大法”,绝不会教君王“斤斤然畏专擅以削将相之权”,是胡安国以“宋人之陋习”歪曲了《春秋》大义。

   至于说“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矣”(40),也是事实。但准确地说,先入于赵构之心的,是宋朝士大夫用以辅佐帝王的政治文化,如以时间先后论,先有赵普杯酒释兵权的献策,后有孙复、程颐的防制权臣论,且已在政治实践中成为“朝章”;而《春秋胡氏传》对于赵构之所以重要,不仅在其反复提醒赵构勿忘旧章,而且还为他提供了“亟称桑维翰之功”的合法性依据和可资效法的历史经验。

   (二)批评胡安国传《春秋》“亟称桑维翰之功”、胡寅称桑维翰“亦足为贤”

   胡安国称桑维翰之功,见《春秋胡氏传》卷十“郑弃其师”条:“人君擅一国之名宠,杀生予夺,惟我所制尔。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诛之可也……乌有假以兵权,委诸境上……二三执政……不能进谋于君,协志同力,黜逐小人……是谓‘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晋出帝时,景延广专权,诸藩擅命,及桑维翰为相,出延广于外,一制书所敕者,十有五镇,无敢不从者。以五季之末,维翰能之,而郑国二三执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为?”(41)这段话不仅通过阐述《春秋》大义来肯定桑维翰夺景延广兵权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且以此向高宗献策,要他重用当今的“桑维翰”作为“股肱心膂”来对付像景延广这样的武将。

   桑维翰是什么人?即建议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称儿皇帝的人。王夫之说:“敬瑭之窃位号也,与张邦昌,刘豫也正等……宋人奖之以绍正统,无惑乎秦桧之称臣构而不怍也。”(42)景延广是反对向契丹称臣的武将。桑维翰罢免了景延广,使其最后被契丹国主所杀害。对此,王夫之专门写了《桑维翰请事契丹为万世罪人》,与胡安国针锋相对,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胡文定传《春秋》,而亟称其功,殆为秦桧之嚆矢欤!”(43)宋儒称桑维翰之功,由来已久,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九就有“灭唐而兴晋,维翰之力也”之说。肯定桑维翰的“兴晋之功”,正如念念不忘提醒君王“兵权不可假人”一样,也是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但胡安国侧重肯定的是桑维翰夺景延广之兵权,这对宋高宗和秦桧是有现实意义的,所以王夫之才称之“为秦桧之嚆矢”。

   胡安国之子胡寅以其父所传《春秋》经旨来评说历史,著《致堂读史管见》,称桑维翰“志在兴晋而不为身谋,亦足为贤”(44)。对于这种颠倒的价值观,王夫之专门写了《维翰贪可贱不足贵之宰相》来加以驳斥,揭露桑维翰是一个为了功名富贵连民族利益都敢出卖的无耻小人。他说:“桑维翰一节度使之掌书记耳,其去公辅之崇既悬绝矣,必不可得,而倒行逆施者无所不至,力劝石敬瑭割地称臣,受契丹之册命。迫故主以焚死,斗遗民使暴骨,导胡骑打草谷,城野为墟,收被杀之遗骸至二十余万,皆维翰一念之恶,而滔天至此,无他,求为相而已。”(45)对于桑维翰这种卑劣行径,刘知远、杜重威、景延广皆交诋其非,后世有识者推原祸始亦怀余怒,可是胡寅竟褒奖其为“不为身谋”的贤者,如此立义,岂非颠倒黑白?

   (三)批判胡安国称“兴晋者桑维翰,亡晋者景延广”

石敬瑭死后,景延广执掌朝政,改变向契丹称臣的政策。欧阳修《五代史》遂把后晋灭亡归罪于景延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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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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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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