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以“新需求管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 次 更新时间:2018-12-29 12: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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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 (进入专栏)  

  

   摘 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由短缺经济进入相对过剩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根本挑战,其主要原因在于潜在的公共消费与公共投资需求,在市场机制下被抑制,而私人消费,由于贫富差距巨大,未能得到充分的释放,出口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潜在需求,未能得到充分释放而被压低。

   本文提出私人投资、公共投资、私人消费、公共消费、出口与全球潜在需求“六驾马车”的新的社会总需求框架。为了突破中国经济增长有效需求不足的天花板,需要推进“新需求管理”,它不同于经济刺激政策,而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挖掘潜在的需求,以创造比自由市场机制更持续的增长机制。

  

一、 中国经济发展根本挑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由紧缺阶段进入了相对丰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三个相关联的供需矛盾:第一,是供给效率不高,第二是有效供给不足,第三是有效需求不足。就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个方面,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问题,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问题。[1]这三个矛盾中有效需求不足是总量方面的矛盾,有效供给不足与供给效率是结构方面的矛盾。

   对于供给效率不高的问题,有人主张通过降税、降费、减权等措施来降低企业成本,通过放松管制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些政策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期看效果却会递减。

   由于广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不拓展市场空间,这种政策调整能起的作用实际上相当有限。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对于2014-2016年降成本情况的调查,主要是原材料、用能用地、人工以及物流这些刚性成本上涨较快,能够进行制度调整的空间相当有限,例如“纳税总额占企业综合成本负担的比重”均值为5.42%。[2]与此同时,降成本过程是不同部门的收益重新分配,上游企业提供资源、提供资金的收益,包括政府税收,职工的基本福利,都会受到影响。

   对于放宽市场准入的政策,经过四十年的市场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余下的领域恰恰是不应彻底市场化,体现社会主义优势的领域。例如有人主张要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就是指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彻底市场化,就如同卡尔·波拉尼指出的劳动力、土地等这些所谓的生产要素是“虚构商品”,劳动者是有尊严的,而不是生而为商品,土地是“细分的自然”。[3]此外,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的城镇土地国有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中国市场经济得以嵌入而不是脱嵌于社会主义的共同体重要基础。一旦实行对这些所谓生产要素实行彻底市场化的“乌托邦”,将摧毁社会共同体。有人主张在民生领域进一步推进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把养老、医疗、教育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不亚于给人民带来新的“三座大山”。

   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是由于市场潜在的需求没有得到有效供给,主要是通过创新驱动与结构性调整,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价值链分工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业态与新动能蓬勃兴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热点。我们看到,更有效的供给改革恰恰是因为激发了潜在需求,扩大了有效需求。但创新驱动与结构性调整也会遇到有效需求不足的瓶颈,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一个个新的产品出来,市场空间马上又被填补,同时,供给形式变革促进了供给效率的提升,还会造成进一步的生产能力过剩。

   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更根本的挑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指社会有购买意愿与购买能力的总需求,低于社会总供给。在1920年代就出现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不足的概念,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对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有效需求不足概念处于凯恩斯经济学革命的核心。在供给学派看来,并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因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的简单表达),储蓄被认为是对未来消费的节约。凯恩斯指出,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需求总会等于供给的“平行线公理”。因为社会总需求可以分别为投资与消费(这里是指封闭条件下的经济体),由于边际消费倾向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资本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与流动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使得投资与消费之间无法自发协调,也就是说,储蓄并不能自发转化为投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体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或者与之等价的概念就业不充分)的问题,这都需要通过政府投资推动来弥补缺口,避免经济陷入萧条。[4]

   所谓的“凯恩斯革命”虽然饱受西方古典经济学卫道士的攻击,但其实是相当温和的,凯恩斯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分析去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如同他自己反复申明的,除了与古典经济学有微小的不同之外,他在绝大多数领域是保守的。

   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没有触及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等更根本性的因素,而是将社会结构、技术水平等都作为给定的因素。要真正理解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需要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所做的那样,将思想的解剖刀深入到流通领域、生产领域、分配领域中去。

   根本而言,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不平衡的分配方式所决定。随着生产率越来越高,需求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所以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或者说生产过剩。我们可以从社会总需求的消费、投资、出口三个部分来加以分析:

   第一,资本所得远超劳动所得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由于分配机制的不平衡,资本所得远超过劳动所得,财富向资本的所有者集中。皮凯蒂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历史长河中全球资本纯收益率(一般是4%-5%)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长率,在二十世纪二者的差距缩小,二十一世纪又再度扩大。[5]社会就会出现“丰裕中的贫困”现象,一方面是社会的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贫困人口处于匮乏阶段。我国也出现了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过大的问题。

   就连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也说“相当大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但不平等的程度应该比目前存在的差距为小”[6],当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方面,也许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经济增长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由于富人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财富差距降低了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使得全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

   第二,资本回报率下降导致有效投资需求不足。资本无限积累特性会导致资本回报率下滑。亚当·斯密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增加,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资本的竞争加剧,资本产生的利润必然减少。[7]马克思将平均利润率下降作为资本主义的一条基本规律。[8]

   由于衡量的方法与使用的数据不同,学者很难在实证上对此达成一致,但是确实有大量的经验研究支持资本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根据布伦纳计算G7的净利润率从1950-1970的26.2%,下降到1970-1993的15.7%。[9] 2001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处于战后最低水平。[10]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也出现了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下降的问题。刘仁和等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从2008年的9.82%,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3.02%。[11]有关机构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到2014年已经低于融资成本比率,2016年后才略有回升。2016年底,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为4.2%,仍然低于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12]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近年来中国投资增长缓慢,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脱实向虚压力。

   第三,不平衡的全球化抑制了全球贸易增长,导致出口需求不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中,来开拓全球市场,以解决本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找到摆脱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出路。发达国家推动本国的产业向更高附加值转型,擢取高额利润,并将中低端产业转移到海外,将国内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转换成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价值链剥夺关系,这构成了全球资本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关系。[13]由于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持续地、内生地发展,就会造成这些国家潜在的巨大需求没能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

   当然,有效需求不足与产能相对过剩是对应的概念,分别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说的。如何让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恢复到供给需求均衡状态,这取决于对于均衡状态的不同理解,一种方式是通过削减供给的方式来实现消极平衡,这种路径很容易会导致经济增长进入不景气循环。生产收缩,导致社会总收入的减少,并引发投资、消费收缩,从而使得在收缩水平下的过剩得以出清。

   另一种方式是聚焦于提升有效需求,实现积极平衡,则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进入景气循环。需求的扩张使得供给在更高水平下出清,并带来更高的社会总收入,从而导致更高水平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两种不同均衡会导致不同的经济竞争图景,就如同凯恩斯说的,前一种竞争只有表现优异的企业才能生存,而后一种竞争中,普通水平的企业都可以得到良好发展。

  

二、需求侧的“六驾马车”与新需求管理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社会总需求不外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增加一个私人与公共的分类维度。这样,“三驾马车”就成为“六驾马车”:公共投资、公共消费、全球潜在要求,企业投资,私人消费以及出口。(见表1)这里的公共与私人的分类维度,不是从需求的部门进行分类,而是从潜在需求实现的机制进行划分,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不等价于而是包含了政府购买,是指通过公共机制主导的投资与消费。

           表1 需求侧“六驾马车”

  

   在新的分类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潜在需求尚未得到有效供给,可以挖掘并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从而支撑中长期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公共投资需求空间,包括基础设施的升级,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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